牛人牛事(连载十七)

来源:原创 作者:林嗣丰 时间:2017-02-23 点击:

去码头去商店
 
      1967年伊始,上海暴发了“一月风暴”,学当年的巴黎公社,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昔日的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进入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学校里工宣队进校,组成了由解放了的老领导、工宣队师傅和革命学生“三结合”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我被结合进革委会,根据我的特长,当了宣传部的副部长。说是副部长实际就是个广播站管理员,那个阶段我就住在学校广播站里。广播站设在原先的实验室,每天早晨远处外滩海关钟楼的东方红乐声传来,我就把广播打开,向四周传播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


 
      那时我们已经对这个运动有了厌倦的心理,尤其有一次随工人造反队去人家抄家,更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那次抄家的对象正是班长的家。看到我以前敬重的班长被迫与一个长得十分难看的小头头拉近乎,我心里的厌恶感直往上返。再看学校内,虽然革委会已经成立,但派系斗争依然严重,随时都可能发生武斗。我们红反会中的那些低年级学生用桌椅将通往三楼的楼梯封锁了起来,防范对方一派随时可能前来的进攻,双方剑拔弩张,武斗一触即发。
 
      这些都不是我所喜欢的,想方设法要找地方去躲避一下,于是我们就联系去港口码头劳动。我是随高中的同学去的,到上港三区当装卸工。时值夏季,上的是夜班,劳动强度比较大。我们和码头工人一样,下到船舱里面,把货一件件的搬到网兜里,由吊车吊到陆上装车或入库。夏天的晚上虽然有风,但船舱里仍旧很闷热,汗出得很多,但我们干得十分高兴。
 
      在码头劳动最高兴的是喝营养汤。也许是劳动辛苦,也许是物质的贫乏,清汤寡水的营养汤喝到嘴里,感到十分的鲜美。还有就是解暑的盐汽水,装在保温桶里的,想喝就可以自己去倒。还因为摆脱了政治的纷扰,身心格外的愉悦。
 
      有时上白班,休息时我们一边吹着江上的凉风,一边看黄浦江上来往的船只,比试相互的眼力。高三有位同学是色盲,分不清红绿。有一次,黄浦江上驶过一只小舢板,舢板船尾挂了一棵卷心菜,大家就问他那是什么,他看了看自信地说:“一块肉嘛!”引得大家一阵大笑。劳动的辛苦就在这样的笑声中愉快地消逝了。应该说,这样的劳动让我们再次接触了社会,知道了工人的不易,生活的不易,更迫切的想脱离当时让人压抑的社会环境。

昔日繁忙的港口码头现在成了人们休闲的好去处,高大的吊车、行车依旧挺立在黄浦江边,江上依旧船来船往。
 
      后来我们还去过农村,但此时的农村劳动已经与“文革”前变了味,大家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那份积极性。而农民看到我们手臂上戴着的红袖章,也没了当年的那份热情。这次农村劳动,匆匆的下去,又匆匆的回到了城里。
 
      期间,我们也到过铁路南站(澎浦车站)做搬运工,附近有一个坟场,我们看到过工人们清理骨殖的情景,得知了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一份职业。我们也去过位于国际饭店旁的体育大厦,去过已经瘫痪的上海公安学校,在那里帮忙做事,但都是很短暂的。

澎浦车站原址上还停着一辆火车,当年这里送走了多少知青奔赴各地农村,上山下乡。
  
      有一段时间我还喜欢上了木刻,买来成套的木刻工具,在三合板上刻主席的画像,刻完后用油墨拓在纸上,贴到墙壁上。也曾将这种版画画在家门口的墙上,写上相关的标语。后来我们去黑龙江兵团时带的那幅毛主席的画像就是我画了图像,再由大家你一针我一线的绣出来,缀在红布上,装入镜框的。
 
      我又去了阿爸的商店。阿爸就业的第一五金商店在浙江路和北京东路的拐角上,店面朝着浙江路。隔着浙江路就是食堂,不远的北京路上还有一个店面。商店的后面是一条窄窄的小弄堂,通向北京东路。商店有二层,一楼前面是店面,后面是阿爸他们办公的地方,二楼则是财务的办公室。文革开始后,阿爸商店的领导已经靠了边,阿爸被大家推选负责商店的经营。我去他们商店主要是帮他们刻刻蜡纸,没有事情的时候也去站站柜台,因此知道了搬手原来还有专门对付内六角镙帽的那种,细细的,成直角,十分精致。
 
      在阿爸商店劳动的日子里,有两件事一直不能忘怀。第一件事是做像章。那时人人胸前都佩戴金光闪闪的像章的,但做像章我还是第一次,所以十分新鲜。说是做,其实只是上色,就是用装满颜料的针筒往已经铸好的模坯上注,注满颜料后再放到烤箱里去烤。等到颜料烤干,像章也就做好了,装上别针就可以佩戴了。制作的过程是很有趣的,也不难,但大量制作用去了许多的铝合金,难怪主席要说“还我飞机”了。


 
      第二件事情给我的刺激就非常大了,那就是商店里的批斗会。批斗会就在商店对面食堂二楼上,每次批斗,原来的商店领导是必须站到台上的,无论批斗谁,他们必须到场陪斗。那天批斗的人是因为什么罪名我不知道,只看到他一上台,下面的人就高叫:“把帽子脱了!把帽子脱了!”原本大热天的他戴着帽子我就感到奇怪,现在大家高呼让他脱帽子,我就更感到奇怪了。等到他无奈的把帽子脱下我才明白,原来他是个秃子!大家是为了出他的丑才这样高呼的。光秃秃的脑袋在灯光下愈发显得古怪,让他更加的难堪,也让我更加的难以释怀--我原本是为了逃脱学校的无聊而来,不想又进入了另一个无聊,人的尊严在这时已经一文不值了!我后来才悟出,可能就是这样的场面给了阿爸巨大的刺激,以致他后来采取了本不应采取的决绝方式,要让河水来冲却泼在他身上的污水!


 
      在阿爸商店里大概呆了有一个月,虽然也有一些看着心中不快的事,但我从来没有想到挨批斗的事会落到他身上。因为我在商店里听到最亲切的声音,就是大家都称阿爸为“老师兄”,又称他为“铁算盘”,这是因为他的资格最老,而且算盘打得了得,从来不出差错,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这么一位受尊重的人怎么会在后来也要遭到那个被强迫脱帽人一样的待遇,最后要被逼得走上绝路,我百思不得理解。
 
      从阿爸商店回来,我又回到了学校,那已经是1968年的夏天了,我们即将北去边陲“屯垦戍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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