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7年高考
来源:清荷文苑 作者:吕丁倩 时间:2022-06-12 点击:
1977年秋天，我还在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厂汉门洞大队厂汉村下乡，和所有的知青一样，躇踌满志，充满了梦想和希望。那是我插队的第四年, 按内蒙古政策，劳动两年之后便有资格被推荐招工或招生。但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没有社会关系为我“走后门“，所有的机会都与我无缘，一次次地遭到拒绝，使我陷入极度的绝望。
白天劳动，晚上是我伏案读书的时间，坐在小木箱前学习至深夜或凌晨。尽管我被再三拒绝过，一再被人奚落，讥讽，嘲笑过，可我内心始终没有放弃那个遥远的，似乎永远不会实现的梦想：考大学。那种对知识的强烈渴望是无法形容的。
我给自己制定学习计划，平时衣服口袋里装着各种纸条，有化学式、数学题、英语单词、古文和诗句。常年如此，养成了习惯，读书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读过的书籍中有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第三本《我的大学》的第一行是：我要到喀山上大学去了。每次读到这里，我会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我明白，上大学，那是在贫穷中挣扎的高尔基的天真的渴望和憧憬，也是在绝望中挣扎的我，一个普通知青的天真的渴望和憧憬。
其实我不知道伏在木箱子边，伴着小油灯读书，是否真的能够把我带进大学。但是学习使我感受到充实和快乐，书本将我领进另一个神奇浩翰的世界，忘记现实生活中的烦恼。我相信，将来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一定需要文化知识。
四十年过去了，恢复高考消息发布那天的情景还在我眼前。那是一个十月深秋的早晨。山村像往常一样安静。秋收后山坡上的田地又变成一片土黄色。阴沉的天空，灰濛濛的云雾，夜间下过一阵细雨，凉飕飕的风吹来深秋的寒意。
那天分配的劳动是在南边山坡下地里起山药，即挖土豆，要赶在霜降之前把地里的土豆抢收回来。像往常一样，我起得很早，简单地吃了早饭，复习隔天晚上的学习笔记。等着大家一起下地。知青们有的已经把铁锹斜靠在门边，有的还在急匆匆地扒完最后几口饭。
跟每天一样，我把黑色小半导体收音机放在知青房外面的窗台上，让大伙听到新闻联播。这小收音机只有肥皂盒那么大，但是灵敏度很高，音色清亮。它是我唯一的，在这群山里和外面的世界保持联系的小匣子。收音机里嘹亮地播放着熟悉的乐曲，然后是中央台播音员熟悉的声音。
突然间，每个人都戛然停止了手里正在做的事情，呆在原地不动。时间和人都在一刹间凝固了。新闻中说：国家教育部决定，今年1977年冬季全国高校招生恢复考试制度。我的心砰砰地跳起来，大家疑惑地互相看着。我一言未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终于盼来了！我知道没有听错。
我们反复听了其他电台的转播。证实了这一轰动全国的消息，大意是：十年来的第一次高考马上来临，不需要推荐，没有指标限制，参加文化考试，择优录取，重在本人表现。凡是19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到1966年毕业的老三届高中生这个范围内的青年，都可以自愿报名。
那天是1977年10月21日。
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当天，知青们仍然下地“起山药”去了。大家都明显有点心神不定。第二天就有人回家，在几天里，所有的知青们都陆续回包头。一个傍晚，我收工回来发现知青房已经空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村里常常停电，到晚上，只有我房间的一盏孤灯，知青房安静得令人发怵。
以后的几天里，新闻广播里每天会播送一些明确的有关高考的消息，事情渐渐明朗起来。各省命题，内蒙古考试日期定在12月13日~15日。
农忙的尾声，我还在劳动。一天，我挑着土豆筐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田里跑，惦记着高考，心慌意乱。想到政审，刚刚燃烧起来的希望的火花，立即又熄灭了，感到无比沮丧。一走神，摔倒在土豆地里，扭伤了右膝盖，痛得不能走路（这伤一直持续到一年之后才痊愈）。我没法劳动了，留在知青房看书。
更多的消息很快传来了：凡是有意参加高考的知青和回乡青年，直接到公社学区办公室开证明，然后到固阳县教育局招生办报名。不需要经过大队。
想起两个多月前曾与公社副书记有过一次不愉快的谈话。他断言说我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资格被推荐招工。没料到变化竟然如此迅速地发生了。
当我在公社学区办公室顺利拿到证明时，我反复看着这盖着红章的公文信纸，不敢相信居然像打一张出差介绍信那么简单。当时，我并没有感到欣喜，只感到由衷的舒畅。
恢复高考瞬时成为全国热烈议论的话题。至于高考到底用什么程序，怎么录取，所有这些如同迷雾一般，还有很多未知数。虽然我有预感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拼博，但还是低估了这场高考的艰难程度和机遇性。
1977年11月7日立冬，所有留在记忆里的1977年高考都跟两个字联系在一起：寒冷。那个漫长的冬天真的是"冷彻骨"。从10月21日发出通知到3月18日进校，这4个月包括了内蒙古冬季严寒季节。
我下乡的村子地处偏僻高寒山区。在严寒冬季，气候环境更为险恶，经常在零下十多度到零下二十多度。村子离开公社36里，全是山沟里的河漕路，沿途要爬坡下坡，一般徒步行走。公社邮电所每隔十天半月送一次信来。有时干脆托人捎来放在村口供销社，自己去拿，消息非常闭塞。在高考整个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关于高考的通知，包括成绩、口试、体检、大学录取通知书，连一次口信都没有收到过。
为了追随那一缕游丝般的高考线索，我不得不经常顶着凛冽的寒风，奔波在被冰雪封冻的旷野山沟里；踏着齐膝的积雪，往返在36里长的河漕路上；我曾经迷失在风雪弥漫中，滚下山坡陷入雪坑；曾经在黑夜降临时，冒着冰雪路滑的危险在公路上拦车去赶口试……我的第六感官几度觉察死神的影子在身边徘徊。所有滞留在记忆深处的寒冷，焦虑，恐惧，疲劳，饥饿，多年来经常会出现在梦里。那些清晰的画面，似乎发生在昨天。我常说，我是从内蒙古的雪堆里爬出来走上我的求学之路。
追溯1977年的高考细节，虽然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寒冷，难以形容的千难万险，但是每个重要的环节都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巧合，在万分惊险中峰迴路转，并且在难以置信的艰险中得以奇迹般地完成。毋庸置疑，命运之神执意要把这个赋予我平等机会的1977年高考，淋漓尽致地为我演绎了一场十分悲怆的、绝处逢生的人生经典。
冬天来了。清晨，田野山坡上覆盖着薄薄的白花花的冷霜冰凌。平时知青们的房间连在一起相依取暖。隔壁两边的房间没有烟火，我的房间就特别冷。煤炭剩下不多了，不敢多烧炕灶。膝盖受伤不能挑水，尽量省着用水，每天煮白菜，土豆，煮糜米粥，撒上点盐花。炕上冰冷，看书时得把毯子折起来垫在炕上，然后坐在毯子上。
夜里气温驟降，外面阵阵大风呼啸而过，凄厉的号叫，掠过知青房屋顶，门窗不时地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好像随时会把屋顶掀翻。房间里满是嗖嗖的风，我戴着棉帽子，用围巾包住了头，身上穿着短棉大衣。到深夜，更是寒气逼人。我把棉被围裹在身上，只露出眼睛和手指。
那几天里，收到我父母一封厚厚的来信，很薄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地抄写了许多史地和时政复习资料。这么厚的信越行迢迢三千里路，碾转投递，没有丢失确实是个奇迹。信中说高考复习在家乡常熟已是热火朝天，各学校都在印刷资料，开复习班，不知我还需要什么资料。我捧着父母的信好久舍不得放下。
几天以后，有位知青回村取衣物。他说，包头市已经是轰轰烈烈的，成立了许多高考复习班，挤满了人。他问我去哪里参加复习，我说就待在村里。这是令人悲哀的现实。知青房就是我的家。我的心像一根小草般随风飘荡，时时都有无家可归的感觉。
扭伤的右膝盖稍好些，我急着要到固阳县城去报名。我背着书包，瘸着腿走到三岔口去搭乘公交车。车站没有标记，只要站在河漕路上等，来往汽车会停下来。这是厂汉村周围唯一的公交车站，到固阳县办理琐事就在这里坐车。那个路口两旁是连绵的山坡，渺无人迹。旷野里的寒风更是猛烈，一阵风就能把人推出好几步，而且冷得彻骨。我把双手插在口袋里紧紧地用棉大衣裹住身体，一边来回走动取暖。汽车终于出现了，远远地像头老牛似的缓缓地爬过来，好大一阵才开到跟前。
汽车一路颠簸着，车里很冷，呼呼的风从车底下钻进来。好不容易捱到固阳县城时已经是下午，觉得肚子饿身上冷。那个年代固阳县城里没有餐馆，物资匮乏，小食品店的货架上是空的，很难觅到一点食物。我出门时没有干粮可带，只好忍耐着。
先要赶紧去拍照片，报名时需要交给招生办。固阳县只有一条大街贯穿全城，很快就找到照相馆。里面挤满了年轻人，吵吵嚷嚷地，都在谈论高考的事情。路上冻了好几个小时，在热乎乎的照相馆里暖了一会，觉得瘫软无力，有点犯困。正在这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作准备。我赶紧脱掉短棉大衣和薄棉袄，里面特意穿着回南方探亲时买的深蓝色的运动衣，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摄影师又喊我名字，轮到我了。慌乱中把衣物书包全扔在墙角处地上，着实有点狼狈，旁边一个好心的女孩子说替我看着东西。我赶快跑过去坐到照相的凳子上。
强烈的灯光照得我一时睁不开眼睛。在亮光的刺激下，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拍高考准考证的照片，下面要对付的将是一场神秘的，艰难的竞争。我不禁直了直背，打起点精神，脸颊和耳朵还是冰冷的。我赶紧定神看着摄像镜头，没来得及再想什么。摄影师已经在喊下一个名字。
这张准考证照片就此准确无误地记录了我生平第一次得到的公平机会。后来的大学申请表，大学入学登记表上都用这张照片。距离1966年拍小学毕业照，即报考初中，整整过去了11年。
为了报名，我借宿在固阳堂弟家。他也请假在家复习功课。他只有单人一间房间，进门左边摆张单人床，里面炕上也摆一张单人床，有时来客人小住。我就借用这个小床。
晚上找不到地方吃饭，堂弟带我去县委食堂。5毛钱一顿晚饭。把我吓坏了，在队里强劳力干两天活也赚不出5毛钱。我硬着头皮买了饭菜，确实很不错，盛得满满的。我好多天没有吃像样的饭菜了，总算饱饱地吃了一顿晚饭。好久没有在暖和的屋子里过夜，晚上沉沉地睡了一觉，第二天觉得舒服多了。
我到县教育局招生办报名，办公室里意外地冷清。一个中年干部负责办理手续，他说该报名的基本都报了。我说打算报化学，四年本科。他随口说了句，大多数考生都报考理工科。我警觉起来，马上追问文理科报名情况。这位干部耐心又健谈。他说报考文科本科专业的较少，报英语专业的只有寥寥几个。他又主动拿出英语专业报名表，一张张地翻给我看。
我眼前一亮，说让我考虑一下。思考了一会，我当机立断改报英语本科。这位干部替我作了登记，把大学申请表交给我，并查看了英语专业招生的几所院校。只有内蒙古师院，包头师专，河北大学，还有两三个北方的省立大学。至于北京，上海的高等院校一个也没有。
从一开始，这次高考就颇具戏剧性：恢复高考消息刚播出，我在土豆地扭伤膝盖，拖延了报名。当我赶到县招生办，已经是报名的尾声，我才有机会了解到报名情况。又遇到这位热心的招生干部，主动告诉我报英文专业的考生很少，才会出现戏剧性的改报专业，发生在短短15分钟之内。报考化学只是为了躲避政治，我并不喜欢这个专业，很可能会考不取。那么我的1977年高考，就会是另一番结局，我的人生轨迹一定会就此改道。
那时候我出门身边习惯带着一方砚台，一截墨和一支蝇头小楷笔，常常用蝇头小楷代替钢笔。我很认真地用小楷逐项填写大学申请表，唯一的选择就是师范类的院校。我父亲仍然在专政管制之下，家庭经济窘迫，无力供我上大学。任何一个学院愿意接收我，离开农村，那是求之不得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填写了内蒙古师院外语系为第一志愿。第二和第三分别为呼市和包头师专。
最令人苦恼的是填写家庭出身。每次涉及到家庭，都会使我陷入难以忍受的痛苦，甚至长时间的忧郁。每一次填写家庭出身，等于在逼迫我重温一遍家庭的罪恶，重新体验一次认罪的羞辱，再一次提醒自己是黑五类子女。诛连，两千年来的封建朝代沿袭至今，作为政治统治手段，确实具有它巨大的震慑威力。
我用小楷一笔一划地把报名表填好之后，交给了招生办。没想到我用蝇头小楷填写大学报名表的事很快被传出去。堂弟听说了，回来笑着说，固阳县里从来没见过。
前不久和一位学生联系上了，四十年不见，这位已经当了教育局长的学生发微信给我，还提到这件事；“1977年恢复高考，您是固阳县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用小楷填写报名表的考生，至今还在固阳传为佳话。”我感到真的非常意外。
报名之后，我到城里去了解复习班的情况。走在大街上，我觉察到固阳城里有一种异样的激情在骚动着，一反过去那种北方边远小城的懒散缓慢的生活节奏，城内沸沸扬扬地到处都在流传各种关于高考的消息。遇到熟人生人，第一句话就是，你考大学吗？
固阳中学开办了各类课程复习班，全部免费。据说，这是建国以来高考历史上唯一的提供全社会免费复习的一年。在通往固阳中学的土路上，去上课的年轻人络驿不绝，有的骑着自行车。每个人都带着书包，或夹着书本，行色匆匆的样子。午后时间，涌入校园的人潮，又分别涌入各个教室。校园里熙熙攘攘的，我选了一节史地复习班。当我按时来到教室门口时，里面早已挤得水泄不通，人头簇动，连过道和门口都坐得满满的。
自从1966年以后，我第一次看到社会上出现这种如火如荼的学习文化的热情。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从来不敢拿着书在街上走，得把书卷起来塞在袖子里面。
一小时的复习课结束了，我决定回村复习。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课上讲的内容太少，太松散。我宁愿自己挑重点自学。况且我不能在固阳久住。
晚上回去之后，总觉得心神不安，反复思考着报名的事情。其实，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摆脱不了的对政审的恐惧和忧虑，有如惊弓之鸟。政审可以在瞬间断送我的一生。到底是择优录取，还是“重在个人表现”？我越想越心慌。借鉴以往的经验，重在表现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怎么办呢？以前有人指点过我，教我写一份对家庭的认识，以表示自己跟家庭在“政治思想”上划清界线，也可算是重在表现了。
事实上，我曾经无数次地写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对家庭的检讨和认罪。为不是自己的罪恶而作出认罪态度。比如：斗私批修、思想学习汇报、学习最高指示心得，都必须联系自己的家庭出身，就此倒是提高了娴熟的写作能力。但是，每次这样的经历，我都像挨了一顿鞭子，被抽得皮开肉绽，心里淌血，留下无数的坑坑洼洼。
别无选择，我又趴在灯下，端端正正地用蝇头小楷写了一段话，大意是：我本人在党的教育下成长，在政治思想上与家庭划清界线。我是可教育好子女，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家庭不能选择，走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等等。我的叙述平静而不乏据理力争，措词恳切。
在高考中，文化考试并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我是抱着临阵磨枪，竭尽最大努力去拚博一回的态度。巨大的精神负担来自对政审的惶恐和忧虑。即使新政策是“重在本人表现”，可谁能保证呢？我多么希望招生院校的政审人员给我一点宽大和仁慈。
从小我就知道自己不能享受与其他孩子同等的待遇和权利，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这种体验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委屈和耻辱感。渐渐地，读书和思考培养了我性格里强烈的不肯屈服的精神，也培养了同样强烈的正义感和自豪感。
面临高考，这个赋予我的第一个公平机会，好像霍然间敞开了希望的窗口，一缕温暖明媚的阳光透进了我几乎冰冷绝望的心灵，照亮了我整个生命。我渴望这温暖，渴望这光明，渴望得太久太久了。我要不顾一切地去追随那一缕阳光。
我回到招生办，把写好的对家庭的认识夹在大学申请表里。任何时候回想起来，我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我深藏心底真正想说的，但是万万不能说的，只有两句话：我父亲是无罪的，我是无辜的。我父亲在反右运动末期时，被嫉妒他的小人使计诬陷，硬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1979年，父亲得到平反，重返教育界工作。那是后话。
改报英文专业，使我格外兴奋。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得到了机会。我立即返回村里，开始拼命地埋头复习英文。我的应急策略是：每天逼迫自己默写100~200个单词和词组，死记硬背单独的句子，练习写短文，同时系统整理语法规则，翻译课文或故事，译过一遍之后会记得很牢。
我喜欢英语是由来已久的。从小就偏爱外国文学，我家有不少小人书，《哈姆雷特》《冰雪女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苏联的寓言童话书。在初中时，跟同学偷偷地借读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我觉得外国作品风格和内容丰富新颖。
小时候常听我母亲唱英文歌曲。关着屋门，母亲会给我们轻轻唱《老黑奴》《当我们还年轻》《可爱的家》等等。母亲说她读大学时选读的英文原著，这令我十分向往。
我的英语学习启蒙阶段是在1968年初，正值文革武斗时期。我到济南姥姥家去。我那才华横溢的大舅教我英语，我学得津津有味。可惜大舅很快回四川了。这短短的英语学习给我一生留下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的姥爷是济南市颇有名望的英语老教师。在蔡元培当校长的那个时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姥爷家有那么多的英文书籍，我只能翻看插画。我时常仰望那一叠叠的书，心想将来学会了英文，再回来读这些书。围绕着家庭关于学习英语的神秘故事，使我对学英语着了迷。
初中后失学在家，广播电台开始教英语。我在家跟着听。不久我被临时分派到针织厂烘烫车间学工。机器一天到晚轰轰地响，震耳欲聋，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在轰鸣声中大声背诵英语，把《我爱北京天安门》等英文课文和每天学的单词背得滚瓜烂熟。多年后在美国读书时，连美国学生都不知道的词汇，诸如“无产阶级”“贫下中农“，我仍然可以脱口而出。
1970年代初常有人被控告偷听敌台，里通外国。我怕被人诬陷，不敢常听，在家偷偷地读写。在这期间，我在下乡和分配工作上屡遭排挤和刁难，情绪万分沮丧。有一天，我父亲把一本旧的英文课本打开，鼓励我坚持自学。那年我16岁，从此我便开始了踏实认真的英语自学。但是自学一门外国语言还是有很多困难。
没有时间复习中文，只是在休息时间浏览自己保存的书籍。我在1966年小学毕业之后从未停止过阅读。文革初期弄到一本《五四散文》，小学水平的我，就开始啃读这本北大中文系1956年的阅读课本，里面汇总了鲁迅、朱自清等作家的作品。将近十年里，我熟读这些文章，并能背出大部分章节。还有好多本高校的教科书，《写作知识与修辞》《古代散文》《荔枝蜜》散文集，还有《契科夫短篇小说》《评红楼梦》、唐诗宋词、历史、外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在这一书难求的关健时刻，我的书箱简直就是"聚宝箱"。
在高考复习的那段日子，生活来源已经濒临山穷水尽。粮食，土豆，白菜，煤炭都所剩无几了。入冬之前，生产队派马车到银盘湾煤矿去给各家拉炭。忙于高考，我忘记拉炭的事。剩下的大多是碎炭面，有的像石块那样。烧不着火，炕上冰冷，水缸里结了冰块。到井上担一次水变成最头痛的事。我舍不得用水。渴了就把结成的冰块含在嘴里，用白水煮土豆吃一天。有时看书入神，煮糊了锅还不知道，这些事后来都成为村里的轶事趣谈。40多年后，当时村里的小孩子还记得听大人说过。
我从未觉得读书艰苦，能够从早到晚埋头读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真正的艰苦是寒冷，是饥饿。即使没有高考，知青的生活也是同样这么困难。每天缺乏的，要克服的却是生活的基本需要。
天越来越冷，情况越来越糟。夜里，屋里温度零下好几度，我从早到晚穿着棉短大衣，再裹上被子。戴着棉帽子和围巾。手指冻得不能写字。我就用眼睛读，嘴里念。背躺在炕上脊梁背后实在太冷，常常冻醒，就斜靠在木箱上睡一会。买不到煤油，从供销社买的柴油，点上灯不一会儿，一股黑烟缭绕，在房间里散开来，不长时间小屋里就黑烟腾腾，鼻子里黑黑的。我只好戴上口罩。不一会儿，白口罩上出现两个黑洞洞。
临近高考日期还剩十多天，在这白雪皑皑的山村里，似乎与世隔绝，心里很不踏实。我背上一大包书，顶着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再次到三岔口车站坐车到固阳，堂弟很爽气地同意我在那里借住参加高考。
小屋子的桌旁边立着个铁炉子，炉火燃烧起来，屋里暖烘烘的。小桌上放着书，我俩各占一半，各看自己的书。
桌子中间放着我的小收音机，不停地响着。除了新闻联播以外，许多被批判为大毒草的电影戏剧文艺作品也在开始播放。每天都听到在文革时期禁锢的电影插曲和小时候唱过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南泥湾》《我的祖国》，时隔十多年，听起来那么熟悉，亲切。一边看书，一边听着久违的优美音乐。
虽然这些与复习功课毫无关系，可是我觉察到广播里的音乐和文艺作品送来的是一种承诺，一片光明和一线希望。这时候社会气氛显然随着高考的恢复也在迅速改变。我感觉到新时期的来临。
这时候的固阳城里，高考热情上升到白热化，而天气温度向相反方向急剧下降，远低于零下冰冻点。
有一天，我出门迎面遇到一位年轻姑娘。有些面熟。她抬眼看了看我，又低下头。那不是前公社书记的女儿吗？她胖了些，还是那么漂亮，只是神态呆呆的，没有了以前的灵气。1974年我见过她填写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入学申请表。可是被人告发说她没有下乡锻炼，而是在公社学校教书。听说她的招生资格被取消后，得了精神病分裂症。后来公社书记也调走了。
我吃惊地看着她微微臃肿的身体走过去，心里很难过。很多干部为子女铺好了完美理想的路，优先通过招生和招工离开农村。但是她却不尽如人意地成为牺牲品。我还是对她非常同情。
我在街上又遇到另一位曾经邂逅过的女孩子。父亲是县委书记，她正匆匆赶回包头市读复习班。我心想，如果是1976年，像你这样的干部子女哪里需要去复习呢。有一个招生名额也会送你，又哪里会轮得到我呢。
我知道还有几位部队，包头大工业公司的高干子女也在参加高考，在我看来也是新奇的事情。
1977年恢复高考，为所有青年提供平等的机会，干部子女们失去了优先权。但是大部分普通家庭子女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成熟的条件抓住这个机会，文革十年，他们被荒废得太久了。
我带了一些口粮交到固阳粮库换回一点现金和粮票，用以维持在固阳高考期间伙食费用。我计算了一下身边的钱和粮票很紧张，于是我便沿着大街找到一家旅馆里的食堂。每天傍晚卖饭菜。柜台上挤满了人，但是很便宜，1斤粮票，5个馒头（混合玉米面）只要1毛多。
为了节约时间，在最后这十天里，我干脆每天傍晚在食堂下班前去买五个馒头。晚饭吃两个馒头，因为要熬夜。早上起来吃一个，中午只吃两个馒头，喝白开水，一直坚持到考试结束。
高考终于来了。12月13日早上，通往固阳中学的土路上有许多学生，一起涌进校园，寻找各自的考场。理科考场在校园的左边，右边是文科。考英文的教室在右边靠近学校的操场。
每天考两门课，中午休息。考史地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考政治印象也不深，但是超乎预料地顺利，并获得较高分数。我想原因之一不外乎我常常替厂汉大队写汇报稿件，公社的政治学习会议都派我做代表写总结。
考数学时出现了奇迹。那是个上午。一早起来，喝着白开水啃个馒头。多日不吃盐，嘴里又发苦又发甜，感觉有点噁心。早上只有半个小时浏览学习资料。但是一直没来得及复习立体几何。我想了个办法，把几个复杂的立体几何公式抄写在一块小纸片上，一边走，一边背这些公式。
到了考场门口，我使劲盯着纸片，恨不得把这些公式刻印在脑子里。考生差不多到齐了，我在门外把小纸条撕碎扔掉。刚进教室坐好，老师发给每人一张白纸作草稿。我灵机一动，把刚才记的那几个公式刷刷地写在白纸上，其中有计算圆锥体积的公式。几分钟以后，考卷发下来，我大致看了一下，惊愕得不知所措。最后一个大题20分，正是计算园椎体体积的应用题。
我立刻把这题目仔细计算好，又作了复查。多年以来我常常想到这件事情，是否老天在冥冥中关注着我。为什么偏偏把这个公式放在考卷里，而且设置为20分呢。可以想像，这个20分在录取我的天平的那一端，重重地压了一码。
15号下午加考英文。报名时全固阳县18个考生。可是那天考场里不满10个人，已经有人放弃了。刚开考不长时间，坐在我右边一个男生推开课桌，大踏步地离开了考场。我抬头目送着他走出教室，那双皮鞋的响声很坚定果断。好像已经决意不再恋战。
英语考卷上的生词并不多。而是语法部分根本不熟悉，只能胡乱对付。有两个短文题目，我选的是"我的朋友"，复习时背诵了很多句子基本都用上了。我饶有信心地写一位知青朋友的共同生活，劳动和学习。整个考试时间，手里的笔没有停过。满满地写到考试结束。不过，我估计语法错误，拼写错误百出。
印象最深的还是考作文。从第一天开始，两位监考老师就经常轮流站在我的身边看着我答卷。刚开始我有点不自在，后来我就顾不上这些了，只管埋头答卷。
作文命题有两个，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谈实事求是》。在农村自学时，我曾经练习写过各种小文章，其中就有“谈谈事实求是”。这一概念我从小就耳熟能详。我父亲为了申诉他的冤案，我看着他写了十几年审诉。他常说"要实事求是"。因为有人把莫须有的罪名硬加在他身上。
在考场上，我顿时觉得全身的血涌上来，头里热烘烘的。脑海里出现一副副画面：家里烟雾缭绕，我父亲坐在桌旁，面对着政治外调人员，回答他们的问题。我蜷缩在窗外走廊里，正好听得到我父亲的说话声......我要实事求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不能编造。这些话不知道重复过多少次。
我仔细思考了一会，立了个提纲。然后奋笔疾书。没有草稿，来不及修改时间就到了。我坐在教室中间，老师从第一排开始收卷，走到我身边时，我还有两三句话没写完。我说，老师，马上就好，等一会儿。那老师什么也没说，走到后边去了。我很快写完，急匆匆注上名字，顾不上再看一眼，立即把考卷递上去。这时候，教室里还有两三个学生趴在桌子上。
高考结束了，考场没有一个人，我呆呆坐在座位上。三天的考试，犹如一场梦。不一会儿，那位监考女老师进来提醒我，该锁门了，走吧。我跟在她后边往外走。神差鬼使地，我突然问道，你看大家考得怎么样？她摇头，忽然又稍稍转身，一边轻轻说了声：你还行。
教室门都锁了，校园里空空荡荡。我拖着疲惫的步子往校门走去。忽然间，一种强烈的情感猛烈地攫住我的全身，双腿顿时瘫软起来，走不动了。我一下子坐在教室侧面的石头上，失声痛哭起来。长久以来忍受的折磨，憋在心里的怨屈，全部涌上心头。
我用围巾捂着脸。泪水湿了一大片围巾。冬天的黄昏更显阴晦，空旷的操场寂静无声，只有一阵阵凌厉刺骨的寒风嗖嗖地吹过，似有凄凉万古之感。
多年后回忆，仍然觉得我需要痛哭一场。好像是个拳击手，经历了反复的生死拚杀，浑身伤血，没有一滴眼泪。从拳击场撤下来时，反而要为自己还活着而痛哭。
我终于可以吃一顿真正的晚餐了，坐在餐桌边，喝着有盐的热菜汤，吃着馒头。那咸味可真香啊！真美味！我已经有十天没有吃盐，一天到晚喉咙和嘴巴里又苦又甜的味道，非常恶心难受。
考完第二天就回厂汗村。我拖着步子，疲惫不堪。在上坡的小路上有人跟我说， 分给我的土豆还在地里呢，恐怕都冻了。土豆算作我的口粮，不知道队里的账上还剩多少粮食。太累了，我没有一点儿力气去搭理这些事。
离开十多天回来，知青房就像一座冻得凝固起来的泥土雕塑。顶着朔风，伫立在山坡上。开门走进去一股寒气扑面。土炕冰冷，水缸里结着一层冰。脚下的土地冻得硬梆梆的。连一点尘土都没有。我意识到我又回到这个山穷水尽的境地，又要开始我的孤单穷困的生活。艰难还没有结束。
等待高考结果的这段日子非常缓慢, 心绪不安，我计算着日子，天天眼巴巴地往山下那条小路上张望好几回，看有没有邮电所的人来送信。常常去供销社问询是否有人捎信来。我会常常站在知青房门口，呆呆地猜想会不会有人捎来高考消息。其实我也不知道高考的程序是什么，该送来什么消息。
在此期间，每隔几天我就冒着凌厉的寒风步行36里路到公社学区打听消息。一个多月没有任何动静。
整个寒冬腊月在煎熬中度过，知青房冻得像一座冰雪女王的皇宫，屋顶上压着一层白雪，屋檐下挂满着冰凌，显得又矮又低。到晚上，我穿上所有能套上的毛衣裤，棉衣和短大衣。再把棉被子围裹在身上。
一天，我躺着迷迷糊糊地看见墙壁和房梁顶交接处闪着几道微弱的亮光。仔细观察了一下，墙壁上绽开了几处裂缝。在缝缭里看到星星在闪烁。我不禁觉得一阵心酸。昏昏欲睡却不敢睡得太沉。半夜冻醒了，起来加点碎炭块，在地上来回走动一下。
为了取暖，我干脆白天到老乡家去，带着书，坐在老乡家热乎乎的炕上。有时太阳从窗口晒进来，热烘烘的。因为夜里冻得睡不着，我常常在老乡家的热炕头上沉沉地补睡上一大觉。有时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凑在一起打扑克牌，暂时忘记了烦恼。
在这段时间里，我整天都像逃难流浪一样，白天找个老乡家里取暖，晚上才回知青房挨冻，熬过那些长长的黑夜。
1978年1月1日元旦那天阳光灿烂。清早我把唯一没有补丁的，夏天的确凉长裤穿上，擦洗了大头鞋，给自己过个新年的第一天。面对东南方向，久久地凝视那片连绵起伏的群山。我的新年计划是：马上开始学习，如果没有考取，就参加1978年7月份的考试，一定要在新一年里考上大学。
这时连下几场大雪不化，漫山遍野都是皑皑的白雪，厚厚的雪地冻得硬梆梆的。门前不远处，常有一群黑乌鸦飞来觅食，呱呱大叫着。我心里一阵紧张，这不是好兆头吧！我把洗脸水朝着讨厌的乌鸦泼过去，再捏几个雪球扔过去，硬是把它们赶走。有时又看见几只黑喜鹊飞来了，叽叽喳喳地叫着，挺热闹。我心里又一阵高兴，隔着窗户观察它们，希望能辨出什么幸运的迹象。
终于，这一天，我等不下去了。为什么是这一天。始终是个谜。在这一天我经历了一生中最危险，最恐怖的一幕。
上午，天空阴沉灰暗。我感觉有点烦躁，坐立不安。书也看不下去。突然觉得应该到公社去打听一下消息。
外面寒风呼啸着，像鞭子一样抽在脸上，吹透了身上的棉衣，一阵阵透心凉。河漕路上铺满了厚厚的积雪，看不出哪里是路，我犹豫了一会，但是焦急的心情催促着我快点动身。出门前，我学老乡把一根带子在小棉袄外面绕了几圈，紧紧地把棉袄箍在身上，再套上短棉大衣，厚厚实实的。然后把两条毛线裤套在一起，再加上大头皮鞋，臃肿不堪的样子。走路像个笨熊似的。
天气恶劣，没有卡车来拉矿石。地面上的白雪没有一点车辆和行人的痕迹。我一步深一步浅地走着，有时一只脚陷进雪坑里。弄得鞋里都是雪。我把裤腿扎起来塞在大头鞋帮里。一点一点地往前走得很慢。
一路有上下坡，用两手扒着爬上去，下坡就干脆坐在冰冻的雪地上，往下滑去。走了好长时间，看到右边河漕路边的半坡上有几座白雪覆盖的房子，房顶上冒着几条炊烟。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那是窑子湾。窑子湾村紧挨着河漕路。
我不敢耽误，继续在雪地里赶路。徒然间，天色变得更加阴沉起来，灰暗浓厚的云层在头顶上飞速移过来，带来大片大片的鹅毛大雪。由远而近，雪花片密密地落下来，寂静中只听到哗啦哗啦的响声。我仰面朝天望去，天地之间浑然一片，全是怒气冲冲的雪团团在飞舞，很吓人。至今我害怕看到天气变化时的天空。
狂风接连不断地哀嚎起来，雪片猛烈地旋转，扑头盖脸朝我打来。帽子上，身上全都是雪。我将要被吞噬在暴风雪中。四面一片混沌，我的视线模糊，只能看到几米远的地方，分不清东南西北。
一会儿手脚全麻木了，我忽然想到不能停止活动，否则会冻死在这荒坡雪地里。我不停地一点点往前移动，前边是一面斜坡，我得爬上去才安全。棉手套湿了又被冻硬了，受伤的右膝盖一使劲就疼，爬不动了，就趴在雪地上喘口气。不知怎么一滑，我整个人滑下坡去，翻滚着掉到了坡底，摔在雪堆里。坡下白茫茫一片，好像是掉进雪的大海，寒风不停地刮起雪花的碎粒旋转乱舞着。我一点力气也没有，卧趴在雪地里，脑袋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冻死了，我就要冻死在这里了。
我记得前两年的一个严寒日子，忽鸡沟公社关卡附近的坡下，雪地里卧着一具女尸，听说是冻死的。在严寒天气零下二三十度时待在户外，一旦停止活动，人就会冻僵或冻死。
我硬撑着站起来，不停地来回跺着脚。身上还斜挎着书包，里面有我随身带的宝贵的英语书和笔记本。我头发上挂着冰凌，浑身沾满了冰雪。
人的勇气和力量来自求生的本能。我又拼命再爬一次，幸亏这是个趄坡，终于慢慢地爬上去了。虽然我冻得几乎麻木了，但我的第六感官不断地告诉自己千万保持清醒。我机械地，不停地往前迈着步子。慢慢地，发现风雪渐渐变小，视野也渐渐开阔清晰些。我并没有走远，根据自己的判断，我奋力朝着眼熟的几个小山坡方向，顺着沟里走去。终于，我的脚板踏在硬梆梆的公路上，我松了口气。忽鸡沟公社就在前面了。
忽鸡沟公社地处固阳县海拔最高点。冬天气温更低，风雪更多，变化莫测。当我趄趔着走进公社学区，才知道已经下午4点多。平时两个多小时的路，走了6个小时。
到了学区办公室，工作人员说，有个通知是给你的。什么！我大吃一惊。他说你报考英语的还要考一次，是面试。我从未听说英语还要面试。我问什么时候考？他说明天。我问，在哪里考？他说，在包头昆区。
我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呢？他給了我确切的地址和时间。
至今我也不明白，怎么偏偏会在这天突然执意要长途跋涉到公社来呢？遇上暴风雪，幸好又停了。是上天在考验我吗？
听了这话我就开始浑身簌簌地发抖！又生气，又着急。这位干部一看时间说，坏了，去包头的末班客车已经过了，你得赶快拦个车去包头。
我马不停蹄地赶到公路边的关卡，站在路边拦卡车。远远有车来了，我顾不得脚下打着滑，赶紧跑到满是冰雪的公路中间，一边招手示意。由于车辆都得停下来接受检查，我又跑到关卡，跟里面的工作人员说明原委，要求他们帮忙。
眼看就天黑了，来了一辆卡车，正巧卡车后面是空的。司机听说有个知青要回包头"赶考"，没费事就同意了。可是前面的司机室里已有两人，坐满了，我只能坐在后面敞车上。卡车开动了，那呼啸的飓风瞬时让我窒息，好像身上一点衣服都没有穿。猛烈的风随时要把我撕裂开，把我拎起来扔到车外边去。我紧紧地蜷缩成一团，把头埋在胳膊里，背靠着司机室，紧闭着眼睛。心想这样不知能不能活着熬到包头。听天由命了。我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一片空白。
一会儿，车停了，我有点吃惊。以前搭过卡车，正巧下小雨路滑，司机为了我们的安全，要我们步行走下那段盘旋公路，在下面等他。我心里想，这可糟了，天这么黑，都是冰雪，怎么走呢。不料，司机朝我嗨了一声，扔给我一件大羊皮袄，说："穿上吧，太冷了。小心冻坏个呀！" 我鼻子一阵发酸。赶紧把又大又宽松的羊皮袄反套在身上，把胳膊伸进袖子里，把头钻在长毛领子里。这件羊皮袄几乎盖住我蜷缩着的全身。一路只听见风呼呼地在耳边叫着。我一动也不敢动。这时候的温度至少零下十几度到零下二十度。
卡车停了，我听见司机说到了，停在刚进入包头东河区的转盘街口叫红星。路灯点点，昏暗的，显黄色。包头显然温和多了，风平浪静的。
我身体僵硬还蜷缩着，腿也伸不直，站不起来了。我慢慢地直起腰，扶着车厢板，一点一点地挪动步子，走一步身上就疼痛。司机出了驾驶室，我把皮袄递给他，并说谢谢。当我撑着从卡车上跳下来，双脚落地时，震动得全身的骨头架子都散落开来，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脚底板上升到腰背，肩膀，耳朵，直到脑袋头顶。好像触电之后引起全身每个部位都在崩裂。我蹲在地上好半天不能动。气也喘不过来。司机问我怎么样，我勉强回了声，没事。等我慢慢地缓过来时，卡车已经离开了。
红星，这个东河区的街口，怎么也忘不了。
这时的东河区已经是万家灯火。我觉得自己半死不活的，饥肠辘辘。幸亏我哥工作单位不远，我到他厂里借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天色朦胧，又搭乘公交车到昆区去。当我找到包头九中考场时，有好几个考生在等候。内蒙古师院外语系的老师正在里面一间屋子里面试考生。外间有个女工作人员，记得不准带任何书本。
我看看自己浑身上下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很是自惭形秽。想到过去的这一天经历的艰险，仍然心有余悸。
我和几位考生稍稍谈了谈，才了解什么是口试。他们大多是教了好几年的英语老师，互相是同事或同学，有的是北京天津老三届的高中生。基础扎实。我很羡慕。我自学的是哑巴英语，很多内容只会阅读不会朗读。所有在场的考生后来几乎都成为77级同学。
我强打着精神等待着，趴在桌子上迷糊一会。一个个都走了，快要轮到我的时候，服务人员说今天口试到此结束。明天继续。我大失所望。晚上怎么办呢？我再也没有力气往东河区奔波了。
我想起了住在昆区的赵老师，曾去过他家一次还有点印象，我摸索着找到了他家。他和太太热情地留我住宿，把外间让给我。有个真正的家真好，屋里温暖如春。夜里安静，我把书包里的英语书和笔记本拿出来，一篇篇轻轻地读，猜想着明天可能会问我什么问题，该怎么回答。
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九中，考试在继续着。我是最后一个考生。本来书包是不允许携入考场。服务人员说她需要离开，我问她怎么办，服务人员犹豫了一下说，你带进去吧。放在一边就行。我答应了。后来我才知道，下面还有一批新考生来口试。
推门进考场，三位老师坐在对面，中间是一位年长的梁守涛教授（后来才知道他名字），两边各坐一位年轻女老师（王可和胡萍）。我用英语回答早上好。他们先请我坐在椅子上，面对着三位老师，我并没有觉得紧张，只觉得茫然不知所措，机械地按照听懂的几个单词去回答。
左边地上竖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一些音标，好像听见老师说读一下。我赶紧站起身，走到小黑板跟前，一一读起来。然后又递给我一个盒子，里面有一些卡片，自己摸一张。上面有一小段英文故事，记得是小动物的故事。我读了。
口试最后一部分是自由谈话。我有好几年没有跟别人用英语对话。这时候，我仔细听，抓紧机会用熟悉的词。一开始听到问"你"，我就尽量介绍自己：我是知青，在农村下乡。听到"家庭"，我就赶紧说家在南方，在江苏。听到"父母"，我就说父亲母亲是教师。我又听见单词"学习英语"，我就赶紧说我非常喜欢英语，在农村自学英语。
从梁教授的眼神似乎对我越来越好奇，他问得更多了。我知道谈话的时间早就超过了规定。他问我怎么自学的。我就说自己有旧的英语书。他指指我的书包，问我书包里带的什么？我说我随身带着英语书自学的。他问能不能给他看看，我只听懂了几个单词，看他的表情动作就明白了。我马上从书包里拿出我的笔记本，一本上面全是密密麻麻地默写的单词。另一本上整齐地写着英语课文，语法，翻译和小作文。
梁教授仔细地一页页翻看着，问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的。下面又说了些诸如；我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我喜欢文学，等等。王可教授和胡萍老师也轮番拿过去看了看。这个时候，我越来越镇静。记不清还问了些什么，只记得我嘴里不停地回答着。估计是乱诌一气，语法错误百出，语音语调就更不敢提了。
就这样，我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勇敢，谈了好长时间才结束。
三月份春天进了外语系之后，和胡老师，王老师分别谈起口试的情况，我才了解到，在我离开考场后，梁教授很激动，连连说：给她高分，给她高分，这样的考生我们一定要收。据说，我是包头地区口试考生中唯一的还在农村劳动的知青。估计我那双男式大头鞋，和那一付灰头土面的样子，也可能使他们感到意外。
英语口试之后，我去叔叔家。一进门，伶牙俐齿的小堂妹把我高考成绩一门门地喊了出来。我毫无思想准备，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小女孩嘻笑着把我的高考"隐私"一件件全部抖露出来。这就是我唯一收到高考成绩的方式。
这才知道，我叔叔有个熟人在包头招生办。他去打听我的成绩。招生办看了我的材料，说我的总成绩超过吉林大学外语系的分数线。可以改报吉林大学，看我的意愿如何。我一听很兴奋，可是转念想到父母无法供我读书，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敢有任何奢望，师范院校是我唯一的选择，我死心塌地盼望着内蒙古师院的回复。
1977年高考采取先报志愿，再考试。如若成绩超出分数线，有可能被更好的学院录取，在1978年入校后零星听到过。这与最近2017年12月份央视《国家记忆》节目中关于1977年高考回忆也是吻合的，而且在录取中不一定完全按照考生最初填写的志愿排列。
顺便提一下，内蒙古招生则出另一类情况。国家把四类院校列为重点录取院校。其中有师范院校。内蒙古师院在各城市招生时，拿走所有超过分数线，报考志愿填写内蒙古师院的考生资料，予以抢先录取，尤其是津京沪老三届考生。怪不得内师各系77级人才济济。
就在包头逗留中，听到周围不少关于高考的议论。最令人胆颤心惊的仍然是政审。即使文革已经结束，人们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变化。多年来围绕着政治运动出现了社会阶级划分，导致了政治上的歧视和不公平。尤其在招工，招生和招干这类关健时刻，政审可以直接让你飞黄腾达，也可以把你直接打入炼狱。每想到政审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虑不安。一天，我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奇想：独自去闯内蒙古师院外语系。既然成绩上线，按新的招生政策我应该通得过政审。我要亲自去力争通过政审。
我立即从包头乘坐火车到呼市。有位年轻的亲戚叫建国，正巧在内蒙古师院所在区域的派出所工作。他自告奋勇去打听外语系书记的住址。当晚，他带着我到家属院，建国年纪比我还年轻，我们俩莽莽撞撞地摸黑到王履安书记家。
敲了敲门，王书记太太应声开门。她很客气地请我们进屋。屋里摆设很简朴，王履安书记高大的个子出现在我面前，他带着微笑和蔼的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绷紧的心情放松下来。
当我说明来意。王书记呵呵地笑起来，他很果断地说，你不要担心，我们主要看成绩和本人的表现。招生政策是重在本人，过去那样搞是不对的。王书记又询问我的考区和成绩，我一一说了。他说，你放心吧。把你们第一批全部招进来人数还不够。我们降低了分数线，又招了一批，口试通知已发出。
王书记态度和善，言辞诚恳，非常果断。听上去他对高考招生情况了如指掌，对有关家庭出身的招生政策的观点明朗。在言谈中显露出他的魄力和正义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一位领导干部就家庭出身问题大胆地发表公正的看法，我感到非常意外。我们谈了一会很快就离开了。临出门，王书记微笑着对我说，回去耐心等吧。
一路出来，我十分兴奋。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四十年以后回顾那次冒险行动，那情景真是一次幸运的"上访"。
从后来看到的各种资料中了解到，1977年高考中，全国有很多省市，学院和科系，仍然把政审这一关控制得很紧，并没有真正执行"主要看本人表现"这一政策，很多优秀考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拒绝录取。我认为，与其说“这是纯属执行政策中的失误”，不如说这是“长久以来对政审的已经固有的习惯做法”不会因一条新政策而很快改变。这是1977年高考留下的一大遗憾。普遍承认，1978年高考时政审有所好转，到1979年，政审才真正放松。
就此而言，我对母校内蒙古师院外语系怀有由衷的感激之情。他们在录取新生的过程中保护了一些像我这样无辜的，家庭出身有重大问题的求学青年。充分表现出人性的善良和正直。
进校后了解到，在内蒙古师院“窝着一大批”学术白专典型，在1950代里从北京上海等院校流放来支援边疆。外语系的英语和俄语专业亦是如此，梁教授是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的，还有几位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老师，王履安书记是本系学生会主席，留校工作，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到今天，我才更认识到我的1977年高考有多么幸运。
一月份剩下来的日子在耐心的等待中捱过。严寒仍然在春天来临时之前任意肆虐着。除了咬牙坚持到底，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1978年2月4日立春，紧接着7日就是春节。我在日记中写道：我独自一人度过了这个凄凉的春节。小屋里零乱地堆放了许多东西。有时我看看被寒风吹破了的窗纸，灶前零乱的柴禾杆，快烧完的碎炭面，还有土豆，屋里狼籍一片的样子，不禁有点自我解嘲地想起了《范进中举》。日子一天天地在极度的寒冷，饥饿，以及焦灼的等待中度过。
整个冬天为高考奔波的费用，全靠把自己的口粮逐渐交到固阳县粮库，换回一些粮票和现金来维持，这时候的我和任何一个地道的农民没有两样。
按照内蒙古农村的风俗习惯，家家户户在腊月里就赶着把干粮做好，炸油糕，炖好猪肉，存放在凉房里。在农历正月里他们尽情地休闲，串门走亲戚，把熟食热一下就可以了。我常常在老乡家取暖，老乡们会热情留我吃饭。但是我自尊心很强，每到快要吃饭时间就找个借口溜回知青房，自己随便煮点什么吃。炕灶里不经常烧火就有潮气，有了潮气就更烧不着火。放进去的炭块像石头，根本烧不着，有时连水都烧不热。煮的土豆和糜米粥常常是半生不熟的就吞下去。
这时听人说固阳县教育局门口贴出大红榜，是高考初选名单，实际也是后来的录取名单。可能最后录取还有些变化，我不清楚。全县初选高校的以理工科为多，文科本科只有28人，英语本科1人。也就是说，英文专业18人报名，就我一人上了初选。我的名字列在红榜上。
据说整个固阳城沸腾起来。每天都有很多人围在红榜旁边观看谈论。我已经精疲力尽了。再也没有力气赶到固阳去看红榜。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希望那时去看一回。
大约是二月中旬，我到固阳县办事时得知，凡是上榜的考生都要去人民医院体检。我的前面一位女知青考的理工科，很壮实，皮肤粗糙，脸庞红通通的，一看就是长年在野外被风吹日晒的。医生说她可能有先天性心脏缺陷，女孩说从来没有检查过，插队几年一直是强劳力。她急得连连向医生哀求。这位女医生沉吟了一会，走到另一个办公室去，再出来时，用笔在检查单子上划了一下，通过！不过这女医生严肃地叮嘱那女孩尽快去检查一下。
体检结束，我的公社有一位回乡青年被查出色盲，只能放弃第一志愿北京钢铁学院，到内蒙古师院去。对回乡青年的家庭来说，考上大学是一步登天的大喜事。
体检后又是无休止的等待。三月初，刚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高考结果杳无音信，我又一次陷入深深的绝望，似乎是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同时，我感觉自己的体力也渐渐支撑不住了。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体单赢弱的知青房和我一样，勉强挺立在冬日的寒风中。
3月6日那天，我正在一家老乡家"取暖"，在想：不知道老天为我安排的是什么样的坎坷人生之路呢？正在这时候，有个孩子匆匆忙忙闯进屋来，一副又惊喜，又紧张的样子，说"小吕，你可能考上了！" 他说听人家说的。
我跳下炕就往外走，决意要到公社去问清楚。虽说是三月初，河槽路被封冻了整个冬天，还有很多硬梆梆的残雪。又是36里艰难的路，非常吃力地走到公社，又是一路浑身滚爬，弄得全都是碎冰雪碴。
刚到公社大院，有人就认出我，老远朝我大声喊着，小吕，你考上大学啦！那一刻，我不知道想哭还是想笑。
我问，我怎么不知道！通知呢？这人回答，他也是听说的，还报出其他考上大学的考生名字。
这干部热心地带着我到学区办公室翻找。我紧张得头上都渗出汗来。最后在学区会计的一个抽屉里找到录取通知书，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落款是"内蒙古师范学院"，抽出里面那张白色的硬纸张，上面一行黑色大字"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我读着这一行字，泪水模糊了视线。
我所在的忽鸡沟公社考上6名，其中3名是本地回乡男青年，分别考入北京某理工学院，内蒙古医学院，内蒙古师大物理系。另外两名男知青分别考入内师体育系和西北某大学。我是本公社唯一考上大学的女知青，也是固阳县唯一考上英语专业的考生。
那时全公社光知青就有600多。我知道好几个很有才能的知青没有被录取。我很遗憾。我衷心希望他们在以后的高考胜出，搭上这部历史的列车，希望他们的人生道路顺利平安。
三月初春的阳光夹着一丝妩媚，带来了不一样的暖意。我盼望在我离开之前看到知青们回来。我明白，这个冬天对他们来说一定也十分艰难，他们要面对难以接受的失望。
小杨回来了，他很沉默。只说他没考。其他什么都没有说。我知道很多知青在这场来势迅猛的变革面前感到懵了，来不及做出正确的选择。
小魏回来了，我期待他说什么，他也是一样的沉默，送给我一个笔记本。40年后我才知道，他躲在屋里眼睛都哭红了。
其实，我无法开口说我考上大学了，更不忍听到任何祝贺的话。我觉得心中充满歉疚和说不清的留恋不舍。
3月16日早上我离开了厂汉门洞村。这天天气晴朗。小杨总是乐于助人，主动把我的行李送到坡下的村口去，一个行李卷，两只木箱子。
村口有一大群乡亲在村口，队里有个老汉赶毛驴车去公社，顺路带我。我倒着坐在毛驴车上，眼看着村子渐渐远去，消失在视野里。我的眼睛湿润了。在幽静的山沟里，一辆小毛驴车吱吱扭扭地，最后一次带我走在这条曾经走过无数次的寂静的河漕路上，往公社方向走去。
内蒙古师院3月18日开始报到。当天一早, 我哥用自行车推着我的行李送我从东河区火车站，踏上了开往呼和浩特的火车。
当我乘坐的列车驶向"我的大学"时，我内心很平静，没有欣喜。在历尽千难万苦之后的疲惫不堪，在绝处逢生之后的感激之情，同时抱着对新生活的期待和向往，所有这些十分复杂地交融在一起。我安详地望着窗外一掠而过的景物，又好像什么也没看见。
在呼市火车站，外语系组织的迎新生人员已经在门口等候，把我作为第一批新生接到师范学院。
政治辅导员李维成老师开玩笑说，你是77级第一个到校的学生。这话触动我，有点伤感。因为我离开知青房，没有地方可待，只能尽快到学院宿舍去。我急切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睡一觉，到食堂好好吃一顿饭。经历这4个月高考，实在太累了。
刚在宿舍安定下来，一位风度优雅的老教授轻轻推门进来问道，哪位是吕丁倩？我正坐在床边，马上站起来说我就是。她走过来微笑着说，我听梁老师介绍你在逆境中自学的情况，他说一定要把你这样的学生招进来。她就是系里另一位权威金龙驹教授。
几天以后，偶尔在教学楼里遇到梁教授，他很高兴，还像口试时那样看着我说，以前你在逆境中自学，以后可以在顺境里好好学习了。我回答说是的。说完，梁教授匆匆走了。这句话竟然几十年都清楚地记着。
刚进校不久，一封匿名信送到外语系，信中的内容是：吕丁倩隐瞒了家庭出身，才考上大学的。她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没有落款，信是从江苏省常熟市寄出来的。王书记读了信，不屑地回绝说，这种信件不理它。外语系执行“重在本人表现”，正气凛然。三年多之后，我才偶然得知这个"匿名检举"。
在那个三月里的每一天，我背着书包，手拿着新英汉字典，走出内师女生宿舍楼，沿着小路向外语系教学楼走去。外面阳光明媚，灿烂无比。小路的两边栽满了杏树，满园显出一片热情的粉红，枝条上已经抽出绿绿的芽，长满红红的花蕾。我离开小路，走到茂盛的花树丛中，微微仰面，闭上眼睛，让自己沐浴在阳光里，尽情地感受从来没有这么温暖的春天。
责任编辑 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