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⑧丨九旬抗战老兵董传裕：参军前曾三次遭日本兵毒打（下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余李水 时间:2017-12-29 点击:
董传裕
三、当兵打鬼子去
1944年，我家乡的一个姑娘来大连打工，我们就结婚了。婚后不久，我爱人按照农村的风俗，就回老家伺候我母亲。那时候的大连，日本鬼子到处抓劳工去挖煤或者干其它体力活。我想，如果我被抓，一家人就不能在一起生活了；再者，大连的生活也不行，日本人占领地方的生活咱不能过，家乡是解放区，还是咱解放区好。于是我就回到了家乡。
当时我已经十七岁了，回家后怎么办呢？我很快就报名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在当时的工作一般就是搞宣传，写写标语，如“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抢收抢种”等。除此之外，我就到十里夏家中心小学商量上学的事情，就是想去补习。为什么？因为1944年那个时候，我们家乡的形势要好一点了，解放区民兵、独立团的力量壮大了，鬼子的劲头也大不如前，扫荡的次数也少了。我重新回到学校后，参加了学生抗日救国会，简称“学救会”，其主要工作也是向老百姓做宣传。因为老百姓一般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需要对他们讲一讲形势发展情况，哪个地方打了胜仗，消灭了多少敌人；哪个地方我们的解放区扩大了，根据地扩大了，这样宣传的目的是鼓舞老百姓，获得他们的支持。
到了1945年春，我参加了民兵。因为我们村子比较小，民兵不多，也就十几个人。当时民兵吃穿都是自己家解决。吃的，如地瓜、玉米糊等；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没有军装；武器也比较简陋，有几条枪就不错了，一般一人发两颗手榴弹；但是有一条，就是晚上要集中睡觉。我们必竟有任务在身，集中便于分配任务。任务一般便是夜里站岗放哨，其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公路上挖洞，就叫陀螺坑，破坏鬼子的交通。挖洞在一段时期内是比较频繁的，民兵们都参加，各村的民兵轮流干，有时候这个村，有时那个村，有时候四五个村子一起干，如石岛几乎是几个村的民兵同时进行。挖洞大多一个礼拜一次，民兵一般是在吃过晚饭后出发，带上铁锨和镐头，到离家大概一二十里路的地方，利用夜色掩护进行，挖到天亮就回来。在很多情况下，你晚上挖了以后，鬼子白天就抓老百姓把洞填平了，下次你还要去挖。
那个时候，我一边在学校补习，一边就是在公路上挖洞，破坏敌人的行军；有时敌人来了，我们民兵埋地雷，跟鬼子打打麻雀战。有时候，乘着夜色到敌人的据点外放几枪，骚扰骚扰他们。
1945年8月，我决定去参军，母亲、妻子不是很同意，因为战争年代，当兵就有生死的问题。但是，她们都没有坚决反对，因为当时的整个大形势是到处一片抗日呼声，虽然她们是老百姓，但是受这个影响很大，最终还是同意我出来。我们出发时一共十几个人，其中本村还有2个人，分别是毕树新、董膝本，另外还有一个搞文艺的王老师，但是他半路上跑掉了，我们都叫他逃兵。我们的打算是去参加当地的地方武装，如独立营等，所以先到区里去报名，区里领导一看我们是高小生，文化水平蛮高的，就说：“你们去胶东军区吧！”其实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胶东军区有任务给他们，叫他们招收一批有文化的士兵，而且还对籍贯有要求。此外，胶东抗大也要求他们输送一部分学生。这样，我们就带着介绍信赶往胶东军区。区里有安排，这个介绍信由我们中间的一个青年党员毕树全保管，而且到那之后，不管吃饭还是干什么的，都由他安排。此时，胶东军区在莱阳，离我们荣成大概有300华里。我们一行人大概走了五六天就到了莱阳。到莱阳后不几天，部队就来选人。首先考虑籍贯，就是你籍贯所在地需要人，你也愿意去，你就去。另外有五六个人去了胶东抗大。我也不想去抗大，因为心里认为现在学习无所谓了，关键是打鬼子。最后说军区需要电话员，我就去了，被分配到军区电话班学习。但是时隔不久，鬼子投降的消息就传来了，大家都十分高兴。
四、战斗在电话员岗位上
我在电话班学了三个月。那个时候，电话算是新鲜事物，用的多是日本人的电话，木盒子的，耳机挂在木盒子旁边，像喇叭一样，拿起来你就可以接通。学些什么呢？老师可能也不大懂，成天就是要求我们把木盒子拆掉，线路拆掉，然后再装。1945年11月快毕业的时候，因为我学习成绩比较好，平时表现也比较好，注意团结其他学员，站岗放哨也很主动，劳动非常积极，不怕苦，不怕累，所以我就入党了。
电话班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凤凰崖电话分站当站长，其实就是班长，下面管4个兵，加我共5个人。这个站不在莱阳城里面，而是在外面的大山里，此地归牟平县管，我就在那当了一年的站长。但是，站长工作确实不容易，5个人既要维持站里工作，又要维修附近被服厂、鞋厂、衣服厂、印币厂、造船厂、炸药厂的电话线，还有当地的一些单位线路，如北海银行胶东分行的电话线。那时候，由于受1942年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影响，电话站也得种菜、养羊、养猪。我们站主要管长途线。由于线路长，很难发现出问题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电话线要么架在在树上，要么在电杆上，而且都是细铁丝，风一大就很容易断掉，所以线路经常断，而且每个人不只是负责一条线，线出了问题，出来查只能一个人，当时驻地就派一个民兵跟着一起行动，民兵扛着梯子，一些电话线架在树上或者电线杆子上，他就用带铁线的铁钩子钩下来。有时修理电话线到了夜里，特别是走在老百姓的坟地上，我怕，民兵也怕。有一次，他正好穿了个大衣，有棵带刺的树把他衣服挂住了，他就叫“鬼啊！鬼啊！鬼啊”！扔了梯子就跑，他跑我也跑。但是我转而一想，这样跑掉了怎么能行呢？咱们还得去完成任务呀！我大概在凤凰崖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就调到军区电话总站，担任了班长。
胶东军区总机班共12个人，其中7男5女。干什么？一是守总机；二是电话坏了，要负责修。之前在凤凰崖架电线的任务，就很少有了。但是，我们交接班没有闹钟，男女轮班怎么办呢？最后我们的那个女副班长就想了个办法，她说：“弄个绳子，栓在我们脚上，该哪个轮班了，你拉一下，她就知道。”这个绳子放在窗外，一般只有我们知道，别人不知道。一段时间，我们也就慢慢习惯了。但是，有一次出事了。人家站岗的同志知道了，晚上过去拉女同志的腿。结果这一拉，出事了。乖乖，那还了得！那个时候管得严啊！我们要专门做检讨，开班会批评，总站开大会批评。这个总机班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此时，我就考虑去一线部队。最后，我调到了军区首长的总机班。
有一天晚上，许世友打电话给正在前线打仗的聂凤智。其实，许司令通过电话早就把任务都布置下去了，这时通过电话来检查落实情况。因为电话是在夜里响的，我一看值班人不在，但知道今天是小刘值班。此时，我就听到院子里“嘎嘎嘎”地响，好像不止一个人在那，心想值班的不值班，大冬天的晚上跑出去干什么了。原来，小宋起来小便，小刘以为夜里没什么事，就把电话机放在那里，也跟着到院子去，两人就在院子里追逐打闹。那电话老响，我进去一看，是胶东军区01号首长打来的，是许世友司令员的电话，赶紧接听。他说：“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说：“电话线出问题了。”他说：“有这么巧吗？！怎么夜里就坏了？！”我说“坏了”只不过是找借口搪塞，但是被许司令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这时，小刘和小宋也回来了，我把他们也训了一顿。
还有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情。胶东军区司令部的电话经常坏，去司令部修电话时，我们进去前一定要喊“报告”，警卫员出来以后你再进去。特别是去许司令那，你一定要喊“报告”，警卫员出来以后，你才能进去，而这时他那子弹上膛的枪就在桌子上了。有一次去修，由于我学的是日本电话修理方法，首长用的电话已经换代了，是跟国民党军队打仗缴获来的德国西门子电话。我的妈，我一进去头皮就发麻，这怎么办呢？没办法，只有试试看了。我修了好一会儿没有搞好。许司令最后叫我：“小鬼，不着急，慢慢来。”他们南方都叫小鬼，实际上我们老家不能叫小鬼，小鬼是骂人的话。但是听他这么说，我也就不太紧张了。实际到最后，发现没有大毛病，就是那个耳机子往下压的时候，它那有个钮可以跳起来，现在是压下去后不跳了，所以电话就不通，就那个东西在坏事。问题查清后，电话很快就修好了。
解放战争时期，我还担任过华东解放军官兵教导总队四大队排长。解放后，我先后担任南京军区后勤部第十三分部政治部干部科科长、汽车第三十二团政委，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南京军区后勤部第十三分部政委，南京军区军医学校政委。1987年9月离休，享受正师级待遇。在革命生涯中，曾荣立三等功七次，四等功一次。
1944年，我家乡的一个姑娘来大连打工，我们就结婚了。婚后不久，我爱人按照农村的风俗，就回老家伺候我母亲。那时候的大连，日本鬼子到处抓劳工去挖煤或者干其它体力活。我想，如果我被抓，一家人就不能在一起生活了；再者，大连的生活也不行，日本人占领地方的生活咱不能过，家乡是解放区，还是咱解放区好。于是我就回到了家乡。
当时我已经十七岁了，回家后怎么办呢？我很快就报名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在当时的工作一般就是搞宣传，写写标语，如“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抢收抢种”等。除此之外，我就到十里夏家中心小学商量上学的事情，就是想去补习。为什么？因为1944年那个时候，我们家乡的形势要好一点了，解放区民兵、独立团的力量壮大了，鬼子的劲头也大不如前，扫荡的次数也少了。我重新回到学校后，参加了学生抗日救国会，简称“学救会”，其主要工作也是向老百姓做宣传。因为老百姓一般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需要对他们讲一讲形势发展情况，哪个地方打了胜仗，消灭了多少敌人；哪个地方我们的解放区扩大了，根据地扩大了，这样宣传的目的是鼓舞老百姓，获得他们的支持。
到了1945年春，我参加了民兵。因为我们村子比较小，民兵不多，也就十几个人。当时民兵吃穿都是自己家解决。吃的，如地瓜、玉米糊等；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没有军装；武器也比较简陋，有几条枪就不错了，一般一人发两颗手榴弹；但是有一条，就是晚上要集中睡觉。我们必竟有任务在身，集中便于分配任务。任务一般便是夜里站岗放哨，其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公路上挖洞，就叫陀螺坑，破坏鬼子的交通。挖洞在一段时期内是比较频繁的，民兵们都参加，各村的民兵轮流干，有时候这个村，有时那个村，有时候四五个村子一起干，如石岛几乎是几个村的民兵同时进行。挖洞大多一个礼拜一次，民兵一般是在吃过晚饭后出发，带上铁锨和镐头，到离家大概一二十里路的地方，利用夜色掩护进行，挖到天亮就回来。在很多情况下，你晚上挖了以后，鬼子白天就抓老百姓把洞填平了，下次你还要去挖。
那个时候，我一边在学校补习，一边就是在公路上挖洞，破坏敌人的行军；有时敌人来了，我们民兵埋地雷，跟鬼子打打麻雀战。有时候，乘着夜色到敌人的据点外放几枪，骚扰骚扰他们。
1945年8月，我决定去参军，母亲、妻子不是很同意，因为战争年代，当兵就有生死的问题。但是，她们都没有坚决反对，因为当时的整个大形势是到处一片抗日呼声，虽然她们是老百姓，但是受这个影响很大，最终还是同意我出来。我们出发时一共十几个人，其中本村还有2个人，分别是毕树新、董膝本，另外还有一个搞文艺的王老师，但是他半路上跑掉了，我们都叫他逃兵。我们的打算是去参加当地的地方武装，如独立营等，所以先到区里去报名，区里领导一看我们是高小生，文化水平蛮高的，就说：“你们去胶东军区吧！”其实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胶东军区有任务给他们，叫他们招收一批有文化的士兵，而且还对籍贯有要求。此外，胶东抗大也要求他们输送一部分学生。这样，我们就带着介绍信赶往胶东军区。区里有安排，这个介绍信由我们中间的一个青年党员毕树全保管，而且到那之后，不管吃饭还是干什么的，都由他安排。此时，胶东军区在莱阳，离我们荣成大概有300华里。我们一行人大概走了五六天就到了莱阳。到莱阳后不几天，部队就来选人。首先考虑籍贯，就是你籍贯所在地需要人，你也愿意去，你就去。另外有五六个人去了胶东抗大。我也不想去抗大，因为心里认为现在学习无所谓了，关键是打鬼子。最后说军区需要电话员，我就去了，被分配到军区电话班学习。但是时隔不久，鬼子投降的消息就传来了，大家都十分高兴。
四、战斗在电话员岗位上
我在电话班学了三个月。那个时候，电话算是新鲜事物，用的多是日本人的电话，木盒子的，耳机挂在木盒子旁边，像喇叭一样，拿起来你就可以接通。学些什么呢？老师可能也不大懂，成天就是要求我们把木盒子拆掉，线路拆掉，然后再装。1945年11月快毕业的时候，因为我学习成绩比较好，平时表现也比较好，注意团结其他学员，站岗放哨也很主动，劳动非常积极，不怕苦，不怕累，所以我就入党了。
电话班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凤凰崖电话分站当站长，其实就是班长，下面管4个兵，加我共5个人。这个站不在莱阳城里面，而是在外面的大山里，此地归牟平县管，我就在那当了一年的站长。但是，站长工作确实不容易，5个人既要维持站里工作，又要维修附近被服厂、鞋厂、衣服厂、印币厂、造船厂、炸药厂的电话线，还有当地的一些单位线路，如北海银行胶东分行的电话线。那时候，由于受1942年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影响，电话站也得种菜、养羊、养猪。我们站主要管长途线。由于线路长，很难发现出问题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电话线要么架在在树上，要么在电杆上，而且都是细铁丝，风一大就很容易断掉，所以线路经常断，而且每个人不只是负责一条线，线出了问题，出来查只能一个人，当时驻地就派一个民兵跟着一起行动，民兵扛着梯子，一些电话线架在树上或者电线杆子上，他就用带铁线的铁钩子钩下来。有时修理电话线到了夜里，特别是走在老百姓的坟地上，我怕，民兵也怕。有一次，他正好穿了个大衣，有棵带刺的树把他衣服挂住了，他就叫“鬼啊！鬼啊！鬼啊”！扔了梯子就跑，他跑我也跑。但是我转而一想，这样跑掉了怎么能行呢？咱们还得去完成任务呀！我大概在凤凰崖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就调到军区电话总站，担任了班长。
胶东军区总机班共12个人，其中7男5女。干什么？一是守总机；二是电话坏了，要负责修。之前在凤凰崖架电线的任务，就很少有了。但是，我们交接班没有闹钟，男女轮班怎么办呢？最后我们的那个女副班长就想了个办法，她说：“弄个绳子，栓在我们脚上，该哪个轮班了，你拉一下，她就知道。”这个绳子放在窗外，一般只有我们知道，别人不知道。一段时间，我们也就慢慢习惯了。但是，有一次出事了。人家站岗的同志知道了，晚上过去拉女同志的腿。结果这一拉，出事了。乖乖，那还了得！那个时候管得严啊！我们要专门做检讨，开班会批评，总站开大会批评。这个总机班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此时，我就考虑去一线部队。最后，我调到了军区首长的总机班。
有一天晚上，许世友打电话给正在前线打仗的聂凤智。其实，许司令通过电话早就把任务都布置下去了，这时通过电话来检查落实情况。因为电话是在夜里响的，我一看值班人不在，但知道今天是小刘值班。此时，我就听到院子里“嘎嘎嘎”地响，好像不止一个人在那，心想值班的不值班，大冬天的晚上跑出去干什么了。原来，小宋起来小便，小刘以为夜里没什么事，就把电话机放在那里，也跟着到院子去，两人就在院子里追逐打闹。那电话老响，我进去一看，是胶东军区01号首长打来的，是许世友司令员的电话，赶紧接听。他说：“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说：“电话线出问题了。”他说：“有这么巧吗？！怎么夜里就坏了？！”我说“坏了”只不过是找借口搪塞，但是被许司令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这时，小刘和小宋也回来了，我把他们也训了一顿。
还有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情。胶东军区司令部的电话经常坏，去司令部修电话时，我们进去前一定要喊“报告”，警卫员出来以后你再进去。特别是去许司令那，你一定要喊“报告”，警卫员出来以后，你才能进去，而这时他那子弹上膛的枪就在桌子上了。有一次去修，由于我学的是日本电话修理方法，首长用的电话已经换代了，是跟国民党军队打仗缴获来的德国西门子电话。我的妈，我一进去头皮就发麻，这怎么办呢？没办法，只有试试看了。我修了好一会儿没有搞好。许司令最后叫我：“小鬼，不着急，慢慢来。”他们南方都叫小鬼，实际上我们老家不能叫小鬼，小鬼是骂人的话。但是听他这么说，我也就不太紧张了。实际到最后，发现没有大毛病，就是那个耳机子往下压的时候，它那有个钮可以跳起来，现在是压下去后不跳了，所以电话就不通，就那个东西在坏事。问题查清后，电话很快就修好了。
解放战争时期，我还担任过华东解放军官兵教导总队四大队排长。解放后，我先后担任南京军区后勤部第十三分部政治部干部科科长、汽车第三十二团政委，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南京军区后勤部第十三分部政委，南京军区军医学校政委。1987年9月离休，享受正师级待遇。在革命生涯中，曾荣立三等功七次，四等功一次。
网友评论
相关内容
我的父亲是抗战老兵
二战老兵几乎都不在世了。在网上看到俄国二战老兵的后代为纪念自己的父辈举...
一位武汉呼吸科医生口述：那些和我插肩而过的生命（下）
八 这次的新冠病毒特别容易出现聚集性疫情，动辄就是全家中招，而且又迟迟...
一位武汉呼吸科医生口述：那些和我插肩而过的生命（中）
三 一个大学的教授，来的时候显得特别焦虑。 因为感染很重，就是那种两个肺...
一位武汉呼吸科医生口述：那些和我插肩而过的生命(上）
（按 本文根据武汉某三甲医院呼吸内科住院医师牛牛妈口述整理。牛牛妈所在...
北大荒知青夫妇口述：我们是中国最美的家庭农场
百十载长河浩荡，九万里风鹏正举。 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