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松在永安村稻田里查看农作物生长情况。
黄立法在品牌推介会上介绍下姜村产品。
虞剑（左）和“跑团”首位成员刘国平。均采访对象供图
近两年，一时热闹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制度尝试后续发展之路各不相同 即便如此，乡村职业经理人依旧受追捧。像企业一样公开招聘，由经理人专业化、市场化运作村集体经济，探索乡村振兴，这一制度仍在路上 在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圈子里，有一个公开的秘密—— 2020年初，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首任职业经理人赵祥彬，在他的年度考核中，经由村民公投，未能拿到续聘票数，被解雇。 全国范围内，下姜村开风气之先，赵祥彬可能是第一位正式的乡村职业经理人。2019年3月，赵祥彬的聘任仪式上，周边8个村的村民都赶来围观，他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大声说：“3年后，我将带领下姜村主板上市。” 遗憾的是，才过了1年，赵祥彬被迫离开下姜村。短期内，村里的集体企业收归村委会统一管理运营。 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制度已被杭州余杭、湖州安吉等多地乡村效仿。去年8月，杭州余杭区8个村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乡村职业经理人，报名者众。最终，共有412人报考8个岗位，报名与录取比例为51∶1；竞争最激烈的村子，共有114个人竞争1个岗位。他们都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硕士75人，博士1人。一时看起来热闹，很少有人关注到后续的尴尬——2019年，余杭招聘了首批3位乡村职业经理人，有2位辞职；1年后，又招聘了第二批8位乡村职业经理人，上任刚3个月，已有人表明离去意向。 即便如此，乡村职业经理人依旧受追捧。像企业一样公开招聘，由经理人专业化、市场化运作村集体经济，带动整个村子发展，仍被越来越多的乡村视为可以选择的乡村振兴的一条路子。去年底，杭州临安开发布会，为6个村招募“乡村运营师”团队；最近，绍兴也发布公告，为13个乡村振兴重点培育村招募“村庄运营师”。 前不久，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乡村振兴之路怎么走？探路者众，答案各自不同。 本地的还是外来的？ 关于赵祥彬的事情，“圈内”许多乡村职业经理人都能说上几句，但他离开的原因，大家只能从结果上猜测：“应该是‘融入’出了问题。” 赵祥彬不是浙江淳安的本地人。他来自江苏盐城，微信名叫“海之子”，却跑到山村去，他的普通话也带着苏北风味。在一头扎入农村之前，他“职业经理人”生涯20年，跳槽过八九次，足迹遍布全国：湖南、山东、江苏……每次跳槽都是跨入新的行业：生态园林、机器制造、医药批发……他还兼任过财务总监、董事长秘书，做过新三板企业上市。 不过，对于赵祥彬的过往成就，下姜村村民不了解，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都是独来独往、不爱交际。也有返乡青年提过意见，外来的乡村管理者更需要跟本地人多交流：“不然就算是你的想法到天上了，老百姓不接受，那也不对。” 另外，且不论分红多少，赵祥彬的18万元基础年薪得由村集体出钱，这个数字几乎等于整个下姜村委领导班子的总收入。有的村民认为村里改变不够大，聘来的职业经理人却整天“东走西逛，游手好闲”，这是做了笔赔钱买卖。 下姜村很特殊，一举一动都颇受各界关注。声势浩大招聘乡村职业经理人后，不过一年，黯然收场，不少人觉得难堪，压力大，也吸取教训，有了些经验后，开始“重用本地人”。 赵祥彬在任时，主要做了两个项目：一是运行“下姜人家”——一个由废弃的集体猪圈改造而成的餐饮、培训项目；二是村头的“下姜红”纪念品店，商品中最大的亮点是下姜村的吉祥物。项目后来都由村委会统一运营。去年新当选的党总支书记姜丽娟是本地人，2016年返乡创业，开出了下姜村第一间民宿。 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一制度仍被保留。半年后，再次公开招聘，黄立法成为大下姜振兴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这次，“大下姜”的范围涵盖了周边32个村，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办公室也由下姜村里搬到了枫树岭镇上。 黄立法是本地人，以前在千岛湖的啤酒公司做策划运营。2020年6月24日，黄立法的聘任仪式那天，大下姜范围内32个村支书几乎到齐了。淳安县委书记黄海峰当面找他谈话，特意交代：“官腔我也不打了，跟你说句实在话，你是这里人，你干不好，十里八乡丢面子。” 上面给的任务是3个“当”字：当年成立，当年盈利，当年分红。给黄立法定下的目标是全年利润80万元，若超出了，他能在基础年薪之外拿40%的分红，但若完成不了，不仅没有奖金，下一步工作也就没了。“话都说出去了，这一年，必须要分红，必须要盈利，必须要完成。”黄立法连说了3个“必须”。32个行政村，他一个不落下，每天东奔西走，跟各家交流，发掘各地特色农产品。 本地人回村成为乡村职业经理人有优势，比如方言互通，情感近，人脉好，也更容易被接纳。不过，这一身份不是一把万能钥匙。在走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有一位回到本村的职业经理人，上任1年有余，却始终没能做出成绩，也渐渐消磨了激情，只在外来访客到访时出面，陪同介绍一下村情村貌，实际工作内容几乎与导游无异。 “融入”村子了吗？ 杭州余杭去年第二批招聘的8名职业经理人，无一是本地人。 “政府招我们进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融入问题。”杭州余杭区瓶窑镇彭公村的职业经理人虞剑是北京人，以前在上海工作，去年10月到任。虞剑担心工作中和当地政府的融洽度，到彭公村之前，通过网络和实地走访，他做了背景调查，包括村里公司的运行情况和各级领导相关的新闻报道。 即使做了准备，问题依旧出现了。虞剑的办公室里放了成箱的矿泉水和咖啡饮料。他是在大城市待惯了的人，以前办公常在咖啡厅，村里喝不到咖啡，一时适应不了。这些还都是小事。 初上任时虞剑有个别名在村委和村民中间传遍了，叫“18万”——这是招聘公告中对外公布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年薪。这一数字远不及虞剑以前在企业做管理者时的收入，但高过村里书记，也高过镇上大多数的公务员。虽然薪水80%由余杭区农业农村局出，剩下的街道出，不从村里来，仍有人看不惯。曾有村民在他面前用方言讲坏话，觉得他听不懂，有些故意刁难的意思。 虞剑热衷于马拉松和铁人三项，来到村里第一天，他边跑步边熟悉环境，恰巧碰到同在跑步的村民刘国平。他们约定第二天早上一起跑步。刘国平是虞剑的第一个“跑员”。时间长了，加入他们的村民越来越多，去年底，已形成了一支17人的队伍，有专门的队名和口号，虞剑是“跑团”队长。每天早上6点到7点，虞剑变身教练，指导村民们跑步前的热身动作、跑步时调整呼吸和配速的方法。 “跑团”也诸多波折。比如，有人疑惑：为什么要做热身？为什么还要起队名？为什么要有口号？为什么结束时一定要拍照？有段时间，虞剑喊着口号带队员拉伸时，住在附近的老大爷绷紧脸，扯着嗓子表达不满：“怎么这么闲？要么下地干活，要么上班去！” 虞剑一直乐呵呵的。每天早上笑着跟大爷打招呼，白天就在村里逛，日均2万多步，觉得对哪家感兴趣了，就敲门进去聊一聊。村里给他安排的住处在水塘边上，他养1公5母6只鸭子，鸭子认主，虞剑一靠近，就跟着他游来游去。民宿老板娘专门采购了胶囊咖啡机，虞剑想咖啡了就到民宿做一杯。 渐渐地，村里人见到虞剑，大老远就打招呼。到了吃饭时间，好多村民邀请他到自己家吃。有村民孩子刚从英国回来，想到上海工作，专门跑来咨询虞剑；有村民想为自家农产品申请绿色农产品认证，一直搞不定，也找虞剑帮忙。 “你觉得自己融入村子了吗？”记者问虞剑。 “起码能打60分吧。”他回答。 到底应该做什么？ 的确，于乡村职业经理人而言，被村民接纳，远未及“融入”的终点。 记者采访那天，杭州余杭永安村乡村经理人刘松受邀到桐乡市崇福镇的村子交流工作，分管农业农村的副镇长也在，他早就听说过刘松，见面就问：“乡村职业经理人到底是做什么的？” “具体做什么，因地制宜。”上任伊始，刘松提出了4个“一”的目标：一个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本，一个全国数字农业的示范基地，一个永安村自有品牌，一个能对外输出服务的乡村振兴模式。规划会议上，余杭街道领导和永安村组成员一起听汇报，对于刘松的目标，不知道怎么评价，觉得“太大了”。上面给的要求是盘活闲置资产、壮大村集体经济、让农民增收。 给出的发展方向和运作方案是否会“水土不服”，是摆在乡村职业经理人面前的又一道槛。在几位同时到岗的乡村职业经理人中间，刘松进度最快。上任4个月，在别人还在熟悉村庄、制订发展计划时，他已组建了11个人团队，和16家企业签约，共同服务永安村发展。去年“双11”，团队做了1690万元销售额。 不过，这有赖于村里原有的产业基础。永安村有大片农田，2019年，区里领导调研后，包括永安村在内的8个村，确立“稻香小镇”的品牌概念，要把水稻文化、水稻产业做深做透。村里招商，请了合作单位一起运营，但第一批8000亩稻田的大米出来后，卖不掉，傻眼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张水宝“头发都急掉了”，8000亩尚且卖不掉，何况村里总共近3万亩稻田，该怎么办？ 以此为背景，余杭区余杭街道招聘刘松，成为稻香小镇职业经理人，主要驻点永安村。刘松从小在农场长大，十几年来，也一直在农业和旅游相关板块工作，手头有不少好资源。他制定稻田认养方案，把每亩稻田以8000元价格出售，10亩起售，每年出产6000斤大米、150斤油、50斤米酒、50斤年糕、价值约5000元的蔬菜。稻田四周都安装了摄像头，刘松他们正在试运行系统，让购买者随时随地能看到稻田中作物生长情况。 “有人买吗？”记者问，毕竟，这听起来多少有些像营销策略，“有啊，政府食堂买了做菜，国企工会买了作为员工福利发放。”刘松说。但他也承认，实际操作层面，稻田认养等项目有时依赖政府资源，“公司肯定要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但前期如果完全脱离，成长速度肯定慢。” 张水宝对刘松很信任。他们分工明确，张水宝打理污水治理、纠纷解决等村务，刘松运营稻香小镇。村里要不要招商，合作公司应该提供什么服务，合作具体怎样开展，都由刘松带着团队拿主意。张水宝是公司法人代表，刘松是公司总经理，刘松拟定的十几份商业合同，张水宝都只字未改，直接签字。 刘松已经经历过一次季度考核，“如果把我考核走了，应该不太能招到比我还合适的人。”他自信满满。在余杭，对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考核由街道和村委负责，张水宝甚至让他自行完成考核，“如果我走，只有一种可能，我发现这件事做不成了，推不下去了，肯定也就不会继续待着了。”他听说，从余杭离开的几位乡村职业经理人，大多是因为相似的原因，村支书不放权，自身资源不够丰富，最终“无事可做”。 目前，这3位乡村职业经理人仍干劲十足。去年底，黄立法完成了35万元的利润，他仍为80万元的指标四处奔走；过完年，虞剑的“跑团”即将恢复活动，以后他还要做全域旅游规划、土地调规、招商引资和后期运营；这几天，刘松正应邀到稻香小镇其他7个村子交流，助力整个区域发展。 他们还在路上。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