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哥
下乡第二年，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长期半饥半饱的生活，我病倒了，诊断为急性肾炎。妈妈得知后，数封信催我回家养病。
家是贫寒的，也是温馨的，爸爸妈妈大哥二哥和妹妹，把我当重点保护对象，无微不至地照顾起来。
一天，爸爸悄悄对我说，他和妈妈商量好，决定妈妈提前退休，让我顶替回城，已填了我的表。
“那二哥怎么办？”
我有些同学家里，兄弟姐妹之间为了争夺父母的顶替名额，常常打得头破血流，甚至由此失和。由于这样的情况发生很多，有关方面就出了个规定，凡是家里有几个子女下乡当知青的，父母退休顶替要由大到小排序。
二哥周荣福属于老三届，有先天性心脏病，长年嘴唇青乌，稍微一劳累就上气不接下气，本来不该下乡的。街道干部来家里动员，两眼一瞪，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是资本家，资本家的子女更应该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还想违抗毛主席的指示怎的！”这个大帽子谁也戴不起，二哥只好认命，乖乖地报了名，第一批就下乡了。后因心脏病发作几次生命垂危，若不是当地干部顾忌二哥死在农村给他们添晦气添麻烦，根本不可能同意他办病残回城。二哥给我讲，研究他的病残申请的时候，公社书记说，让他走，让他回去死。
二哥病残在家，先是在河边挑鹅卵石卖给建筑单位，赚钱补贴家用。把铁筛子用木架支起来，将鹅卵石和泥沙一铲一铲地往铁筛子上倒，把混在河沙里的鹅卵石筛选出来，再装上萝篼，一挑一挑地挑到马路上，鹅卵石每一担有一百多斤，过称，装车，每担能挣一毛钱。鹅卵石从河滩上挑到公路上，要爬一段十分陡峭的小路，这条所谓的小路没有石梯，只是人们在河滩的乱石荒草丛中踩出的脚印，走的人多了，也就变成了路。每天收工回家，只见他步履沉重，筋疲力尽，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合衣倒在床上，如死了一般。妈妈忙给他端来一杯开水，让他喝下去，别无他法。叫他别去了，他不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说，妈，如果我二十几岁的人不能为家里挣点钱，还要父母养活，那我真的就是个废物了。
想有一份糊口的工作，是二哥梦寐以求的最迫切的愿望。但是社会上闲在家里的真真假假的病残知青很多，工业不景气，很多工厂都不招工，就是一些街道小厂偶尔有三五个招工名额，还不够红五类病残知青分配的，我们这种家庭根本就没指望。为了博得街道干部的好印象，二哥帮街道办事处组建了一支文艺宣传队，带领一帮病残知青积极的参加街道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以及各种义务劳动，还经常性的到街头演出。二哥是台柱子，总是自编自演自弹自唱，连街道办主任都夸他，说他是一个优秀青年，可惜投错了胎。
有一年，有关方面决定在北碚博物馆搞恐龙展馆，人手不够，需要一个聪明能干、做事细致的年轻人协助专家制作恐龙标本，街道办主任把二哥推荐给了博物馆。虽说是临时工，每月的工资参照学徒工的标准，只有十八元，二哥也是喜之不尽。在专家的悉心指导下，二哥刻苦专研，不分昼夜，使得恐龙馆得以按期展出。
博物馆的领导和专家对二哥非常满意，多次给二哥许愿，只要有了招工指标，就一定把他招进博物馆，成为博物馆的正式职工，还会给他涨工资。二哥心中怀着祈愿，非常热爱他的这份工作，更加卖力了。他只希望用他的聪明才智勤奋辛劳不计报酬来感动他们，为自己争取一个能养家糊口的正式工作。渐渐地，博物馆凡是需要动手的事情，包括写、画、做，差不多都是由二来完成，领导和专家只是动动嘴。
二哥制作的熊猫标本
可是，几年下来，因为成份问题，博物馆领导报告多次仍然要不来招工指标，二哥也只有一直做十八元工资的临时工。每次发了工资，他都是一分不留的全部交给妈妈，很内疚地说：“妈，等我转正了，就会涨工资。”
妈妈接过钱，手都在发抖：“福儿，不少了。你要注意休息，不能累着了！”
二哥说：“妈，你莫担心。博物馆的工作一点不累，比在农村当知青，比在河边担鹅卵石，轻松多了！”
妈妈返给二哥十元：“福儿，你留一点钱买药，药不能断。家里伙食开在一起，够用了。”
其实，妈妈把二哥交给她的工资每月八元一分未动全都给他存起了，以备不时之需。
二哥长得很英俊，唱歌非常好听，性格也很温柔，空闲时间喜欢帮妈妈做家务，尤其喜欢做清洁整理房间，两居室的房间经二哥一番整理布置，分文不花，竟然也显得清雅整洁。他还喜欢养鱼养花，我家窗台上，一年四季都开着不同的花，惹得过路人看了都艳羡不已；他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几块玻璃，三下两下的居然做成了一个长方形的鱼缸，从朋友那里讨来金鱼，在嘉陵江河滩上淘来一些晶莹剔透造型奇特的鹅卵石做缸底的点缀，再自己画一幅海底植物的图画粘贴在鱼缸背面，一个美轮美奂的鱼缸就做好了，美丽的金鱼优哉游哉地在新家里游玩起来。他常常陶醉在鱼儿的悠然自得中，暂时忘记了生活本身的沉重和苦痛。
即便我家成份不好，又穷得一无所有，即便他身体有病，没有正式工作，仍然有一个女孩死心塌地地爱着他。她常常泪眼婆娑地望着他，问，你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呀？
他总是说，快了，我觉得我这一段时间好了很多。我的病好了，工作转正了，我们就结婚！
二哥听着他的收音机学俄语
二哥心灵手巧，很聪明，什么事一看就会，也不知他在哪里东拼西凑的买来零件，居然无师自通地组装了一台巴掌大的矿石收音机。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二哥就在家里抱着他的矿石收音机，压低声音跟着收音机里的教程叽里咕噜地学俄语。还把他写的俄语作文给我看，我也看不懂，念给我听，我也听不懂。他又想让我跟着他学俄语，我不感兴趣，也不肯学。他只得失望地两手一摊，叹口气说，“二哥拿你这个傻妹崽没办法。”他信心满满地对我说，等他把俄语学好了，他要把苏联的小说翻译成中文给我看！而我对二哥的雄心壮志总是将信将疑，不置可否。当时中国和苏联感情失和闹崩了，天天互骂，我担心二哥废寝忘食地学俄语没用，学来做什么？用俄语和苏联吵架吗？二哥很笃定地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世上没有无用的知识，只要时机到了，知识自然会显出它的价值来！”
我总想玩二哥的收音机，觉得收音机里藏着一个另一个五彩斑斓的未知世界，里面的人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这个未知世界对我充满了无尽的吸引力。我缠着二哥把收音机给我玩，说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二哥怕我收听了不该听的，给家里惹祸，收音机从不离身，碰也不让我碰。
一天，趁二哥上班去了，我偷偷地翻出二哥藏匿起来的收音机，胆大妄为地调试到我想收听的《美国之音》，忘乎所以地收听起来，我如饥似渴地吸纳着收音机里传出的信息，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爸爸下班回家，见我竟然收听敌台，吓得连脸青面黑，一把把收音机夺过去，关上开关，在我头上敲了一个爆栗儿：“你不要命了？”又强压声音说：“傻丫头哇，听这个被发现了，是要坐牢的呀！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
我埋下头，一声不吭。心里想：说什么不敢说，嘴巴只剩了吃饭的功能，倒也罢了，连听什么也不敢了，那耳朵留着何用？还不如割来卤了下酒！
爸爸见我的神情，知道这个犟丫头心里不服，但是有什么办法，收听敌台是大罪，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处，全国各地因收听敌台被治罪，轻者被批斗，重者被判坐牢的事时有发生。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从厨房里拿来柴刀，把儿子的宝贝收音机砍得稀烂，以绝后患。
我极力阻拦，哭着哀求道：“爸，别砍了，这是二哥学俄语用的！你把它砍坏了，二哥学俄语怎么办？我保证从今以后不碰它就是了！爸！求您了！”我拼命地从爸爸手里去抢，一面不停地哭喊：“爸，爸！不要把二哥的收音机砍了！我错了！我错了！我再不敢了！爸，爸，不要砍了！”
爸爸推开我，满眼是泪：“你保证你的手不碰它，你能保证你心里也不想吗？你保证得了吗？丫头，别怪爸爸，我们家再也经不起了啊！”
二哥视若宝贝的收音机，成了一地碎片，我伤心地趴在桌上，满腔的悲愤无可诉说，蒙住脸大哭起来。
二哥下班回来，见他的宝贝成了一地碎片，哀怨地看了父亲一眼，什么也没说，倒在床上面朝墙壁无声地流泪。
我哭着说：“二哥，对不起！我不该偷偷拿了你的收音机听了《美国之音》，我错了！以后我有钱了，我买一台《红灯》牌收音机赔你！”《红灯》牌收音机是当时的名牌，价格昂贵而紧俏。一般的工薪家庭买不起也买不到。
当时社会上流传一种红茶菌吃了医百病的说法，尤其对人的心脏有好处，他就千方百计地从别人那里搞来菌种，用一个搪瓷缸废寝忘食地培养。眼见到红茶菌渐渐长大，他捧着搪瓷缸出神地看着红茶菌，两眼放光，好像从红茶菌里看到了生的希望。他是从不迷信的人，但自从病残回城以后，他变得迷信起来，经常到缙云山的庙宇里传说很灵验的佛像前烧香叩拜，还把香灰仔细地收好用纸包起来，回到家，非常虔诚地和水吞下去。那种对生的祈盼的神态举止，令人心碎。每到这个时候，妈妈总是忍着泪别过脸去，无计可施。
这次我得了急性肾炎回家治病，爸爸心疼我，与妈妈商量，决定让妈妈提前退休，让我顶替回城。
但是，二哥二十四岁了，成份不好，又是病残知青，要找到接收单位是不可能的。我心里想，总不能自己占了二哥的顶替名额，让二哥打一辈子的零工吧。
爸爸对妈妈说：“老二年龄虽大些，至少总算已经回城了，虽没有正式工作，做做零工，总比远在千里之外如今身体又有病的一个女孩子好一点，琪儿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作父母的不能不管啊！”
我去问妈妈，妈妈无语泪先流，摇摇头，又点点头。
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听见妈妈带着哭腔压低声音和爸爸在说话。
“他爸，我提前退休办子女顶替的事，还是再商量一下，好吧？”
“我们不是已经商量好了，先让琪儿顶替的吗，你——”
“下午琪儿来问我的意见，我猜她的意思是愿意让她二哥先顶，琪儿是我的女儿，我了解她。”
“即使她本人愿意，谦让，我们作父母的，也要为孩子着想啊，我带琪儿去医院看病，医生把我拉在一边悄悄对我说，说她这个急性肾炎要及时治好，若拖成了慢性，后果也是很凶险的。她一个女娃家，又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照顾不到啊。老二的身体已经垮了，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琪儿的身体也垮掉啊，都是我们的孩子，能救得一个是一个啊。”
“医生说福儿的病最好尽早做手术，不然随时有生命危险。他做零工，又没有医保，做手术哪里有钱啊。”
“你先别哭，我看这样吧，你退休还是先让琪儿顶替，老二还是暂时做临时工，两年后我能退休了，就让老二顶，他这个病，只要休息得好，拖两年做手术应该是没有问题吧，你说好吗？唉......”
“好……好的，只能这样了。”
听了父母的谈话，我流泪了。
妈要退休的事，二哥当然是特别关心，他悄悄跑到妈妈单位上去打听，才知道原来爸爸妈妈已经决定让我顶替，招工表都填好了。
这天，二哥避开爸爸妈妈，悄悄把我约到外面。
“琪妹，妈妈退休顶替的名额能让给二哥吗？二哥都快二十五岁了，成了病残知青，哪里都没人要，女朋友也说再找不到正式工作就分手，这辈子就算完了！”二哥哭了。
我也哭了。从小，我和二哥感情好，二哥总是带着我和妹妹玩耍。我永远也忘不了，小时候，二哥每天来小人书摊上把我揪回家的情景；忘不了二哥教我背唐诗的情景，人生很多的第一次，都是二哥带着我体验的，可以说，二哥是我认知世界的启蒙老师。二哥虽然是个大家公认的美男子，没有正式工作，连女朋友都留不住，真是委屈死他了。自己年龄还小，以后总有机会的。最重要的是二哥有心脏病，只有进了单位，医药费有地方报销了，他才能尽早做手术。
我答应了。
二哥和我一起跑到厂里私自改了名字，厂里见是兄妹俩自己商量好的，况且厂里更需要男工，也就没说什么。等招工通知下来，爸爸一看是二哥的名字，大发雷霆，父子俩大吵起来。
二哥哭着说，自己快二十五了，还没正式工作，又有心脏病，做点零工，挣点钱都交给妈妈补贴家用了，自己哪点自私了？
妈妈在一边流泪，说不出话，手心手背都是肉，割哪一块都疼啊。
我劝爸爸，说是自己自愿的。
爸爸说，二哥已经回城了，不用再下乡劳动，博物馆虽然是临时工，但都是手上的活儿，还能坚持一下，转正是早晚的事。而你是个妹儿家，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饭都吃不饱，身体又搞垮了，当老子的哪有不揪心的。再说，家里成份不好，再要想通过其他途径回城，难啊。
我说：“爸，我会争取的。”
爸爸长叹一口气，不再说话了。
二哥顺利地顶替妈妈上了班，他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套我眼馋了好久的仿制军装送给我，在当时，军装是年轻人眼里最时髦的服装。可谁也没料到，没多久，被街坊邻居誉为“二美人”的二哥却仍然因为厂革委书记借口厂里资金紧张，说：“刚上班，什么贡献都没有，就想占集体的便宜，不行！”没有同意他及时手术，心脏病突发去世。到死也没结成婚。
我们得到二哥心脏病突发病危的消息，飞奔到病房，我握住二哥的手，哭成了泪人：“二哥，你一定要好起来！我还欠你一台收音机，以后我工作有钱了，我要给你买一台《红灯》牌的收音机！你学会了俄语，我等着读你为我翻译的苏联小说！二哥，你一定要好起来！”
好一阵，二哥才拼尽力气说了一句：“琪妹，对不起，二哥不该……”
“二哥，这份工作本来就应该是你顶替的，你不要自责了。你不欠任何人的。二哥，你那么聪明勤奋，那么努力上进，是他们亏欠了你啊！”
二哥流泪了，他望着爸爸，断断续续地说：“爸，我来到世上，一事无成，对国家对家庭没有贡献，把我捐了吧！我也只有这点价值，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报国了！爸，您把我养大，我却不为您养老，对不起您了！”
爸爸听二哥如此说，心痛难忍，竟然晕过去了。妈妈抱着二哥，哭得死去活来：“福儿啊，你不能就这样丢下妈妈啊，妈妈还要靠你养老送终的啊！”
二哥又对他的女朋友说：“你找人嫁了吧，忘了我，重新生活！”他的女朋友握住他的手，只是痛哭，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不——”我狂喊，我不能接受二哥捐赠遗体用于解剖，那得多痛啊！
围在床前的医生听二哥如此说，喜出望外，急忙拿来遗体捐赠文件，甚至来不及填写内容，就先让二哥按了手印。
二哥看着妈妈，用最后的力气说了一句：“妈，下辈子我还做您的儿子……”
二哥停止了呼吸，心电监护仪成了一条直线。
医生甚至等不及我们给二哥买一套新衣服给他换上让他干干净净的上路，来了几个穿白大褂的，把二哥用被单一裹，台上手术车就急急忙忙的推走了。
我追出去，一边痛哭一边大喊：“不！我不同意捐赠！我们全家都不同意！二哥的身体还是热的，还活着，你们为什么不抢救？你们不能拉走他！”
我死死的拖住手术车，不准他们把二哥拉走，有医生上来用力地掰开我的手，差点没把我的手指掰断。我急了，朝他的手背一口咬下去，咬得我满嘴鲜血。又有几个医生上前拖住我，我又踢又咬，仍然挣不脱他们对我的控制，眼睁睁第看着他们把刚刚咽气身体尚热的二哥拉进了手术室，关上了手术室的大门。
几个大汉守住手术室的大门，防止我破门而入。我一边用拳头擂门，一边大声哭喊：“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们放开我的二哥！”
不一会儿，门开了，医生们捧着一个盒子，又急急忙忙地走了。我冲进手术室，掀开蒙住二哥的被单，只见二哥坦胸露怀，一片血肉模糊……
我昏过去了。
二哥去世了，没有骨灰，没有追悼会，没有墓碑。
当时的政策，只能由子女顶替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却不能相互顶替。二哥去世留下的空缺，则由书记另行安插了别人。妈妈经历了丧子之痛，现在她更要为女儿争取。一天，她鼓足勇气去找到书记，还没等到她把话说完就被轰了出来。
成份不好，连为女儿争取权利的资格也没有。爸爸整天唉声叹气，妈妈也只有泪水长流。
几年后，我终于最后一批回了城，进了医学院读书，每当上解剖课的时候，面对人体标本，我们都会深深地鞠躬，真诚地表达对他们无私奉献的敬意。我都会想起我的二哥，泪水止不住地流。不知他躺在重庆医学院的哪个解剖室里供学生们研究学习。好多次，我都想去找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