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习总书记在上海完成了地方领导工作经验的积累”——习近平在上海（五） 摄影/日升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一直以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非常关注。这方面他当时都牵头推动了哪些工作？ 王战：确实，习书记到上海工作之前在浙江任省委书记，对长三角一体化问题的关注是很早之前就开始的。他看问题不是站在一时一地，而是着眼长远，从大局考虑。 2007年5月，国务院在上海召开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提出要在新的更高起点上谋划长江三角洲地区更好更大发展。这次座谈会之后，国务院于2008年9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0年5月出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长三角发展进入新阶段。 那次座谈会之后不久，2007年7月3日，香港瑞安集团董事长罗康瑞给我写了一封信，主要讲他于5月中旬赴美国旧金山与湾区委员会负责人会面，商讨长江开发沪港促进会与旧金山湾区委员会在4月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内各项具体工作和落实情况。他了解到习书记一直在积极推动长三角经济合作，深感上海发挥经济中心城市作用、与周边省市产业分工、形成长三角一体化的时机到了，建议借美国旧金山湾区大型代表团访问长三角地区之际，举办“长江三角洲发展与合作”国际研讨会，加强国际间合作，共同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与机遇。 收到这封信，我感到此事对推进长三角合作有一定的意义，就向习书记汇报了相关情况，但对于市委能否同意召开这样的研讨会也不确定。没想到习书记当天就作出批示：“可与有关领导探讨开会的方式与时间。”此后他还约见了罗康瑞先生。这说明，习书记是全力支持研讨会召开的。后来，湾区代表团来沪走访产生实质效果，就在那一年，上海成功引进旧金山湾区的硅谷银行，设在杨浦区。也正因为杨浦区这一项目的落户，其他项目也纷至沓来，联合国的南南技术合作交易所后来也落户于此。推动了“工业杨浦”向“知识杨浦”的转型发展。 2007年7月22日至26日，习书记亲自带队到江苏、浙江学习考察，进一步密切了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带领上海干部从江浙两地找差距，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 2007年8月，习书记读到一份内参资料，名为《香港深圳两地研讨共建国际顶级大都会》，对于构建港深都会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这同样是一个跨区域合作发展的典型案例，习书记对这份长达17页、万余字的材料看得很认真，感兴趣的地方都用笔作了标记，最后还作了批示，指出港深都会是创新探索，但在制度、法律等诸多方面还存在障碍，希望上海能够借鉴其有益经验，提出“长三角城市群建设应进行创新探索”。我理解，习书记是希望我们从中思考，长三角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上海应该切实发挥龙头作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采访组：可以想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也有一些现实困难吧？对此习近平同志又是如何看待和解决的？ 王战：长三角一体化是跨行政区的合作，推动起来确实存在困难。各地区往往都要先考虑自己的GDP、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就业，所以上海曾经一度只提“四个中心”，回避“龙头”的提法。但习书记来了以后态度非常鲜明，以上海城市精神的重新阐述为基础，谈到上海作为一个拥有“开明”“大气”精神基因的大都市，必须发挥好龙头作用。 习书记2007年带队到浙江考察时讲过这样一段话：“在推动长三角区域合作中，上海要重点做好‘深化、放大、提升、搭台’工作，在加强合作、互动共进中实现共赢。要推动沪浙合作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发展，努力实现市场相通、体制相融、资源共享、交通共连、人才互通、产业互补。要放大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的效应，推动长江流域乃至更大范围的区域协调发展。要进一步提高合作交流层次和水平，在党委、政府层面，努力提升相互沟通协商的水平；在企业、民间层面，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共同提升区域整体市场化水平。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搭建各种平台，着力增强金融、期货、产权、技术等各类要素市场服务功能；要抓住2010年上海世博会机遇，与浙江及其他兄弟省区市一道，更好地放大世博会效应，共享世博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成果。” 我认为，习书记这段话讲清了上海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要实施的举措，既高屋建瓴，又很有现实针对性、可操作性。 邢邦志：关于长三角一体化问题，习书记曾经强调上海和周边省市要有合理分工，他还总结了“三个在上海、三个在外面”，就是“头”在上海，“身体”在外面；研发在上海，生产在外面；关键制造在上海，产业链在外面。这个讲得很生动，也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思考得非常深入。 王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回到上海考察工作，再次强调要发挥上海在长三角地区合作和交流中的龙头带动作用。他指出，这既是上海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央赋予上海的一项重要使命。要按照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围绕落实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继续完善长三角地区合作协调机制，加强专题合作，拓展合作内容，加强区域规划衔接和前瞻性研究，努力促进长三角地区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 2016年5月，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迎来了全面协同、融合发展新阶段。区域合作主题和平台不断丰富，已经形成了“三级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共有交通、能源、信息、科技、环保、信用、人社、金融、涉外服务、产业、城市和食品安全等12个合作专题，并根据合作任务进行动态调整和深化。都市圈建设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在上海龙头带动下，推动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产业协同协作能力持续增强，以产业园区共建为载体，长三角区域的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浙江嘉兴有15个省级以上开发区与上海重点平台签订合作协议；大飞机项目落户上海后，江苏镇江主动对接，为大飞机提供航空座椅、舷梯等配件。目前镇江已成立航空航天产业园，成功引进近30个涉航项目，总投资超过100亿元。可以说，长三角已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上当之无愧的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圈。 采访组：您刚才讲到，您作为市委决策咨询委主任，承担了为市委组织重大课题研究的责任。除了长三角一体化合作问题，当时习近平同志还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王战：习书记关注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是上海产业发展的方针。上海从“八五”到“十一五”，连续四个五年计划对于产业发展提的都是“三二一”，体现了对服务业的重视程度。起初在“八五”时期，我们都觉得是对的，因为上海当时在计划经济调节下，除了工业和商业别无其他，上世纪80年代初服务业比重还不到20%。后来逐渐的，很多人把服务经济理解为发展服务业，注意力也就放在怎么把现代服务业搞上去。上海关于“四个中心”的提法，除“经济中心”外，另外三个实际上对应的都是现代服务业。 在筹备市第九次党代会的前期座谈中，习书记讲道，这么大的一个上海，制造业怎么能丢了呢。于是，我们组织了促进上海产业发展方面的调研，先后对上海制造业、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现代农业、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等进行专题调研。在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习书记确定了二三产业共同发展、融合发展的方针。过去“三二一”的提法是有侧重的，首先是发展第三产业，然后是第二产业。共同发展、融合发展，则是把二三产业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可偏废。 我觉得，习书记对于“融合发展”的提法非常具有前瞻性。那时候，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应运而生。但是我们在统计上面，把这一块计入到制造业里。比如说宝钢集团的产值都算作工业产值，但其实宝钢下面有很多是做软件、工业设计等业务的，实际上都是服务业。习书记在那个时候及时调整上海的产业方针，紧紧抓住了融合发展的先进理念，对于上海整个产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引领性作用。 客观地讲，上海是老牌的工业大市，在发展重化工阶段是全世界做得最漂亮的；上世纪80年代，纺织业也是上海的一大骄傲。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的制造业却出现下滑现象。我曾经分析上海制造业的三个现象：一是外资企业“强而不为”，引进的外资企业虽然强大，但不会把核心技术交出来，只是做表面文章；二是国有企业“大而不强”，创新推动步履维艰，打个比方说，如果一个国企拿出上一年盈利的百分之五十转化为研发经费，那报表上就只有一半的利润了，再加上高管都是任命制，缺乏一定的责任激励，前人搞创新，效益却成了后人“乘凉”，自然积极性不高；三是民营企业“活而不大”，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活力强，创新动力足，但上海的民企和浙江比起来体量小了点。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上海既有重振制造业的责任，也有创造新辉煌的空间。习书记对上海产业发展方针的调整，无疑是及时的，也是根本性的，对上海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后，新华社一篇报道讲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瓶颈制约，习书记读到以后，在上面作了很长一段批示：“如何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深入进行研究。可设立课题，展开战略研究；把课题交给有关研究单位，组织有关专家研究讨论；最后形成市委市政府决策的政策措施方案。请王战同志考虑牵头实施。”后面还讲得很具体：“我可参加专家研讨会，研究成果可提交市委讨论审议。” 根据习书记的批示要求，我们对如何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作了专项研究安排，总体要求是牢牢把握上海推进“四个中心”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超前研究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程中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制度性政策性设计和准备方案以及相关举措。每形成一定研究成果，我们都以决策咨询委员会专报的形式及时向习书记以及市委报送，习书记对每一期专报都看得非常认真，时常作出批示或批转要求。2007年10月27日，我们还按照习书记的要求组织召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专家研讨会。那个时候，习书记已经离开上海到中央工作了，没能参加这次研讨会。但对于上海来讲，他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破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工作，为上海“四个中心”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 采访组：请您谈谈第三个“办”，也就是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吧。 王战：好的，这也是习书记指导上海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体现。 习书记在上海工作时间不长，但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他多次指出，上海是党的诞生地，要充分认识抓好上海党的建设的特殊重要性。上海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不辱使命。 我清楚记得，2007年8月28日，习书记在调研卢湾区后告诫大家，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他指出，卢湾区是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从精神象征的意义来讲，卢湾也应该成为党建的先进所在地，这样才能不辱门楣。他专门提到了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说卢湾区地处繁华之地，领导干部在这里都要经受各种考验，必须切实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以更加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习书记就是这样把上海的党建工作放在党的大历史、放在我们所处的大时代来认识的，也是放在党的大历史、放在我们所处的大时代来加以推进的。 实际上，习书记一到上海，就要求尽快安排党建调研。市委组织部建议去上汽集团调研国企党建，去静安区调研社区党建包括商务楼宇和“两新”组织党建，习书记对这个建议很满意，认为体现了上海的特点，很快就在2007年4月17日进行了调研。在调研中，习书记深入街道社区、“两新”组织一线，同基层党建工作者深入交流。也正是借这次调研，习书记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上海作为一座特大型城市，如何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建工作规律、具有上海特大型城市特点的基层党建新路子。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他希望基层的党组织共同来实践并破题。 在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习书记对加强党建用了很大的篇幅，较之前大大加重了分量。他从六个方面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要求和措施：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集体；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人心、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重要作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努力形成团结奋进干事业的良好局面。 2008年8月2日，习书记已经离开上海，但他仍然在一份资料上对上海党建工作作出批示：“上海市委对基层党建工作十分重视，领导责任到位，督促检查有力，颇有成效，特别是在建立区域性大党建格局，资源整合型党建工作模式，基层党建工作支撑体系等方面，很有新意。希望进一步抓好党建工作责任制的落实，不断探索创新。”他把党建的三块都写得很清楚，不是很笼统的批示，足见他对上海的党建工作念兹在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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