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100周年忆父亲的一生

来源:忧天下的美篇 作者:范卫平 时间:2021-06-24 点击: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週年,我的父亲范征夫生于1920年,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在党的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刻,我回顾了他的一生,父亲谱名叫范光瑶,出生在扬州北乡黄珏镇的一户贫农家庭,从小念私塾,成绩很好,是私塾里的大学长,1937年卢沟桥炮响,震醒了父亲这一些热血青年,他就和镇上的一批学生创办了《抗日壁报》,因宣传抗日、抨击腐败,不久就被迫停办了这张照片就是当年办壁报时和镇上的青年窦恩祥(左)的合影。
正在这时,家乡出现了一支独特的武装一一抗日义勇团,团长叫陈文,父亲等人,就偷偷地参加了这支部队,不到一年,这支部队被国民党的韩德勤消灭了,但父亲在这里听到了关于红军、延安的传说,决心去延安报考抗日军政大学。 
1938年底,父亲到了上海,想通过关系去延安,但没有找到可靠的关系,迫于生计,父亲只能先考进上海康元制罐厂,当了一名职员,在厂里,父亲和印刷部工人屠廷干(右,后改名杜夫)一见如故,他们一起在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办墙报,参加歌咏班,话剧组,学习现代知识讲座,还学习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了父亲。

 

1940年秋,父亲和杜夫、沈刻丁等人,先后赴苏南参加新四军,父亲到苏南的第一件事,是参加《太湖报》的筹备,《太湖报》是太滆中心县委的机关报,由田树凡、朱赤、和父亲三人筹备。

 
 

1941年起,日本鬼子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从中国战区抽调兵力,为了保卫已经占领的大城市和铁路运输线,在苏南地区的南京到上海铁路沿线,修筑了将近1000华里的竹篱笆,在竹篱笆内实行保甲制度,并实行连坐,只要有一个人支援共产党,十户人全部受牵连,这就是所谓的清乡,这是父亲和潘激之(右)、潘宗汶在反清乡时的照片,不久,潘激之就牺牲了。
 

 

父亲在苏南时,曾经担任过延陵区、太平区、安兴区、强埠区的区长,区委书记、区大队长,领导减租减息,接应汪伪航空警卫营起义,根据中央精神,实行“三三制"的政权和参议会制度,发动贫雇农参军,领导当地的大刀会组织,打击日本鬼子和伪军,仅花墙门一场战斗,父亲就领导刀会组织及周边群众上千人,加上及时赶到的县警卫团100人,击溃日军一个小队,伪军100多人,这是花墙们战斗胜利后,父亲和通讯员孔凡玉合影。
 


 

 

花墙门战斗胜利之后,苏南三地委在父亲所在的安兴区召开了三地委扩大会会议,44年底,父亲调强埠区去开展工作,配合苏浙军区一纵发起东坝战役,攻克据点19处,摧毁碉堡50座,消灭日军一个中队,伪军3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1000多支,使方圆一百多里的乡镇完全连成一片,战斗结束后,地方干部应邀到吴咏湘司令处谈今后行动计划,忽然机要员前来报告,收到西方通讯社消息,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8月6日,9日,美国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日本伤亡惨重,深夜11点,机要员手拿电报高声大喊:“好消息!好消息!日本政府发出照会,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 抗战终于胜利了,8月28日,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为了最大程度表示诚意,我军主动提出从长江以南的8个解放区撤退,父亲也奉命撤到了苏中、苏北,山东,参加了孟良崮等战役。

 

46年1月,在部队攻克新安镇后不久,父亲被调到八纵政治部,负责出版纵队报,因主任韩念龙突然调走去参加军调,父亲又转地方工作,到华中局财委报到,接待他的是负责财委日常工作的秘书长顾准,顾准留父亲吃了饭,并告知父亲,华中局决定在东台成立利丰棉业贸易公司,顾准兼董事长,龚意农为总经理,父亲担任人事部主任,父亲在这里认识了母亲高菲,母亲当时是利丰公司的总出纳,这是1948年父母亲结婚后不久的照片。
 

 

1949年5月,父亲参加上海市区的接管,先后担任常熟区接管秘书,代理接管专员,副区长,1952年任市土产公司经理,53年成立市商业局,任党委办主任,政治部主任,1956年任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这是父母亲接管时的照片。(原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住宅。)

 

59年和金仲华副市长在马桥公社参加劳动。当时市里的领导每周四要参加半天的劳动,父亲说,有一次,他陪同副市长荣毅仁去郊区南汇农村耙地,农民认为荣以前是资本家,是大少爷,就故意拿了一把很重的铁耙给他,父亲看到后,赶紧叫他们换了轻的铁耙。文革初期,父亲在办公厅找了几位年轻的同志,戴上红卫兵袖章,到金仲华、赵祖康等人家中保护,但67开始,张春桥老婆文静到办公厅指挥造反,父亲也失去了自由。

 

59年,父亲陪同班禅、帕巴拉格列朗杰等在上海外滩参观,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就让西藏的拉嘛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主要是一些条件较好的大城市,让他们感受到新中国的繁荣和富强。

 

1960年2月,父亲带领一批市政协委员,参事,文史馆员到山东,北京,湖北等地参观游览。这批参观团的成员平均年龄65岁,共三十多人,有旧政府省主席,国民党军长,十九路军参谋长,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参议,秘书,知名导演孙瑜,画家江寒汀,著名教授等。而父亲这个团长年龄最小,只有40岁,参观团由铁路局专门挂了两节车厢,并配备几名年轻的联络秘书,以及医生、护士等沿途照顾。在北京参观民族文化宫时,孙瑜(左)主动过来要求和父亲合影,父亲也顺便把霍锡祥(原国民党邮政总局代局长)拉过来一起合影,原因是1957年反右以后,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消极情绪。中央及时纠正,周恩来、陈毅等几次讲话中谈到了“脱帽加冕”,希望这些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60年代初,中央派了大量的工作队到基层搞“四清”、“社教”运动,比较著名的有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叶群的“太仓经验”,张爱萍的“方巷经验”等等,电影厂也拍了“夺印”等电影。六四年,父亲担任上海市人委四清工作队队长,在协昌缝纫机厂和蹲点的市长曹获秋合影。

 

1964年,周总理接见上海四清工作队人员。(中是父亲,右为陈丕显)

 

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在人民广场批斗陈、曹大会,父亲陪斗。

 

1974年,父亲在上市直机关五七干校门口,在审查了八年之后,因查不出“重大问题”,父亲终于“解放”,审查结论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留党察看一年”,我们几个兄弟也一直背着“父亲问题”的沉重包袱,我在农村插队九年,四次上大学被推荐到了县里,“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征兵、招工也都受影响。

 

1978年一1981年父亲在航天局工作三年,在长征四号前留影。这是父亲“解放”后第一次恢复工作,虽然“平反”仍留了尾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79年才彻底平反。之前是分配父亲到复旦大学当党委书记的,但父亲有自知之明,只念过几年私塾的人去领导教授、博士,别人是会有想法的,所以父亲谢绝了。
 

 

81年,父亲调到市委统战部、市政协工作,并列席市委常委会,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84年4月,父亲陪同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在延安饭店会见全国政协落实政策华东组成员。

 

父亲在落实政策时,遇到了几件十分困难的事: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日林的私房归还问题,父亲在全国政协落实政策会议上作了发言,当天整理出简报,送到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当天做了批示,得到了顺利解决。二、青浦回民公墓在文革中被冲击,准备建备用机场,文革后,大批回民去市里反映,后来父亲当面向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反映,由当时的总参谋长杨得志批示,才将这块土地归还给了回民,重新修建了回民公墓。三、为孙大雨的右派平反,当时复旦大学,教育局,市教委三级党委均不同意为孙大雨平反,在胡乔木的关心下,张承宗要父亲具体经办此事,并在衡山饭店向孙大雨当面宣布平反,华东师大的党委书记施平伸出援手,接纳了这位耿介清正的老人。四、为郑超麟落实政策,郑超麟是著名托派,在关押二十多年后放了出来,安排到市政协办公厅当专员。但年事已高,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提出将侄孙女调到身边照顾,但无人敢办,父亲不怕受牵连,多次亲自和人事局缪思德联系,终于将郑小芳调到上海工作。这张照片就是父亲1984年8月,向杨成武副主席汇报回民公墓的问题。
 

 

85年11月,陪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检查上海文物仓库。当时上海的落实工作做的比较细,抄家物资要发还到主人,没收的房屋要归还本人才能统计上报。

 

父亲离休后担任上海政务志编委会主任,参加编辑了上海市政府、人大、政协、旧政权四本志,还担任《当代中国的上海》副主编,及《上海组织史》的顾问。

 

2001年,父亲在区政协和接管上海时的国民党区长王伯盘见面。这一年,父亲已经81岁了,人老了,喜欢回忆往事,他把解放初期在常熟区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召集起来叙旧。

 

2009年,父亲90岁生日,全家合影。2016年11月6日,父亲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用自己的行动,努力地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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