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者网注意到，长三角43县入围“百强县”，占比超4成，可谓“一骑绝尘”。其中，江苏25个，浙江15个，安徽3个。 反观大湾区的表现却让人意外，仅有2家入围，排名也在中后，惠州博罗县66位、肇庆四会县87位。 长三角和大湾区总体发展水平相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024赛迪百强县县微信公众号“赛迪顾问” 透过现象看本质，首先需明确报告的研究对象 目前我国县级行政区共2844个，包括977个市辖区、397个县级市、1299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1个特区、1个林区。 赛迪报告研究样本选取了其中1865个县级行政区划，除去了977个市辖区、1个特区、1个林区。 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杨建文告诉观察者网，统计数据反映当前的状况，但透过现象要把握“发展”的实质。 他表示，我国县级行政区从1949年到现在，数量变化并不太明显：1949年2749个、1978年2653个、目前2844个（不含港澳台）。变化主要体现在结构上。 1978—2023年，市辖区从408个增加到977个，县级市从92个增加到397个，而县（含自治县、旗、自治旗）则从2130个减少到1468个。 按照赛迪的样本选择，一个县一旦成为市辖区，就不在统计之列。 杨建文说，广东“撤县设区”走得早、走得快，因此出现“县域经济”的“断层”，江苏则另有考虑。两者实际发展层次和经济类型区别并不很大。 他以广东省佛山市的南海区和江苏省苏州市代管的县级市昆山市为例解释： 1992年，南海县撤县立市，设立县级南海市，由广东省直管，佛山市代管，是当时著名的“广东四小虎”之一。2002年，撤销县级南海市，设立佛山市南海区。 2023年，南海区人口367万，面积1072平方千米，GDP接近4000亿（3930.5亿），三次产业比重1.7：54.5：43.8。 至于昆山，1989年撤县建市，作为江苏省辖县级市，由苏州市代管。2023年，昆山人口215万，面积931平方千米，GDP达5140亿，三次产业结构是0.6：51.2：48.2。 从数据上看，两地基础条件相差不大，人均GDP和三产比重昆山市均高于南海区。根据赛迪的选择，昆山作为县级市属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的对象，而南海作为市辖区，不在其列。若将类似南海区等市辖区均纳入研究样本，目前的百强县格局将有很大不同。 因此，杨建文认为，赛迪报告百强县、千亿县的设定，容易给人直观上产生一些错觉，比如说，长三角43个县入围，大湾区仅2家，实际上，长三角与珠三角应该处于同一发展层次。 他说：“县级单位的结构变化反映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同时也带来一个研究层面不可忽视的问题：结构变化的直接动因是行政区划的调整（撤县设市、撤县设区），而后者又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县改市政策1997年的刹车和2018年的重启）。” 县域发展要懂得“趁势借力”“扬长避短” 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有59个千亿县，10个县（市）GDP超2000亿元。 千亿县以全国1.2%的陆地总面积、4.5%的常住人口，贡献了全国7.6%的GDP、10%以上的规模工业企业产值、10%左右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GDP最高的县（市）是昆山市，2023年GDP达到5140.6亿元。昆山经济体量已超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等7个省会城市。 从头部县表现来看，江苏和浙江作为传统的经济强省，此次依然强势“霸榜”。报告显示，当前的“千亿县”中，以昆山市、江阴市、慈溪市、义乌市等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形成了创新驱动主导模式。 昆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昆山市人民政府  他说：“相比于城市而言，县域经济是后发的，因此它的起步需要一些基础性条件，比如说基础设施、大的项目、企业等形成带动作用。这些都需要巨额投资，这些投资如果仅靠自身内生积累，要几十甚至上百年才有可能。” “因此要‘趁势借力’，趁现代化进程这个势，借周边现有大城市发展已经创造好的条件，因此百强县大部分都在城市带上。”杨建文认为，除了“趁势借力”，县域发展还要“扬长避短”，重在打造新的增长点，形成自己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 江苏和浙江虽然都毗邻上海，同属长三角一体化区域，但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却有所不同。 杨建文表示，江苏的关键词是苏南模式、政企合一、高端制造、外资高地，而浙江县域经济表现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营经济，一些特色产业支撑起整个地区的经济体量，如“中国小家电之乡”慈溪，“世界袜都”诸暨，富民-强县并重特点更明显。 2023年，义乌人均可支配收入83954元，增长7.3%，位列县级市第一，全国范围内也仅次于上海。 “中国县域发展之路，成功秘诀是五个结合” 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6.2%，国务院日前引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提出要经过5年努力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70％，更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县城和县域，正在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关键抓手。 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置2024年重点工作时提出，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杨建文强调，县一级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兴则国家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6月30日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强调，“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 类似的话，他讲过多次。 2014年5月，他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县一级承上启下，要素完整，功能齐备，在我们党执政兴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 “中央对于县域发展和县域治理高度重视。”杨建文说，习近平同志当过县委书记，深知县域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蓝图中的战略定位。 “他在2008年和2014年先后选择浙江嘉善县和河南兰考县作为自己的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多次现场了解进展情况，多次作出具体指示批示。”杨建文补充道。 2021年4月，河南兰考县张庄村新华社 嘉善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2022年经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国家发改委正式印发《新发展阶段浙江嘉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建设方案》，要求“为全国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努力把嘉善建设成为全国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嘉善在赛迪报告‘百强县’中的排位并不靠前（兰考更是沾不上边），2023年只是第53位，也没跨过“千亿”门槛，但它发展很快，20年里（从习近平同志2004年首次嘉善调研算起）经济总量翻了三番，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都实现翻两番。”杨建文表示。 他说，赛迪报告“百强县”“千亿县”重心在于树样板，中央“示范点”“建设方案”重心在于探路径，即针对全国县域发展的“共性问题”和“突出难题”，探索“解决路径”和“可行方案”。 谈及中国县域发展之路，杨建文认为，成功秘诀是五个结合，讲求“协调”两字。 首先要做到特殊与一般的结合。也就是总书记多次强调的“要准确把握县域治理的特点和规律”，因地制宜，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之路。 其次，我国县域经济的当代发展，起步于工业化，根植于市场化，借助于数字化，完善于城镇化。简而言之，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结合。这个城镇化又必须是“新型”的，这就衍生出城镇与乡村的结合。 再次，我们希望县域经济能够高质量发展，所谓高质量，无非是持续、稳定、全面、健康。而高质量发展的要点则包括：强县与富民的统一、城镇与乡村的贯通、人类与生态的友好。最后是改革与发展的结合，要精心运筹、大胆实践，把发展潜力转化为发展优势。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