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升
■见习记者 冯蕊 在浦东康桥的某大型电子厂面试中心，俞丽跟着队伍移动了二三十分钟，终于迎来了最紧张的时刻。 “把手机拿出来，看下健康码。”对面的工作人员早已把扫描仪伸到眼前。 俞丽有些迟疑，还是把手机递了过去。 “你是不是从方舱出来的？”俞丽没有回答，只是攥紧衣角。“是吗？”对方再次确认。几秒后俞丽点了点头。“那你走吧。” 俞丽认为自己只是当过志愿者，核酸记录不会有问题，忍不住追问原因。 对方淡淡说道：“你们的码和别人不一样。” 这是6月20日俞丽经历的一场面试。她于4月底到6月初在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做志愿者，出舱后一直在浦东康桥附近求职。她说自己从未感染过阳性，却因为“出舱”的标签四处碰壁。 传闻一些大型企业招工时明文规定“确诊过阳性的、进过方舱的不要”，7月5日，记者来到浦东周浦镇实地调查，那里坐落着上海最大的劳务市场之一。采访后发现，“出舱被拒”正逐渐变得隐形：川周公路的某连锁职介机构，已经没有一家企业明文标注拒绝康复者或出舱者；招工手册上，多数企业也只写着“需携带48小时或72小时内核酸证明”。但在部分手册顶端，仍有一行小字“进过方舱转阴的请提前告知”。 一边是部分失业的出舱者为生计发愁，另一边是企业与劳务对“复阳”仍有顾虑，新冠康复者的求职困境短时间依然难以消除。 “隐形”规则下的出舱者 21时，几顶帐篷“准时”出现在川周公路的转角：一棵大树遮挡了路灯与高温，树荫下也划清了与大路的界限。在这片“安全地带”里，俞丽、陈明与三五好友正围坐在一块交换情报：“快递试过没，行吗？”“临港那个厂呢？”“别提了，没人要的。”俞丽摇摇头，俯身摆弄起刚及腰间的帐篷顶。 在上海浦东周浦镇，每年都有大量的打工者从全国各地“迁徙”至此：他们多数依靠短期工作谋生，青睐工厂、快递、酒店等体力岗位。俞丽和陈明便是这些“打工候鸟”的代表，但如今的他们却多了重敏感的身份——出舱者。 今年4月底，俞丽经人介绍去位于浦东的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做志愿者，直到6月4日出舱。此后她一直找劳务中介询问“哪些厂子能找到工作”，中介听说她是方舱出来的便表示：“都不要的。”俞丽心想自己没有阳过，无论如何都要试试，终于找到一家劳务中介愿意介绍她去电子厂面试，便有了开头一幕。 “我找各种中介问过电子厂、线塑厂、快递公司，他们都不要方舱出来的。”40岁的陈明经历与俞丽相似：他今年4月到5月在上海某方舱当过“大白”，虽然有志愿者的证明但仍然被许多工厂拒绝。 对此，同在川周公路上的某日结派遣所表示，许多企业在6月初及之前明令拒绝“阳过的”“出舱的”，大概6月中旬之后就基本没有明文规定了。“反正他们给我发的微信消息上没写，你自己不说就没人知道。” 一些求职者与劳务中介告诉记者：目前“出舱被拒”正成为隐形规则。职介所门口的两位求职者透露：“现在很多厂都很敏感，有些中介就会查，面试再查一遍。”中介黎振强则向记者证实：“阳过的都不能进厂，目前来说还是这样。”在他看来，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规矩”。 在许多浦东当地的求职者眼里，阳性或者待过方舱是不会“主动提的”，但一部手机却会让这一“不能说的秘密”无处遁形： 求职者沈杰在6月20日左右参加了同一家电子厂的面试，他说面试官“会直接把你的手机拿过来看，查健康码里的核酸记录”。王琪则在7月5日当天参与了浦东某汽车坐垫工厂的招聘，她表示在面试前的填表环节就需要查验是否有阳性或进舱历史：“他们会刷身份证看，手机也看的。” 黎振强和沈杰向记者演示了电子厂工作人员“查验”的大致操作：点开支付宝健康码、点击疫苗/核酸，向下翻动一般至2月底或3月初。当记者问道：“如果我不给他看手机会怎么样？”沈杰不禁发笑：“当然是被‘请’出去啊，想都别想！”沈杰和王琪反复提到，“手机核验”的行为并非求职者自愿，而是应企业工作人员要求不能拒绝。 记者也在川周公路上看到许多酒店和餐厅招聘女工，致电后对方对“出舱者”身份表现出了迟疑：“可以是可以，看情况吧，条件合适的会考虑。”对方表示如果是3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可以“适当通融”。对此，沈杰透露自己32岁的妻子也是新冠康复者，之前一直在浦东某大型电子厂内隔离，其间拿基本工资。“我让她千万别出来，出来半年内怕是没下家要她的！” “为难”的劳务和企业 “准备好了吗？3、2、1，开始！”缝纫机前，王琪吸了口气，快速踩下踏板。只听“哐当”一声，缝纫机的针脱落在地。“这可怎么办！”“这要怎么考呀？”“我们不会白来了吧！”议论声在10平方米的空间里来回响起。 “大伙儿别急啊！”35岁的黄旭峰拍了拍桌子，努力提高嗓门：“我已经打电话让企业送过来了。” 这是发生在川周公路上某职介所的一场特殊面试。黄旭峰就是这家职介所的老板。浦东某汽车坐垫企业直接将缝纫机搬到了黄旭峰的职介所，让黄旭峰拍摄求职者的操作视频后发回厂家，最终入围的考试者才能进厂进一步面谈。 “企业就是担心有阳的才不让直接去。”黄旭峰说，“和不让‘阳过的’进厂一个道理，就是怕出事。” 黄旭峰解释，疫情刚刚缓和，许多企业也是刚刚渡过难关。如果不慎招聘了“复阳”的求职者，可能会在大筛中显示异常或引发聚集性疫情，进而为企业带来损失。 从金山坐了一个半小时的车来面试的王琪目前在另外一家汽车用品厂工作。从去年底开始，工厂一线员工的计件工资在疫情冲击下下降显著：“本来是十几块一件，现在是几块钱。”同样过来面试的许坤曾是某自动化企业的小时工，他提到疫情隔离期间企业会给每个人发每月4000元左右的底薪，但解封后大批员工仍然选择离职：“跑了一百多个人吧，我老板头都大了。” 据黄旭峰和黎振强描述，电子厂在求职者面试通过后会要求其在厂内隔离两到三天，其间天天检测核酸以防有“漏网之鱼”；沈杰曾在浦东某大型电子厂流水线上工作，他表示车间空间密闭、人流量大，一旦“复阳”后果“不堪设想”：“企业这么做也有他们的考虑。” 不只企业，劳务中介们也对“复阳”有所顾虑。黄旭峰已经有两个多月不敢做日结中介。原因是今年4月底，有出舱后的求职者在大筛时被检测出“复阳”，却参加了川周公路上的日结工集合。当天中午，集合活动被街道派出所现场叫停，职介所也因此被责令整顿，至今仍未开业。“今年本来生意就一般，日结赚得再多我也不敢做了，还是安全点好。”黄旭峰说道。 在温暖中寻找生计 特殊的时期里，劳务中介对求职者既因规则有所猜忌，又因相似的处境不免心生共情。 16时，缝纫针总算“跋涉”6公里抵达店中。3小时的等待里，没有一位应聘者愿意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机会”。17时，坐垫工厂的面试落下帷幕，大家围在黄旭峰两侧，盯着手机屏幕不敢松懈。“出结果了！”黄旭峰喊道，却突然顿住沉默了几秒：“只进了两个，可惜了。” 王琪瞪大双眼，一把夺过黄旭峰的手机，“我没进吗，我没进吗？”她边踱步边喃喃自语。18时，其他人已悻悻离开，王琪仍陷在职介所的沙发里，像是进入了沉思。 “我帮你安排个服装厂吧，明天一早就去面试。”黄旭峰笑着望向王琪。黄旭峰已经在川周公路上开了7年职介所，附近多是他熟悉的面孔：“大家都有感情了，我的店里每天都是老朋友。”在他看来，8月就过了就业的旺季，求职者们如果在这之前找不到工作，之后的几个月会很辛苦。“我也狠不下心，能帮一把就是一把。”遇到有志愿者证的出舱者，他也会尽力帮他们介绍工作并免除佣金。 孟凯也是一名劳务中介，就在黄旭峰的隔壁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位退伍军人。面对出舱的失业者，孟凯常常感到“为难”：“我也不想拒绝这些兄弟姐妹，这几天这么热，碰到阳性史、方舱史的我都会叫他们来店里休息。”那天，刚下班的孟凯骑车路过川周公路的转角，他随手拍下视频发给记者：“我会努力帮他们的，部队教的东西我是不会忘的。” 面对求职困境，一些因为志愿服务或感染新冠的出舱者因长期没有收入，无法负担当地房租，不得不在川周公路的街头、桥洞与公园落脚。 “我们这边最久的已经漂了3个月了。”俞丽说道。据记者观察，浦东周浦镇一带散布着瞄准打工者的房东与房屋中介，其中日租房价格最低为50元每天。街边的二房东表示，不会拒绝“阳过的”“出舱的”入住，但必须在入住前就缴清费用。 出舱者中也有一些找到生计的“幸运儿”：俞丽的圈子里有人凭借护工证和多年经验成功入职家政公司。黎振强则告诉记者自己熟悉的部分快递公司愿意接收康复者或做过方舱志愿者的男性，但工作辛苦且收入较低。“上下午都要晒两个多小时的日光浴。”黎振强说：“这天气男的也觉得累，女的能行吗？”而陈明面试过两家快递公司，对方都表示只愿意给他低于市场均价的日结工作：“赚的钱有时都不够一天吃饭。” “你们有想过回家吗？” 听到记者的问题，俞丽沉默了几秒后答道：“不会。”俞丽的老家在江苏某县城，目前回去还需14天自费隔离，300元每天的隔离费用对她而言是笔“天价支出”。 陈明则一直在等待着清零回家探望亲人，“现在情势还是不太稳定。” “我的朋友老婆都在这呢，习惯了就不想走了。”沈杰住在离迪士尼只有3公里的出租房里，他每晚推开窗户便能看到游乐园的烟花。“你见过吗？‘嘭’的一下一下，像花一样。”他拿手比画着，语速不自觉加快，“真希望哪天带我儿子来上海看看。”35岁的他此刻眼睛发亮，像极了陷入童话世界的孩子。 如何“谈阳不色变” “可以肯定的是，企业拒收的做法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在实地调查与见闻后，记者采访了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蒋尧。她同时指出，“企业直接拿手机查记录”的行为同样涉嫌违法。手机内信息属于个人隐私，如果“直接拿”的行为属实且有相关证据，的确涉嫌侵犯公民隐私权。 但出舱者能否维权？怎么维权？企业与劳务中介的顾虑又如何消除？蒋尧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对于企业、工厂拒收的出舱者们，蒋尧认为他们可以先尝试申请法律援助，由律师或具有专业法律知识人士帮助维权；当然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还需结合申请人相关条件审查后综合判定。即便审批未通过，还可以考虑通过向劳动保障部门举报投诉、申请调解或通过司法救济等途径进行维权。 记者进一步发问，很多“漂流者”往往缺乏系统法律知识，且没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维权。对此，蒋尧认为，首先应呼吁劳动保障部门重视该问题，在接到民众举报后，以“为民办实事”的高度责任感，多措并举及时开展调查、调解，运用好公权力督促违规企业依法整改。其次是要让企业“谈阳不色变”。蒋尧表示，一方面要号召知名企业向社会多作正面示范，通过科学管理实证，向更多用人单位普及涉疫医学和法律常识，消弭部分企业的涉疫恐惧；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企业由于疫情面临的实际经营困难，积极用好市场优惠、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 “最便捷的不妨考虑通过技术手段直接封存核酸阳性记录，像之前取消通信行程卡‘星号’标记一样。”蒋尧提议，如果仅在政府、医疗机构等后台保留新冠康复者的核酸阳性记录，但对外页面不予显示，就能有效杜绝用人单位私自加码核查，避免出舱应聘者遭歧视。这种人性化的技术操作，有利于新冠康复者顺利回归正常生活。 对于川周公路“漂流者”的就业前景，蒋尧还是持乐观态度：“他们是社会重要的一分子，城市美好生活、社会的烟火气同样离不开他们的参与。”在她眼中，改变对有阳性史、方舱史应聘者的就业歧视需要一些时间和耐心，也需要社会公众点滴的温暖与关注。 （文中除律师外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