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干校六记》到《干校札记》
来源: 邢小群 作者: 邢小群 时间:2017-01-05 点击:
今年5月25日，作家杨绛以104岁高龄与世长辞。她的散文《干校六记》再度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五七干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页伤心史。1980年中共通过了否定文革的决议，次年杨绛的《干校六记》面世。此书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采取“哀而不怨”的笔调，回顾干校生活的六个片段。这样述说，是代表了更高的美学境界，还是一种聪明的文化选择？争议从杨绛生前一直持续到生后。
有意思的是，就在杨绛驾鹤西去之前，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名字相近的书：《干校札记》，讲述的是同一所干校的故事。作者徐方和杨绛不是一代人，今年62岁，当时随母亲张纯音来到这所干校，是一个15岁的小女孩。这本书与《干校六记》互为补充，可以让人感受到干校生活的更多侧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本是“藏龙卧虎”之地。人们用“学部一条虫，社会一条龙”形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文学所的钱钟书、何其芳，语言所的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经济所的骆耕漠、巫宝三、顾准。然而，文革中他们从北京下放到位于河南息县农村的五七干校后，不但由龙变成了虫，甚至还不如泥淖里的一条虫。在徐方笔下，语言所卖饭票的吕叔湘，文学所斜挎大帆布包天天取邮件的钱锺书，喂猪喂出了境界的何其芳，搓麻绳的俞平伯，仅仅点到为止，重点是她熟悉的几位名贤：
陆志韦，司徒雷登之后的燕京大学校长。他曾说：“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他严词拒绝去台湾。愿把燕京大学——这座具有国际声望的学校，交给新政府。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北京，他是与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同到机场迎接的著名人士。他没想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他到了学部语言所后，一事无成。下干校时已经76岁，昏倒在养猪场，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才被送回北京，不久便黯然辞世。
关淑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夫人。她毕业后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原来学计量经济学，熟知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回国后在计划经济体系中用不上了。关淑庄在哈佛读书时，因为学习成绩特别优秀，打破哈佛经济系多年纪录，被授予金钥匙奖。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霍利斯.钱纳里到经济所访问，见到关淑庄。翻译过来帮忙，钱纳里笑说：“我跟她之间还需要翻译吗？”原来，他和关淑庄是同班同学。
孙世铮，与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就认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同住一室。杨振宁因与岳父杜聿铭的关系不能回国。孙世铮回国到了经济所，领导认为他学的计量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让他彻底忘掉，从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此他业务荒废。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后，有美国人问他：“中国得过多少年才能出一个你这样的奇才？”杨振宁说:“你错了，中国人聪明得很，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想至少得有一千个吧！” 这让我想到李政道的老师束星北。一个留学英美天才的物理学家，肃反时打成“历史反革命”，反右时又打成大右派。晚年改正后一张纸计算出洲际导弹头回仓的时间数据。钱学森说，束星北计算出来的，那就没有问题，不用做实验了。束星北离世前曾嘱托将他的遗体留给青岛医学院解剖。他说自己70多岁的头脑如同二三十岁一样灵敏，可提供医学研究。他病故时，遗体被医院遗忘在一边，没人理喻他的鞠躬尽瘁，半年之后，尸体已经腐烂，被草率埋于医学院操场之下。
学部的那些硕学鸿儒，被徐方还原为活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仅有带光环的一面，也有常人的侧面。作者不受浓烈的政治概念趋使，也不受精英文化标签束缚。我们看到，陈瑞铭义不容辞帮张纯音割麦子；张纯音不避嫌疑对顾准等人帮助和关照；所谓“五一六分子”，被迫咬起别人，睁眼瞎说，当面对质，滔滔不绝；有人真诚忏悔，声泪俱下；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拼尽一年多血汗盖起的土坯房，一个迁移令下来，全部丢弃，被当地农民哄抢而光。
顾准的思想家地位已得到举世公认。顾准最佩服的巫宝三知道的人却不多。巫宝三是哈佛经济学博士，师从柏拉克、熊彼德等，知识渊博，学贯中西。1957年差点当了右派，从此不谈经济思想。顾准知道他一直跟踪世界经济学的演变，并从他这里了解到西方前沿的经济学著作。
顾准被打成右派以后，儿女们将他视为恶人，拒绝来往。张纯音和顾准是经济所同事，她对顾准说：“我的教育比你成功，因为我从来不对孩子讲假话。自从咪咪（徐方乳名）懂事后，我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真实看法讲给她听。从镇压反革命到公私合营，从‘反右’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直至‘文化革命’。我不仅把她当孩子，还当作好朋友；而你过去只跟夫人讲真心话。在儿女面前，两人却统一口径，一律正面教育。让他们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他们看到你多年来为党所不容，视为异已，怎能接受这个现实？又怎能不背离你而去？恕我直言，你跟几个孩子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顾准听了，陷入沉思，竟无言以对。
我的父亲，是电影《平原游击队》的作者，文革中被打成中统特务，因为他的原名与监狱中服刑的一个国民党人同名。其实，我们也不清楚他的历史，他也没有张纯音的觉悟。即便如此，我们家姊妹兄弟，没有一个表示要和他划清界线，都尽力保护他的安危。因为，我们从他言行中看不出“反动”，我们相信他的政治立场和品质；感性的认知让我们觉得那么多五花八门的帽子带在熟悉的长辈头上有多么滑稽！顾准因为1950年代就挨整，两次被打成右派，对孩子的教育确实如履薄冰。但我仍在想，文革后期，一些长辈的解释和劝说，父亲为见到他们又违心地签字认错，他们为何仍拒不相见，是什么成见能抵得住这骨肉的亲情呢？深入掘进，或许还有某些特殊的原因。
顾准病重时想和子女见面而不得，是徐方给他写来一信：“刚刚收到妈妈的信，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让顾准临终前获得莫大的宽慰。
张纯音有如此高的识见并非偶然。其父张耀翔早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1920年回国创办了心理学学科，是最早将西方现代心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先驱。其母程俊英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庐隐并称“五四四公子”，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教授。张纯音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文化涵养的积淀，决定了她对世事伦理的观察与判断。
某些时候，深厚的学养也未必让人明智。孙家琇的故事就是一例。我父母50年代初，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就听过孙家琇讲莎士比亚戏剧。听说她讲课非常精彩，呼声很高。然而张纯音让徐方向她讨教文学，她推荐的作品竟然是《艳阳天》。
对于徐方的书，不论是吴敬琏的序，还是赵人伟的跋，都强调是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回忆干校生活，因而肯定此书的独特价值。这当然不错。但并非所有少年视角观察成人世界的回忆文章都能让读者产生兴趣。而徐方的书之所以产生独特的味道，恐怕与她少年时代和顾准的交往，顾准观察褒贬人间世象百态的犀利风格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她对笔下人物的选择和捕捉，眼光可称犀利，甚至可以说有点“毒”。平庸的讲述，廉价的赞美，她是看不上眼的。这样全书就有了入木三分的味道。
徐方的直言不讳，和杨绛的温柔恬淡形成强烈反差，从《干校六记》到《干校札记》，可谓相映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