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数学系教师姜文华杀害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一案，引起了全社会的震动。并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注意。对这一不幸事件，法院将怎么判案？ 我的大体预判是，结论应该是姜文华因事业不顺，性格偏执，社会生活适应能力差，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问题，并患有受迫害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在精神病患状态下，将受害人党委书记错误地认定为六年以来一直在“陷害”自己的仇人，将其杀害致死。 就其并非激情杀人，而是有准备地蓄谋杀人而言，这是一个具有部分行为能力人的、被迫害狂型的精神病患者的病态行为。因此，我个人认为，在法律上说，根据嫌犯具有部分行为能力，以及其犯罪后果的严重性而言，判处死缓是比较合适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样的结论，其实社会效果也会相对比较好，能比较有利于减轻社会压力。避免把一个精神病犯罪行动，作意识形态化与政治化的过度解读，这样的处理，从已经披露与掌握的事实来说，也是可以由完整的证据链支持的。此人本来心理确有严重问题。许多有数学天分的人，不少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偏执性格与精神问题，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陈景润在内。 用这样的方式处理这一案件，国内与国际反应也会较好，可以减少海归回国的忧虑，在国家建设极需要高层次科技人材的情况下，有利于消除大批海归高科技技术人才不敢再回国就业的顾虑。 笔者的一位多年以来的海归朋友，一位曾经踌躇满志回国创业的顶级科学家，后来又回到美国，不久前他从美国硅谷来信，他告诉我，他所了解的美国留学生与学者朋友中，“近十年来回去的人中间，传回硅谷的国内印象，大都是比较负面的”，这个严重的判断，值得我们充分重视。中国现在的教育制度与人材制度，远没有达到某些人高调宣称的“中国将在2049年成为世界上教育水平第一的国家”那样乐观。 这一事件如果处理不当，会让这种情况雪上加霜。如果还不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驼鸟了。 当然，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全社会包括政府与各教育部门，都应该全面地、深刻地来反思中国教育现在的深层次问题。例如，最明显的一个问题是，简单地引入“非升即走”的国外人才聘用制度，受聘者的数量又过多，致使太多的人竞争同一个岗位。这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国外“非升即走”制度下，受聘者数量有限，升为终身教职的比率大约可达到70-80%，而中国某些高校的受聘者升为终身职的升职率，甚至低到5%。极高的人材淘汰率，势必造成受聘者之间的严酷的恶性竞争。 表面上看，用人单位与学校是“旱涝保收”的受益者，可以从高淘汰率中聘用到最高质量的人材，但实际上，社会与个人将由此支付生命的代价与过高的无形成本。这是造成青年教师中的心理问题与精神疾患的社会原因之一。 又如，对于纯理科的量化评估方式应更为宽松，不应等同于高产出率的应用学科，华为高薪聘用的一位俄罗斯数学家，几年都没有出成果，任正非一点也没有在意。然而，几年后这位数学家突然告诉任正非，他终于“想出来了”，正是这个终于“想出来“了，使华为解决了困扰多年问题，实现了从4G向5G跃升的关键突破。这个例子，就发生在中国当下，只要制度合理，中国的高科技是有希望的，中国的教育是有希望的。 对于海归人材，还应该有一些过渡性的扶持政策，让他们不致于在解聘之后走投无路，在困境中至少有些缓冲，避免在焦虑压抑心态中越走越远，越走越偏，陷入精神心理困境。其实，对于其他各方面人材，也是一样。类似的教育制度方面的问题还有不少，值得进一步反思与改进。 在恶劣的非人性的竞争中，当越来越多的天真孩子被虎妈逼得自杀，当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都变成“平躺族”，当中年人材都被心理与精神问题所困扰，当我们的宣布聘用名单的官员都担心下一个捅刀子的人是谁，这样的环境，离我们实现“2049年中国教育将成为世界第一”的伟大目标将有多远？ 王永珍老师的不幸，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痛心，我们也希望，这一不幸悲剧能导向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新的起点，这样，王老师的血也就没有完全白流。如果中国的教育真能从中吸取教训，并得到改进的契机，王老师的家属在万分悲痛后，也会得到一些安慰。王永珍老师在九天之灵，也会在天国里得到一些平抚。 如果姜文华被判死缓，并能在狱中治好精神病。以他的数学才华，仍然可以在狱中研究他的数学公式，或许十年以后会有“我终于想出来了”的重大发现也很难说，他一旦有了将功补罪的机会，或许他会用终生悔恨之心，来弥补自己的罪过。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超大型的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进步的，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关键就是一个民族必须在不断的理性反思与改革中，才能走向进步。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