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7日晚间，中办发布了一篇重磅文件——《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这是中共关于干部人事方面的又一个文件。 根据这则文件，存在12种情形的，应在事前向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报告，其中一个是“领导干部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提拔任用的”。 换句话说，对领导干部秘书的提拔任用，高层的态度还是“从严”。 被选为领导人秘书前是否知情？ 这里的“从严”可以从两方面看，其一是配置，其二是提拔和任用。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高层配置秘书是十分严格的。 1980年5月，中办在《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就明确规定：
曾有一位中办内部人士在2014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一般出自中央办公厅，总理办公室主任一般出自国务院智库机构。 而被选为秘书的人事先也是一无所知的。 政知君注意到，曾经给李鹏当过10年秘书的吕聪敏（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在《外交人生》中这样回忆： “1988年春节后的一天，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的刘华秋同志通知我：李鹏同志需要一个外事秘书，部里认为你去比较合适。干部司今天已经接到中组部的调令，让你尽快办手续。他说这是组织决定，不是征求我的意见。说实话，对这件事，我事先一无所知。我当时也是美大司的领导成员之一，分管加澳新和南太事务，同时担任党总支书记。但对于我调动一事，刘华秋和其他司领导都守口如瓶，没有一点异常表现或暗示。这时，正值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李鹏同志作为国务院代总理正忙于大会准备工作，总理办公室主任李世忠和我谈了话。时隔不久，我的关系就正式转至总理办公室，中组部的任命通知明确我为总理秘书。” 个人能不能指定秘书？ 一个事实是，十八大之后，存在一些“老虎”违规选秘书的情况。 2015年10月16日，有两个“老虎”同日被双开，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原局长杨栋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南宁市委原书记余远辉。
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通报中都提到了秘书，前者被指“违规选用秘书并收受财物”，后者被批“违规任用亲属担任秘书”。 在选择秘书方面，高层是有规定的。 1986年，中办、国办发布了一条规定（《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
另外，也不是所有领导都能配专职秘书。 相关文件明确，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可以配专职秘书。不过现实中，副省级、厅局级以至于县处级官员，都大量配置了专职秘书。 这一情况在十八大后引起了高层的关注。 2013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高层专门点到秘书配备的问题，“要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福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之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 2014年，全国多地曾发通知，要求取消专职秘书。 一个细节是，那次并不是各地第一次集中清理专职秘书。 有媒体披露，早在2003年，四川就规定，市县领导不配专职秘书，仅半年内，全省就取消了市、县领导专职秘书近2000名。2005年，四川省委办公厅又发通知，要求再次清理领导专职秘书。 “老虎”秘书接连出事 除了违规配置秘书之外，十八大后落马的高官中有不少高级干部当过“秘书”。 比如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等都曾担任过周永康的秘书。 “老虎”与秘书先后落马的情况也有不少。 比如2015年3月全国两会后落马首虎的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他被宣布落马3天后，跟随其近20年之久的时任昆明市委原常委、原副市长谢新松，也被云南省纪委披露正对其进行立案审查。
据媒体披露，谢悟性很强，对仇的所思所想拿捏得很准，善于运作且颇有文采，深得仇的器重并屡屡委以重任，不断提任要职。 还有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的秘书乔希君。
媒体披露，谷被查后，秘书乔希君即逃亡,逃亡一年多后,乔希君在北京投案自首，其间还曾被公安部发令通缉。 这也是高层对秘书提拔日渐趋严的现实背景。 《南方周末》曾披露，2014年中央下发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秘书管理规定》对秘书作了规定。 省部级领导秘书在任用时，公示未发现问题后要征得中组部同意，才能正常履行任命程序，不得破格提拔；此外，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秘书不能在秘书岗位上直接提拔转岗；省部级官员调任新职，不允许将原来的秘书、司机带走。 关键词，不得破格提拔，不能直接提拔转岗。
而这次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又再次强调了领导干部的秘书，“领导干部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提拔任用的，应当在事前向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报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