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治疗专业学生在医院病房中开展临床实践。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康疗团队供图
去年夏天，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曾在广州医科大学的一场论坛上演讲，从《黄帝内经》中的“五音疗疾”，讲到音乐治疗目前在儿童自闭症、心理疾病、肿瘤治疗中的运用。有朋友看到，跑来问他，是不是不当歌唱家，改行当医生了？ 当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师生迅速集结成一支音乐康疗团队，面向社会提供线上心理援助，廖昌永是总策划。消息刚发出去，来访者很快涌入，有一线医护人员，有医护人员家属，也有隔离在家的普通人。 为他们提供音乐治疗的志愿者团队，最初有9个人，后来增加了1个，清一色全是女性，最小的只有20岁，正在念大二。2月4日，这个团队用了不到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招募完成。志愿者们身处全国各地，其中还有一位留学生，正在马来西亚过春节。6天高强度线上培训之后，她们紧急上岗。 音乐真能治病？ 30分钟的治疗能做什么 直到今天，不少人提起音乐治疗，依然觉得“玄乎”。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学科带头人杨燕宜教授告诉记者一个“神”案例：去年，一位学生曾在上海某三甲医院的实习中帮助唤醒了一位植物人。患者家属惊喜万分，这位学生也因此留在这家医院工作。“音乐治疗不吃药、不用针，却可以从心理层面起到药和针起不到的作用。”杨燕宜说。 音乐康疗团队志愿者邹幸桧，当初就是觉得音乐治疗“充满魔力”才选了这个专业。邹幸桧长着一张娃娃脸，声音嗲嗲的，目前正在准备音乐治疗研究生考试。在本科实习中，她曾接触过肿瘤患者、精神康复人群和自闭症、脑瘫等特殊儿童，见证了许多“奇迹”。 比如，音乐治疗可以让肿瘤患者不再失眠，可以让精神康复人群恢复人际交往能力，可以让自闭症患儿逐渐习得自主生活技能。 当然，音乐治疗不是听听歌聊聊天那么简单，以上种种成功案例，往往需要长达数年的系统干预，需要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但这一次，突发疫情下，每个志愿者面对来访者的时间，只有30分钟。 “挑战太大了！”志愿者冯卓彦说，她是10位志愿者中年纪最小的那个，“要把所有的目标压缩在一次短暂的治疗中，非常考验治疗师的综合能力。” 30分钟的治疗，冯卓彦会先从短暂的语言交流开始，对来访者进行评估，快速制定个性化方案，然后通过音乐放松、音乐想象、音乐活动等专业技术，让对方建立安全感，找到内心的力量。 杨燕宜说：“每位来访者的压力都不同，承受压力的能力也不同，所以每次音乐治疗的过程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不是开同一味药，让每个人都吃。”这就要求志愿者们具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强大的心理素质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杨燕宜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文关怀意识。“音乐治疗师要有音乐素养，更要有共情能力，让来访者感觉你和他在一起。” 为了把这群姑娘变成一支训练有素的“娘子军”，杨燕宜和周平两位老师，以及特别请来的危机干预一线临床医生，轮番上阵开展理论培训。 整个康疗团队里，只有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教师周平有过非典和汶川大地震等重大危机事件的实战经历。所以，正式上岗前，周平带着志愿者们进行了模拟演练，她充当治疗师，志愿者充当来访者。随后，大家再各自以治疗师的身份分组练习。 为了尽快熟悉干预流程，志愿者鲍婕把身边能拉来的亲朋好友都试了一遍。大家给了她很多意见，有人说她语速太快，有人指出她的眼神可以更坚定一点。“我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形成习惯。毕竟，面对陌生的来访者，治疗师必须有亲和力，给他们安全感，才能有效地完成心理干预。” 鲍婕2018年毕业，研究生学的是音乐教育心理学，但因为对音乐治疗好奇，她主动找到周平，去蹭她给本科生开的课，还跟着本科生一起实习。毕业后，她一边当钢琴老师，一边坚持为自闭症儿童做音乐治疗。 除了危机干预经验不足，鲍婕还有一个困扰：她此前参与过的音乐治疗都是面对面的线下治疗，这一次在线上，总感觉处处受阻。面对面她可以很好地观察对方的微表情，及时反馈。但在网络上，感受力被削减，反馈也有延迟。更糟的是，线上治疗，音乐常常会卡，甚至进行到一半突然掉线了，让人措手不及。 逆行者也需要被治愈 面对第一位来访者前，邹幸桧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那是2月10日，她正在线上开会，接诊的志愿者告诉她，半小时后她将迎来第一位来访者。在工作群里，邹幸桧吐露了自己的焦虑，老师和同学们立刻送来鼓励。神奇的是，当视频连线接通的那一秒，邹幸桧突然就不慌了。 邹幸桧接诊的来访者中，不少是一线医护人员。因为专业伦理，她不便向记者透露来访者信息和治疗过程，只能描述他们普遍的担忧： 医护人员在视频连线中提及最频繁的是他们的病人。在他们每天接触的病例中，不少情况危急，难免产生紧迫感和无力感，让他们喘不过气来。每天暴露在病毒之下，医护人员自己被感染的风险很高，他们也是普通人，也会怕死，会因为焦虑而难以入眠。还有不少医护人员因为长期坚守岗位，无法顾及家人的安危，内心非常自责。 电影《少年的你》里有一句台词：“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邹幸桧说，一次30分钟的心理疏导谈不上“保护”，但这是一种必要的“陪伴”。“有时候，语言是苍白无力的，我们会借助音乐帮助他们缓解身体的疲劳和精神的压力，重新投入工作中去。” 媒体上有许许多多英勇的“逆行者”形象，他们奋战在一线救治他人。但当战士卸下铠甲，身心俱疲的他们也需要被治愈。周平说：“他们有很多话，无法跟朋友诉说；他们脆弱的一面，不愿让家人看见。我们的志愿者可以在他们下火线的时候，听他们诉诉苦，帮他们补充一点弹药。” 不久前，一位护士通过朋友的介绍联系上了康疗团队，治疗时间约在她下班后。但加班实在太累，她本打算取消预约，最后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接通了视频。治疗结束后，这位护士庆幸自己没有取消预约，留言说：“治疗师太专业了，效果非常好，身心都放松了。” 除了一对一的心理疏导，音乐康疗团队还提供团体服务。某城市三甲医院的几位医护人员休息时，在病房外脱去隔离服，进行了一次团体音乐放松。对方反馈说，在晦暗的病房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好像有了颜色。 邹幸桧接待的来访者中，有一类是医护人员子女。因为年纪小，孩子们对于疫情的危险懵懵懂懂，但缺少了父母的陪伴，又无法回到学校继续课业，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又不会像大人一样表达和自我纾解。邹幸桧选择用音乐游戏帮他们减压，“面对陌生人，一开始孩子们会比较害羞，但当他们参与进来，就会表现出很强的创造力。我们玩得比较多的游戏有节奏游戏、填词游戏，孩子们的表现常常超乎我的想象。” 鲍婕遇到的来访者，更多的是焦虑的普通人。都是危机干预，但新冠肺炎和汶川大地震不一样，地震有明显的前方和后方之分，需要心理干预的是前方的受害者以及受害者亲属。但疫情造成的恐慌几乎笼罩着所有人。有人因为每天关注新闻，信息过载，焦虑不堪；有人因为独自在家，如同隔绝的孤岛，不知该如何独处；有人因为每天和家庭成员相处，潜在的家庭矛盾被激化，争执不断。 有个来访者，是在上海独自生活的一个外地女孩。她在过年前刚刚裸辞，但因为疫情的暴发无法离开上海回到家乡，一个人自我隔离在家的孤独感和失去工作的不安全感让她陷入抑郁，最终向音乐康疗团队求助。 “其实每一位来访者都很了不起。他们信任我们，非常配合地跟随我们的指引，真诚地分享他们的困扰，以及他们在音乐中的真实联想。”鲍婕说，“他们在主动寻求帮助，在想尽一切办法汲取力量渡过难关，这让我觉得他们很勇敢。” 雷神山不能没有音乐 疫情中，一位朋友把廖昌永拉进了一个一线医护人员的微信群。每当群里有人想听他唱歌，他就会分享自己的作品。不久前，他和女儿廖敏冲一起录了一首新作品《人间星河》，群里有人反复听了许多遍。这首歌的灵感源自火神山医院忙碌的施工景象——无人机的拍摄下，星星点点的车灯灯光，汇聚成“星河”之景。廖昌永说：“这首歌送给所有日夜兼程的奉献者，哪怕能给他们一点抚慰，我就心满意足了。” “语言的尽头正是音乐的开始。”芬兰作曲家让·西贝柳斯说。周平记得，当年在汶川大地震前线，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带来的巨大心理创伤，许多人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开口。但当大喇叭里放起音乐，还是有老百姓会聚在一起跳广场舞，孩子们也愿意参与到音乐游戏中来。 “你可以把嘴闭上，但你不可能把耳朵闭上。”周平说，“没有人能改变创伤事件本身，能改变的是人们对创伤事件的感受。而音乐，就像是一个容器，积极的、消极的、快乐的、悲伤的情绪装在里面，都是美的。音乐给人强大的支撑，唤醒了人们内在的生命力。” 在杨燕宜看来，音乐就像“催化剂”，它能够激发人的想象活动，在音乐治疗师的引导下看到一些对自己有积极意义的画面。“有些情绪和想法，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一说出口就走样了，会产生很多误会。但音乐不一样，通过聆听、演唱、演奏等方式，它可以让人与人产生默契和共鸣。” 2月下旬，支援雷神山的上海医护人员发来邀请，希望音乐康疗团队的志愿者们为雷神山医院定制音乐冥想音频。在医护人员看来，雷神山不能没有音乐，音乐可以将病患从焦虑中拯救出来，陪伴他们度过难熬的时光。 康疗团队根据医护人员口中描述的病患情况设计了音频的结构和功能，精心挑选适合的音乐，反复修改并录制了指导语。疫情期间不能到专业录音棚录音，而家里录音设备和环境有限，有时候为了录好一段指导语，要反复尝试几十遍。这些音频陆续在雷神山医院投入使用，反响很好。许多病患通过音乐冥想，慢慢从消极情绪中走了出来。 陆续也有其他医院找上音乐康疗团队，希望能帮忙设计和录制一些缓解焦虑的环境音乐，在医院门诊大厅和候诊室里播放，希望可以减轻病人等待的焦灼感。 什么样的音乐可以缓解焦虑呢？音乐康疗团队在微信公众号推出的“音乐宅急送”第一辑里，第一首曲子是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音乐康疗团队项目总监、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主任唐哲介绍说，这是巴赫为其学生哥德堡创作的，哥德堡常为一位患有失眠症的伯爵演奏，这曲《哥德堡变奏曲》让伯爵在不眠之夜得到了慰藉。当然，每个人的需求和喜好都不同，因此“音乐宅急送”挑选了不同风格的曲子。有的曲子很轻快，可以让人重获力量，比如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晨报圆舞曲》、海顿的《e小调钢琴奏鸣曲》。情人节当天，公众号还推送了与爱情有关的作品，廖昌永演唱的《绒花》《相思》《我心爱的意中人》也在其中。 虽然音乐康疗团队不断推出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需求的音乐专辑，但周平一直强调“没有统一的音乐处方”，一个喜欢东北二人转的人，听贝多芬会觉得枯燥难懂。因此，周平常常鼓励来访者找到属于自己的曲库。 音乐治疗的路还长 从2月10日至今，志愿者们已在线上接待了数十位来访者，问题和需求各有不同。初次心理干预一周后，回访陆续开始。志愿者们听着来访者的讲述，仔细观察他们的表情和语气。他们身上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让志愿者们很欣喜。 志愿者们牵挂着来访者，而周平则时刻关注着每一位志愿者的变化。这段时间，她一直在充当志愿者们的督导师。每天晚上9点，当志愿者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就开始在线上讨论工作中碰到的种种问题，以及自身的困惑，接受督导师的指引。每天的督导时间，原定一个小时，但大家常常从9点讨论到11点才渐渐散去。 周平说，督导师就像教练。上战场打仗，要分析战略战术，也要关心战士有没有受伤。志愿者们每天都会面临很多挑战，接收许多负面情绪，必须在当天清零，让第二天成为新的开始。 新闻里治愈患者数量逐渐攀升，武汉方舱医院一个接一个休舱，隔离在家的人们陆续复工，来访者数量渐渐少了起来，上海音乐学院的志愿者们也开始每天在家上网课。 此前，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治疗专业每年只招收5个本科生。今年，学院要增设音乐治疗研究生专业了。招考复试因为疫情推迟了，目前还未确定时间。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志愿者工作，邹幸桧会挤出时间加紧准备。此次疫情中的经历，让她觉得自己与音乐治疗的距离更近了，坚定了她在专业领域继续深造的决心。 廖昌永希望，疫情结束后这个团队能存在并壮大，继续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疏导。“音乐治疗是音乐和医学的联姻，在今天大有可为。这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学科，不能纸上谈兵。音乐学院要培养的不只是有专业技能的音乐工作者，更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杨燕宜说，疫情中一线医护人员从事着高强度的工作，根本顾不上自己，把痛苦压抑到潜意识里去了。当问题发生时，有些人意识不到，不会立刻寻求帮助，觉得自己能扛过去，“就像我们感冒了，牙痛了，不一定会去医院，但后面可能愈演愈烈。等疫情结束了，医护人员松懈下来，才可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显现的时候。希望在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能继续为他们服务。” 回首二战时，用音乐减轻伤员感染的实例促发了现代音乐治疗的诞生。1944年，音乐治疗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 如今，音乐治疗已有广泛运用，但国内“音乐治疗师”的职业资格认证还不完善，职业化程度还不高，制约着专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杨燕宜说，这次抗疫中，除了上音的音乐康疗团队，还有不少音乐治疗团队发挥了大作用。医疗和心理机构纷纷向他们寻求帮助，个人预约的需求量也很大。她希望这一现象能加速音乐治疗师职业认证的进程，推动音乐治疗学科的发展。 “音乐治疗的路还长着呢。”周平说，“但我相信，把人才培养好，路就会越走越好。”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