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中共四大的记忆，几乎同它的会址一样渐渐淡去。

　　1984年，年迈的郑超麟由人搀扶着从四川北路出发，沿着记忆走到东宝兴路，在一路数着脚步之后终于停下、举起手杖，脱口而出“就是这里”——那时，印象中的石库门房和弄堂，已经变成在建的公房。

　　几年后，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居民区深处一户底楼人家天井位置，终被确认为中共四大会址，并以一块不起眼的纪念石碑作为见证。在2012年，四川北路公园内的中共四大纪念馆正式落成，终于弥补了新中国成立前在国内召开的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仅四大没有正式纪念馆的遗憾。

　　某种程度上，这种“静悄悄”的风格，在90多年前就奠定了。1925年1月，作为向导的郑超麟陆续将20名代表带到川公路东宝兴路之间这栋石库门房二楼，在布置成英语补习班模样的会场里，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

　　在这个离租界不远、又不属于租界的“三不管”地带，为期11天的四大波澜不惊。兼任会议记录员的郑超麟后来表示，整个会议“平静得好像进行一次典礼”。

　　但对中共日后走过的历史而言，这场“典礼”留下的印记绝不平静。这些印记，恰恰都指向今天。

　　谁来掌控革命领导权？

　　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四大的召开，已有些姗姗来迟。

　　根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按照惯例，中共四大应于1924年召开。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钟英”的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称“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期不远”，要求各地同志对于一年来党的政策及实际活动的意见“写成报告汇寄中央局”。

　　9月15日，“钟英”又向各地方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共四大定于当年11月开会，并分配了代表名额，要求各地方党组织提交议案。今天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展陈里，还能看到落款为“钟英”的这两份通知。“钟英”是“中共中央”的谐音，其中8月31日这份由行楷写成的通知，来自毛泽东的亲笔签署。

　　大会的筹备工作早在1924年7月就开始了。这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开始。此后，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升温。

　　但国共合作的洪流中，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恰是这些暗流，令四大的召开时间一拖再拖。

　　1924年6月，国民党右派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护党宣言》，公开反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纲领，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尽管随即召开的国民党执委会全会讨论了“党内共产派”问题，并令剑拔弩张的氛围稍有缓和，但一个重要的问题仍然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在这场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

　　换言之，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究竟应该由谁掌控？

　　1923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写道：“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而到1924年的下半年，态势已经迥然转变。

　　组成“群众党”

　　1924年11月，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写下这样的句子：“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

　　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终于正式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称：“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大会同时提出，对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党的指导之下，并尽力发展党的组织，力求深入群众。

　　要取得“领导的地位”，唯有“深入群众”。这是中共第一次清晰地展示这样的逻辑。

　　“深入群众”本身并不是新提法。早在1922年，共产国际三大提出要“到群众中去”，中共二大即在其决议中予以回应道，“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

　　而到1924年末，来华指导中共四大筹备的维经斯基竭力主张，中共四大“应该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

　　四大最终找到的方式之一，是改变入党的门槛。为便于吸收更多先进分子，四大决定简化入党程序，要求各地改变吸收党员必须先经过“十人团”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做法，要求让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能“直接加入本党”。

　　这与早先的情况显然大相径庭。四大通过的决议案甚至直言，此前对入党条件的种种限制，“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

　　而对成立不到4年的中共而言，作出这样的转变，意味着一个全新的起点。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数以千百万计的群众’是‘真正的政治的起点’。”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近年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最终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群众路线的探索实践是至关重要的制胜之道之一，其作用延续至当代”。

　　从小团体到大政党

　　发动群众，正是中共四大的中心议题。

　　1925年1月22日，列宁一周年忌日的第二天，四大通过了11个决议案，修改了《党章》。决议案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群众观”的阐释。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一组被反复引用的数据，颇能看出成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的党员仅50多人，二大、三大时分别为195人、420人，四大召开时为994人。而两年后于武汉召开五大时，中共党员人数激增至37983人。

　　另一组数据是，到1925年5月，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五大前则剧增至280万；学生联合会、农民协会的规模，亦迎来为数近10倍甚至50倍的增长。

　　“党领导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群众运动高潮的出现，正是中共四大确立群众观的结果，而群众观的确立使党在建设‘群众党’的实践中迈出了第一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齐卫平说。

　　同时，对党的自身建设而言，四大亦是一个重要转折。在四大通过的党章中，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原先的“委员长”改为“总书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称“书记”；早先“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的规定，也在四大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

　　这些改变确立的范式，均一直沿袭至今。在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徐明看来，看似简单的“从五到三”，事实上蕴含着一种“组织裂变”：按当时全国994个党员的规模计算，“五人一支部”到“三人一支部”，意味着全国的支部数量从至多200个跃升至330个，“对党的阵地而言，这是一道大大的加法”。

　　而所有这些，均为中国共产党的蜕变做好了准备。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告诉苏联人，中共四大“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彭述之也说，“现在可以说我党自经此次大会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

　　与他们一同参加四大的郑超麟，则在晚年留下一句更堪玩味的话：“机器装置好了，等待原料来生产。此时，原料恰好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