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⑥｜90岁抗战老兵邵倜：高一参军，曾在印度受训（中）

来源:澎湃新闻作者:肖晓飞时间:2017-12-23 点击:

抗战老兵邵倜

二、父亲的几封信

父亲自离家外出谋生，我们兄妹便很少能见父亲一面。待稍长成年之际，与父亲通过书信往来。

南京沦陷前，父亲离开南京，先到合肥，在合肥女子师范教了一阵子书。抗战军兴，安徽形势紧张，父亲因与卫立煌有旧，便到了山西。当时卫立煌在山西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父亲担任卫立煌的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的上尉译电员，兵站总监部就是做后勤的，职位较低，工作也简单。因为父亲有才能，很快得到提拔，担任少校秘书。战时的秘书还是很有权的，县政府没有副县长，下面只有秘书，相当于副县长。此后又提拔父亲为中校秘书主任，军队中由一般司令、参谋长掌握大权，秘书主任没什么权力，但是我父亲还是有一定权力，有时能代表兵站总监部长官出去。所有的单位公文都在他手里。

1943年我到洛阳，跟父亲在一起，此时卫立煌已经下来了，他的继任者是蒋鼎文。父亲要和卫立煌共进退，也下来了。父亲重新回到学校，在洛阳的大学先修班、省立洛阳中学教书。

1943年秋季，父亲给我写过一封很重要的信，名字叫《诚与术》，什么意思呢？我离开洛阳到洋县七中去上学，路上经过武功，哥哥邵杰在那里读书，我去看望他。毕业之前要实习，父亲很支持他，说实习很重要，是进入社会的第一步，要把它当回事情。结果呢，邵杰没有去实习。到了武功，我说：“你怎么骗父亲呢，父亲对你寄予很大希望，你怎么不说呢？”我就考虑，这个事情要不要告诉父亲。告诉吧，不好，不告诉吧，也不好，我考虑了很久，决定替哥哥隐瞒。

到学校后，我还是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想法和顾虑告诉了父亲。父亲给我回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说做人要诚实，诚实是基本的，但有的时候善意的隐瞒也有道理，你这样做还是对的，这和完全违背诚实两回事，后者属于奸诈、权术。父亲的这封信，说明他其实是个思想很开通的人，不是一般的教书匠。

同年，日军攻打洛阳，父亲离开洛阳退到西安，这个时候卫立煌要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父亲奉召跟卫立煌一起去了云南。这次提升一级，在长官部做军简三阶上校秘书，在购粮委员会协办军粮购供。远征军要吃饭，父亲在当地征购粮食，仍然负责后勤工作。

父亲到了云南以后，给我来过几次信，给我影响很大。第一封信是谈到云南之后的感想，谈了两点：一是云南的自然形势，地处山区，原始森林密布，瘴气很重；二是云南社会情况，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掌握在土司手中，土司是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统治者，权力很大。

以后的信谈到他的工作情况，信中说本来他是可以在司令部里，但是购粮的工作很复杂，大权都掌握在土司手上，买粮食不通过土司就困难重重——这里面牵涉到钱的问题。第二点，到部队也是一关，部队也不是清水衙门，粮食买了来到部队，这里有又是一道弯弯。所以有时候他不得不下去——原本是可以不去的。

最后一封信是这样讲的，腾冲是我国抗战以来收复的第一个城市，其他的都是短暂收复又得而复失。收复腾冲死伤很大，据说日本大概死伤两三千，中国是九千，还有民工四千，是日本的几倍。胜利是胜利了，但是代价很沉重。信中还说道“我现在在龙陵，龙陵是此地收复的最后一个城市，我到达时，日本人已经败退，但夜里仍能听到枪声”。这是我收到父亲的最后一封信。

我报名参军以前，给他写过一封信，他当时刚好离开司令部去了前线，没有接到我的信，也就没有给我回信说同意不同意。不过，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在洛阳时，我和父亲说我要考军校。父亲说：“你当军人也好，当科学家也好，做什么我都没有意见，但有一条，你要把基础打好，当军人不是凭勇敢，要有知识有学问，起码要上高中以后才能去上。”所以我想，我当兵父亲应该还是支持我的。参军有条件，两年之内如果不死，可以重回学校继续读书。当然，两年什么都很难说。

战时颠沛流离，父亲的信我都交给一个亲戚保存，可惜都不在了。

1945年初，父亲完成购粮以后，在回保山司令部的路上，不幸翻车，遇难牺牲——此时我已经到昆明，分到了207师，并不知情。当时他在司令部的朋友征求我在西安的哥哥的意见，说在战时情况下，不可能将你父亲的尸骨运回去，最好的办法是火葬。家里人同意了，骨灰就放在昆明寄柩所。抗战胜利后，我到昆明取回父亲骨灰。

我到了印度之后，邵杰写信告诉我这个噩耗。我收到来信，看了两遍，第一遍没看懂什么意思，第二遍才知道是父亲牺牲了，放声大哭。连长、排长对我很好，很同情我的遭遇，安排我一个人住到团部的空房子里。我痛哭了两天，最后眼泪也没有了，重新回到部队训练。父亲对自己多么的重要，很长一段日子里，一想起来就痛哭。

父亲牺牲以后，他的朋友、上级给他募捐，有一本记录册子，第一名是卫立煌，捐了一百元，那时候一百元也不少了，最后钱都汇给我哥哥了。我回国的时候，去看我父亲的上司，他说：“我这里还有一笔钱，是留给你的。”我没有要。我说：“我是一个当兵的，我的地址是流动的，这个钱无法保存，收到收不到也不知道，你还是给我哥哥吧！”以后，远征军长官部又替我母亲和家人申请遗属抚恤，那时候是国防部负责，我去领过两次。再后来，通货膨胀厉害，币值贬低，就没有再去领。

三、在印度受训

在洋县七中读书的时候，有个飞行英雄周志开，打下敌人很多飞机，到我们学校演讲，讲述和敌人空中作战的事迹。同学们听了十分激动，很多人报名参加空军，我也是其中之一。不过体格检查就把我淘汰了，因为沙眼。这次报名，只有一个初一的学生考取了空军幼龄学校。

1944年，我17岁，开始读高一。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候，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不行，海军基本上垮掉，制空权也没有了，日军就想从东南亚开始进攻中国的腹地。日本调集65万人马分三路向中国进攻，北边把洛阳攻占，中端攻占了湖北老河口，在湘西到汉中把整个中国大后方切成两段，南边桂林、柳州也沦陷了。日军前锋已经抵达独山，离重庆不是很远，全国为之震惊。

因此，国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原先中国是征兵制，年满岁数的人都要去当兵，陈立夫当教育部长以后，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大学生、中学生尤其少，战争毕竟是短时期的，战争结束以后要搞建设，建设要靠人才，人才要靠教育，故而大学生、中学生很宝贵，不能去当兵，定为缓征，到年龄不去当兵。

11月份，我念高一两个月左右，在报纸上看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我一直有当兵的想法，便写信给父亲，但一直没等到回信，我在报名即将截止的时候参加了青年军。国民政府办了二十九个国立中学，绝大部分都是沦陷区的学生，不愿意做亡国奴，都是自发的报名参加。我们报名的很多，同期入伍的一共137人，除了个别是初中生，几乎都是高中生，占洋县七中的百分之二十。那时候，中学的规模跟现在不能比，从初一到高中只有几百人。

我们这批学生先到西安检查身体，接着坐飞机到云南沾益机场，送到云南曲靖。我与洋县七中的同班同学吕志孔同分在207师621团7连。连长姓戴，团长姓张，我们的师长叫方先觉，死守衡阳47天的那位，当时在我们心中是大英雄。

青年军的伙食还不错，上面规定，每天都有荤菜。我走了以后，听说司务长、连长因为贪污，被赶跑了。

我到部队不到半个月，上面通知中印公路即将开通，需要驾驶员，要在青年军招一部分人，有一定外文基础，安排到印度学习驾驶。最终调了两个团约2000人到印度受训。

但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所知道的有两个人就不是：一个是少校张寿民，军校13期的，陆大参谋班毕业，他就想到外国去看一下汽车，于是冒充报名；另一个是黄埔15期的上尉连长。

实际上我庆幸自己离开了207师，我这个体格，当步兵根本不行，既要扛枪背子弹，还要背粮食，哪里行啊。

1945年春节过后，我们分批坐飞机到印度，运输的飞机五花八门，我乘坐的是货运机。一架飞机大约三十人，没有座位，没有氧气筒——有的飞机上有。飞机从沾益起飞，那天天气很好，晴空万里，中途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共四个小时，到印度汀江机场降落，此地为航线的终点。

战时飞机的飞行高度最多五千公尺，重载飞机只有三千五百公尺，只能在喜马拉雅山的山沟之间小心翼翼飞行。刚上飞机，大家兴高采烈，进入山区时，看到底下是重峦叠嶂，白雪皑皑，十分美丽。不料，飞到中途，飞机开始上下颠簸，忽上忽下——高空气流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稀薄。飞机向上还挺有意思，人跟着往上一跳，向下颠簸，人的心跳陡然加快，痛苦万分，顿时什么心情都没有了。由于飞越高空，我们统一穿着新发的棉袄，飞机内外都结了一层冰，有的人在颠簸过程中难受的呕吐，吐到地下的都结成了冰。

到汀江机场后，当地已安排好接送，我们安顿好就换掉了服装，统一换上黄色的咔叽服、皮鞋，统一发放了球鞋、羊毛褂、羊毛裤，这些衣物由英军供应。身上穿的棉袄都烧掉了——上飞机时刚发的新棉袄。

驻印军的训练都在兰姆伽，那里有很多美国人开办的训练机构：汽车学校、坦克学校、炮兵学校、汽车修理学校、通信兵学校等等。我们从汀江坐火车，经两天三夜到兰姆伽。

我们去兰姆伽的时候，驻印军都已离开，只剩下一个坦克营没走，留在来做我们的助教。我们暂编汽车团共两个团，我在第二团三营七连，团长黄占魁，黄埔六期生，留英学习坦克，后来在台湾做了后勤司令。

还在沾益机场的时候，所有人等待着出发，我的一个同学说：“到国外以后，饮食肯定不习惯，我们难得去街上吃一餐吧，将来想也吃不到了。”二人从街上吃完饭回来后，发现我俩不幸落单，其他同学都已经先走了，慌忙往机场赶。所以后来到了印度，其他同学都分在汽车团第八连，我们俩在第七连。

我们在印度大概有五个月，实际上，学开汽车也就一个多月。任务就是学习驾驶，学习的是美式十轮大开车。汽车学校跟现在的驾驶学校相比怎么样，我不知道，那时是美国人训练的，初级班一个月，一天一个样子，今天训练这个，明天那个。第一天学习原地不动、松刹车、开排挡、加油，一个小时，重复这个动作。第二天学习原地驾驶，排挡不变，绕圈子。第三天，开始换排挡。此后就是困难地形、夜间驾驶等各种情形。

上午是学驾驶，每天学一个项目，四个人一辆汽车，每人开一小时，下午是学习理论，汽车的构造啊，更换轮胎啊，雨雪天气装防滑链啊之类。唯独不教修理——美国人有个道理，学驾驶的不教修理，修理需要花很多时间，有专门的修理学校。中印公路开通，现在急需派上用场，来不及教修理。

训练时，四个人一辆车，回国以后两个人一辆车。训练场很大，一个美国教官，四个美国军士，另外配备中国助教，一辆车一个。一辆车坐四个人，一个学员坐驾驶位上学，副驾驶是中国助教或美国教官，三个学员坐后面。美国人自己有个吉普车，在训练场上来回穿梭，监督教学情况。

美国人训练跟中国人不同，教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完了没有多余的话，几点钟开始、结束，非常准时。这对我们也很有影响。美国教官说英语，中国的翻译和美国人在一起，这些人大部分是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大学生，待遇很好，跟美国人差不多。

英国人负责后勤给养、伙食服装。汽车团的伙食还不错，饭菜都很齐全，荤素皆有，以牛肉、包心菜居多。每天车子把菜拖过来，由各个连队自己做，大家轮流烧饭。我年纪小，也不会做饭，就跟着连里的老大哥打打下手。美国人、英国人的标准是另外一套，行军时候吃的就不同，一个大纸盒子，里面有白糖、香烟、饼干、口香糖、乳酪等。部队里崇美气氛较重，大家都很喜欢美国的东西。我们平时和美国人私下往来也不多，美国人也不喜欢和我们拉拉扯扯。

当地印度人很多，印度天气炎热，人们也懒洋洋的，劳动的不多。据说中国驻印军未到以前，当地华侨受印度人欺负，我们去了以后，情况有所好转。这也说明国家不能贫弱，不仅帝国主义欺负，别的国家也欺负。

我们平时训练，在军营里出不去，只有礼拜天两个小时，到附近小镇上转一转，休息一天，上午是内务检查、评比，下午则休息。

我们队里也有美国人驾驶车，美国人特别是黑人驾驶员，都有十几年的驾龄，开车速度很快，我们学员都没有几个小时的驾驶经验，差距很大。我在连队里岁数最小，开车成绩是数一数二的，和美国人开车，我紧跟在后面，一点都不落下。

有一回在山区，有一辆车不知什么原因翻下山谷。美国人来一看，车不要了。我们当时就奇怪，崭新的汽车，上面装满了物资，怎么就不要了？但是你一想，如果在挽救这一辆车，需要花多打的人力、物力，美国人不干这个事情，人没有损失，车子就不要了。美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当然，美国人有本钱不要。

在和美国人相处的时间里，我们有一个体会，美国人做事目标非常明确。干什么就是什么，很讲究效率，没有多话。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中国人到哪里，互相敬香烟，美国人不会，都是自己抽自己的。和美国人相处时间不长，但是学到很多东西，两国文化不一样，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在学习过程中，我还出过一次事故，轧死一头猪。我到了印度农村，开的是训练车，路旁有一头猪，当我车子开过来时，猪忽然横穿马路，我刹车刹不住，直接从猪身上轧过去。美国人处理这件事非常干净利落，轧死一头猪要像我们国家，马上很多人要围观、起哄，有人过来围观，美国人马上赶走他们。我就很奇怪，村民根本就不问，原来美国人和当地早就签好合同，如果轧死一头猪，大猪、小猪还是什么，按价格赔偿，都是比较优惠的。所以印度人无所谓。轧死以后，教官来现场看，分清责任，一句多话都没有，事后也没有什么总结经验，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故发生以后，你自己就有体会了，应该怎么样，不需要多话。实际上我内心印象非常深刻，好几天不敢开车，自然也不用再去讨论将来怎么样去改正。

兰姆伽训练结束后，就准备回国。一团结束的早，有一部分学员被派往加尔各答等地，短途送货。我们二团则一直处于训练状态。兰姆伽是中印公路的起点，是丛林之间开辟的道路，我们曾经到原始森林里去过，驻扎的帐篷后面就是原始森林，进去就很难出来。原始森林里蚊虫极多，一旦叮咬，很有可能发疟疾，美国人为此准备了很多药品。在部队里也和国内通过信，父亲已经去世，和哥哥通过几次信，寄到西安一般需要个把礼拜。

汽车团陆陆续续分批回国，1945年7月，我们开着卡车沿着中印公路一起回国，从雷多开到昆明。部队里头一天说要回国，大伙儿很高兴，第二天一早起来，把行李整理好，吃过早饭，汽车早已停在外面，两个人一辆车（两个人轮流开），按照次序开回国，路上速度很慢，每天只驾驶几小时，车上油、水、粮食都已备足，睡觉则在车厢上或车厢底下，垫一块油布，历时十四天到达终点。

路上还出了一次事故。车队开入国内的滇缅公路，天下大雨，道路很滑，行到要拐弯处，我前面的一辆拖车拐弯拐的急了，车一打滑，他的车没有翻，后面的拖车翻了，把整个路面挡住了，一面是山，一面是下坡，中间是汽车。我就紧跟在后面，刚转过弯，就看到这个情景，向左就是撞山，向前就是撞车，电光火石之间，也来不及思索，只有向右一转，整辆车直接就滑下坡了。我的车子已经刹住了，可是路很滑，一直向前滑行，旁边的副驾驶情急之下跳车，我没办法跟着跳，心想这下完了，连人带车一起翻坡。还好，下面是稻田，不是山沟。几分钟以后，我感觉没有太大问题，四肢能动，挣扎着爬起来，随后美国人来了，用吊车把车子救回来。

回到昆明，车停在停车场，我们被安排在当地苗族老百姓家中。后来，部队发了一批新车，我很快就离开了，我的战友则在云贵之间开车运货。

8月15日晚上，我们还驻扎在昆明郊区一个小山坡上，那天晚上，昆明方向灯火通明，锣鼓声、人声沸腾，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第二天得到消息，说日本人投降了，大家欢呼跳跃，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了。

我离开云南以前，昆明还发生一件大事，龙云被迫下台，大批坦克车自东向西，一辆一辆地开往市区。龙云下台的消息传来，我们拍手欢庆，因为我们对他没有好感。当初刚到曲靖时，连长就打招呼，说：“你们在路上碰到龙云的部队，就给我离远一点，不要惹他，你惹不起！”我们心里对龙云印象很不好，认为他飞扬跋扈。另外，中央军驻扎云南，驻扎地点需要龙云点头。龙云还可以自己发行钞票，如同军阀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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