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一律称同志

1952年6月，主政川北的胡耀邦接到中央电令，要他“务于7月底抵京”。胡耀邦很兴奋，说：“这下可以大搞建设了，可以盖大楼了。”后来的实际任命令胡耀邦感到意外，他被安排到团中央工作。

胡耀邦女儿李恒（原名李满妹）回忆，“不高兴归不高兴，组织观念一向很强的父亲想了一夜，第二天就到团中央去了。”

曾经在团中央给胡耀邦做过机要秘书的高勇回忆，第一次见到胡耀邦时，发现这位心中“了不起的英雄”跟想象中的不大一样，并没有高大魁梧，更没有英雄的架子。

当时团中央没有礼堂，晚饭后人群陆续聚集在工字楼前的院子里，胡耀邦就站在水池边上。 “留着平头，个子较矮，稍瘦，长得很秀气，显得很精神，完全是一个小青年的模样”。

胡耀邦提高嗓门，打着手势，说：“如果同志们发现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有什么缺点错误，要大胆地提出批评，也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也就是提意见！告状啰！”

胡耀邦的讲话，博得了一片掌声。

他还立下一条规矩：不准称呼官衔，见面一律叫同志。

在胡耀邦任职团中央的十余年里，书记处的书记、机关干部、秘书、工勤人员以及食堂的大师傅、传达室的老头儿，都叫他：耀邦同志。

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1952年，37岁的胡耀邦接任团中央书记，这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共青团领军人物和年轻人之间，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工资经常入不敷出

胡耀邦的工作方式比较特别，他不大去机关上班，而是习惯将人约到家里来谈话、汇报工作和研究问题。他的书房和客厅，几乎成为团中央的另一个书记处办公室。女儿回忆，家里常常一屋一屋的人，“屋子里经常烟雾腾腾，像失了火似的”。

访客们一来，胡耀邦就让公务员把家里的香烟、瓜子、糖果等所有能吃的都拿出来招待客人，炊事员就不停地烧水沏茶，忙着给他们做饭。

“中午一过11点，下午过了5点，父亲必定留大家吃饭，这好像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习惯，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女儿李恒回忆说。

进胡耀邦家院门的人，不分身份、行业和职务，有党政军高级干部，也有普通司机和工人。

应酬客人曾经成为胡耀邦一家最大的经济负担。“说起来可能没有人会相信，‘文革’前的十几年，父亲虽然工资待遇很高，但我们家一直未能摆脱欠债的窘境。”女儿李恒在书中写道，“仅父亲接待客人、买书和抽烟这三项，他的工资就经常入不敷出。秘书和公务员常常到机关去借，通常是月初发工资时还账，月末又再去借。”

1954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在农村调研。 铁矛/摄

到最困难的地方去

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经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大潮汹涌有声。胡耀邦提出，“青年团的一切任务，都应当围绕国家建设的任务展开”。

胡耀邦认为，垦荒事业正是青年的用武之地。他提出动员一部分城市未就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事业。

垦荒队员开往北大荒后的第二年夏天，胡耀邦风尘仆仆地赶到黑龙江萝北县，去探望垦荒队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在田间劳作，在茅草房里和大伙儿一起喝稀粥，吃黑泥豆。黑泥豆小得筷子夹不住，胡耀邦干脆用手抓着吃。

他鼓励那些年轻人说：“你们要靠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比茅草房高级得多得多的房子，在不久的将来你们也要住高楼大厦，走宽阔的马路，也有电灯、电话、汽车。一句话，把这里建设得富足。”

垦荒队员杨华后来感慨，他在北大荒扎根40年，前后多次与胡耀邦有过接触和书信，这使他在北大荒极其艰苦条件下创业的决心从未动摇。

从1955年到1956年9月，一年里，全国有近20万名青年参加了垦荒事业。“垦荒”几乎成为那个年代部分青年的共同记忆。

数十年后，电影拍摄剧组为了再现当年北大荒、江西鄱阳湖畔垦荒的场景，专程去那些地方取景。但到了当地，他们完全找不到可以还原那种荒凉之感的沼泽地，目力所及的是整片的农田和大型农业机械。

胡耀邦去世后长眠于江西共青城，而那片土地也是垦荒队员开发出来的。数年前，共青城已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就像胡耀邦对垦荒队员期许的那样，“住高楼大厦，走宽阔的马路”。

1984年9月30日，首都体育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发表讲话，并向1.8万名与会者致意。当天，北京市青年举行大会，热烈欢迎访问中国的3000名日本青年代表。 贺延光/摄

班级的第39个人

胡耀邦有时走出门外主动跟青年交朋友。1955年，胡耀邦出差到广东，在火车上，他走进一节坐着很多大学生的车厢，和学生们聊上了，一聊就是一个多钟头。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前来交谈的人是团中央书记。

在年轻人中间，胡耀邦的魅力显而易见。秘书高勇透露了一个细节：“严格地讲，耀邦的口才不是很好。因为他有点口吃。”

但往往人们会忽略或者发现不了胡耀邦可能会有的小尴尬。“耀邦感染力极强，擅长抓住青年的典型语言。”高勇说。

当时，团中央有一个“六级办支部”的做法，是为了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身为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带头办起了团支部。他选定了北京大学中文系59级一班团支部作为他的联系点。

有一年的正月初二，胡耀邦请这个班团支部的学生到他家里做客。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副食品极其短缺，直到20多年后那些学生还记得，在耀邦同志家吃的是烤兔肉和烤花生。

1964年，胡耀邦已到陕西工作，但还是想办法见一见即将毕业的这个班的同学。消息传出来后，不仅这个班，整个北大中文系，班班都要求见胡耀邦。最后，学校决定这个年级的各班都可以派代表，去团中央机关参加接见。

学生们一到团中央机关，胡耀邦很快被团团围住。临别时，年轻人把事先准备好的校徽别在胡耀邦胸前，送给他留念。

胡耀邦微笑着问：“你们班现在多少人？”学生们回答：“38个人。”

胡耀邦高兴地说：“现在是39个了。”

有一次，胡耀邦见到一个与他相处多年、后来因为多种原因心情不大好的部下，他跟对方说：“听说你感到有些孤独是不是？这大概是因为你接触的人大都是一些老人。你应该多接触年轻人，同青年交朋友，这就不会觉得孤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