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4日，观众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信仰的力量——陈望道和《共产党宣言》”图片文物展。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今年是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100周年。它的翻译和出版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也是历史的选择。 “四大金刚”与“一师风潮” 1919年6月，陈望道在五四运动的热潮中从日本回到祖国。9月，开始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任教。 当时，和陈望道一起担任国文教员的有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四人因积极提倡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被称为“四大金刚”。此外，沈钧儒、鲁迅、马叙伦、沈尹默、钱均夫（钱学森父亲）等也都曾在此任教。 在进步、开明的经亨颐校长支持下，陈望道与其他进步教员一起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之中。陈望道在国文教学领域进行了大胆改革，提倡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传授注音字母，并引进刚在《新青年》上发表不久的《狂人日记》作为教材。 陈望道是一师革新的灵魂和核心。他支持施存统、宣中华、俞秀松等进步学生创办刊物、成立社团、宣传新思想。一师主办的《浙江新潮》创刊号上转载日本杂志的一幅“社会路线图”，指出新社会改造的方向终将走向“布尔什维克”；第2期发表了施存统的《非孝》，令反动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多次派员查办，责令开除施存统，还以所谓“非孝”“废孔”等罪名，对陈望道等教员予以撤职查办，调换校长，甚至休业整顿。 这在浙江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最终触发了“一师风潮”。1920年3月29日，500余名军警包围一师校园，企图以武力解散学校，将学生押回原籍。学生和军警长时间对峙，最后反动当局被迫撤退军警，收回成命。 “一师风潮”结束后，“四大金刚”除了李次九外，都来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各国侨民聚居，产业工人集中，旧军阀的势力相对薄弱，各种救国救民之道在此交汇融合，各种思想在此互动碰撞。这对在各地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由于陈望道的号召力，一师的毕业生不断来到上海，加入“外国语学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者与骨干成员，积极参与早期党团组织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奠定了基础。 避免“假社会主义”干扰 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正赶上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兴起。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宣传社会主义的读物，点燃了不少年轻人心中的社会主义火种。 在这股热潮中，很多留日学生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陈望道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吸收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精华思想。和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强调议会民主、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不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以社会组织、阶级战争、劳动问题为基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陈望道等留日学生避免了各种“假社会主义”的侵袭和干扰，也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少走了弯路。 “一师风潮”中，陈望道和师生们并肩战斗，获得了广泛认可。同时，它也促使陈望道认识到不能一味求“新”，还必须求“真”。在一师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结果却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陈望道意识到，不从根本上打倒旧制度，寄希望于局部的改良是行不通的。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无产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变得十分迫切。苦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缺乏，陈独秀离京前特意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走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准备带到上海选择合适的人选把它翻译成中文。翻译《共产党宣言》、出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准备工作。 陈独秀到达上海后，立即会见《星期评论》《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刊的编辑人员。陈独秀、沈玄庐、邵力子等人一拍即合，决定由陈望道来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精通日文和英文，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又积极倡导新文化，白话文功底好。由他执笔翻译这部经典著作，可以说是不二人选。邵力子因为和留日归国学生有较多接触，对陈望道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1920年3月，由他出面向陈望道发出邀稿函，并随函寄去了日文版及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北伐战争时“随军散发” 1920年4月底，陈望道携译稿来到上海。但不久后，《星期评论》被停刊，无法按原定计划连载发表译文。筹备建党的陈独秀接过了《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任务。5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告成立，一个重要工作内容就是研究《共产党宣言》、审校陈望道的首译本。 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浙江一师的教员和学生，主要是陈望道；另一部分是国民党员，如戴季陶、沈玄庐等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上海成立了早期党组织。 俞秀松在1920年6月的两篇日记里，记录了由他将陈望道的译稿转交给陈独秀的情况。1920年6月27日记道：“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去。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译文来对校了。”6月28日记道：“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 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和资助下，以上海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核心，还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即“社会主义者同盟”；同盟设有“革命局”，由陈独秀担任领导人。 “革命局”下设立出版部、情报宣传部和组织部等机构，陈独秀指定、委托郑佩刚全权负责出版部工作。郑佩刚租到一幢新建好的石库门房子，安放“民声社”存下来的一部印刷机，并将熟悉印刷技术的妻子刘无（刘师复的妹妹）从广州调来。同时，还从“华强印刷所”找来4位熟练技工。这个印刷所命名为“又新印刷所”，取“日日新又日新”之意。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又新印刷所诞生，第一版印了1000本，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9月，又印第二版。陈望道回忆：“上海书店也曾出版。第一版印千把本，奉送，有很多地方翻印。到北伐战争时印得更多，随军散发。” 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事件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对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通过这本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 当时在上海参加早期党组织活动的林伯渠回忆：“头两次座谈，就是我与陈独秀、沈定一等三人，以后几次邓中夏、李汉俊也参加了，互相交谈的依据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大会的几个决议文件。” 上海早期党组织还将全译本寄往全国各地，使得马克思主义真理、共产主义思想在各地传播，形成燎原之势。可以说，作为科学的建党学说，《共产党宣言》指导并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的进程，推动了普通民众的觉醒。 1921年7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说：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刊印我们的出版物。我们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在长沙发起创办“文化书社”，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又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领导带领研究会成员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研究俄国革命，并与北京、上海早期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还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开展讨论。 董必武回忆湖北早期党组织的情况时说：“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马列主义的东西是很少的，当时有个《共产党宣言》翻译本，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是陈望道译的，政治经济学也是陈望道翻译的，考茨基的《政治经济学入门》。” 1920年秋天，刘伯垂来到武汉发展组织。他“带来了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详细内容记不清楚，大体不出《共产党宣言》的范围”“主要读物是《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杂志”“大家都很喜欢读”。 李达回忆起草“一大”宣言的过程时说：“接着大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这宣言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纲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精神制定的；我们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把《共产党宣言》引入中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中体现了广采博取、强基固本的爱国情操，迎难而上、勇于担当的使命意识，脚踏实地、执着奉献的实干精神，贴近群众、学习群众的创新路线，依靠组织、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是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永远铭记。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