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我喜欢唱歌》小文字在网上发出后，得到了很多相识不相识的朋友的关注。很多人在欣赏赞叹之余，也表露了一种特别深切的同情和扼腕叹息，更有热情者给我提出了学习唱歌的指导建议和学习指南。我很受感动，在此一并深深地躬谢了！ 也有几个经常在网上交流的比较熟悉的朋友，知道我近年来写了不少的歌，便建议我再写一篇《我喜欢写歌》，作为姊妹篇让大家分享。我竟动心了，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 但是，我掂量了一下《我喜欢写歌》这个题目，觉得对我来说，还真是有点儿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大言不惭了，甚至涉嫌不知锅儿是铁打的、不知天高地厚、不知头青蛋肿、不知马王爷有三只眼！所以我预计，到这文字与大家见面以后，可能会引起很多“专业人士”生理和心理上的反应，让人家恶心、反胃，让人家鄙夷、嘲笑、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甚至齿冷三年！ 但我又想，写歌与写文章的缘起和初衷应该是一样的，即“生活即感悟”即“我手写我心”。当然，从某种角度上讲，音乐确实要比文学高难得多得多。因为文学毕竟还有可反复观看的形象文字来表现，而音乐则是耳朵一听就过去了，歌更要借助歌唱者的发挥才能表现作者的意图。所以音乐对一般人来说，就更深远、更缥缈、更神圣、更高不可攀，大象无形嘛。于是，起码是在我的周围，很多人面对音乐就望洋兴叹了。 呵呵，扯远了。其实我写歌还是以文字为主，只不过是用了几个音符借以发挥，借以变换一下方式进行一下提升而已。与真正的音乐真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如果真认为我写几支歌就是搞音乐了，那连我自己也会上吐下泻的。 我喜欢写歌，但我确实不会写歌，而绝不是什么写不好歌。但我还是喜欢写歌。这大概与我喜欢唱歌出于同一原因吧。因为闲着的时候，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自己就哼哼起来，似乎有点儿“短笛无腔信口吹”的味道。有时我想，如果把这哼哼的调子记下来，不就是歌了吗？显然，这很幼稚、相当幼稚，幼稚得如同小孩子想要给月亮安一个拉线开关，小手一拉，月亮就没有了；再一拉，月亮又出来了。 当然，从文学上讲，这倒是很有创意和想象力。鲁迅先生曾说过：“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同理，这“杭育杭育派”也应该是最早的民歌作曲家。 我写的第一支“歌”是《养路工人之歌》。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吧，我作为在乡下“炼了五年红心”的知青被招工在一条新开通不久的铁路上，当养路工。 养路工，是当时铁路系统最基层、最艰苦、最劳累的重体力工种之一（养路工按最重体力工种每月定量供给粮食56斤，而一般市民的定量只有27斤）。养路工在铁路上也是最被人们瞧不起的工种，没有之一。好多人都抱怨说，当养路工是“进对了铁路这个门，干错了养路这个行”。 而我们这些知青却没有这些“活思想”（当时的时髦说法，即思想问题或思想动态），非但没有这种“活思想”，大家还都感到非常的满足、幸运和快活（原因就不赘述了，你我心照不宣）！我们每天高高兴兴上班去、欢欢喜喜下班来，晚饭后宿舍里歌声欢闹声此起彼伏，甚至春节放假大家都愿意在单位坚持加班而不回家。这在当时的老职工和现在的年轻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而当时我们的精神状况就是这个样子，真实不虚。 那年夏天，赶上我们这个铁路地区搞联欢，各单位都要上自编自演的节目。养路工区里我们几个知青自然而然就把这任务担当起来了（那时养路工区的职工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都是半文盲甚至文盲）。我是团小组长，负责编创和组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油然升起了一种隆重、庄重、郑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突然想起了电影《锦上添花》里的段志高——“扛木头！”于是，我心里泛起了我要写的这第一支歌的涟漪——“扛木头！” 词好编，谱曲却着实让我费了大劲了！当时工区特意批了我“创作假”，允许我白天可以不去工地而在宿舍里专心致志的“编”。我哼哼唧唧磨磨叨叨，一连腻歪了好几个通宵达旦，终于没负众望——《养路工人之歌》出笼了。利用晚上班组学习的时间，我给大伙儿唱了一遍，大家还都齐声说“好！” 于是趁热打铁，连夜学唱，连夜就都会唱了，都能唱“整齐”了。联欢会上，工区的小伙子们和姑娘们（都是在农村插过队炼过红心的知青）意气风发，唱出了养路工人的激情豪气，受到了欢迎。 我趁着热乎劲儿，又为表现自己参加铁路工作时欢乐激情的一阕词《清平乐·莱芜报到》“谱”了“曲”。说是谱曲，实际上是在模仿甚至借用照搬一些自己熟悉的歌曲的套路甚至乐句。那时我头脑里也没有什么侵权维权意识，反正凑起来能唱、好听就行。 我那时已经开始不断地向不少报刊投稿了，知道“抄袭”在写作领域是一个很低劣很可耻很令人鄙夷的行为。为了避免“抄袭”，我就努力地尽自己最大可能地对乐曲反复进行修改调整，却常常把刚刚写好的曲子弄得南腔北调不着调、一惊一乍不亦说乎。歌是写出来了，也唱出来了，至于合不合“规矩”符不符“要求”，任由他人去说好了。 这都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事了，那时我才二十五六岁。 让我感到惊讶和激动的是，四十多年后，我约当年我们工区的一位工友重回莱芜，拜访了几个仍留在当地的当年的老工友。酒酣之后，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们（上图）竟然互相抱着肩膀子，声嘶力竭地唱起了我当年写的那首《养路工人之歌》…… （二）编《天下知青歌曲集》“五得” 真正引发了我写歌的热情和动力甚至有点儿“一发而不可收”的，是前几年的一次知青活动。 2017年春节刚过，居住在济南的几位山东知青组织的朋友找到我，谈及准备要编辑一本全国知青的歌曲集，并诚恳地邀请我做这本书的主编。 编书我以前倒是编过几本，但就凭我仅是粗识几个“叨唻咪发索”就编歌曲集？我想都不敢想。几位朋友很耐心地给我做工作，介绍他们的想法和实际情况。特别他们说起知青及知青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和寄予的厚望，竟使我这老知青在花甲之年还尚存一息的使命感、责任感，又油然地庄重、郑重、隆重起来。于是，我就答应了。 长话短说，反正是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吧，《天下知青歌曲集》终于在2018年5月份正式面世了，并在青岛搞了一个挺隆重的首发式。至于我做了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在这里就不说了，我在《歌曲集》的“序”和“编后记”里做了一点儿记述。 2018年的春节前夕，《歌曲集》最终稿付梓，我因劳累过度引发心脏病，于大年二十九那天住进了山东省立医院。整个春节期间，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有得有失，有失有得。一切皆是因果。主编这本《歌曲集》，不谦虚地说，我确实付出了很多，我的时间、精力、健康乃至我正常的家庭生活、以及与晚辈孩子们共享的天伦之乐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干扰和影响。这算是“失”吧。要说“得”呢，也真不少。 第一、我等于上了一次音乐（歌曲）专业进修课，面对面地、实打实地与音乐（歌曲）进行了互动交流，补缺了以前歌曲写作方面的知识漏洞，提升并完善了对歌曲写作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我有缘结识了一批在歌曲创作方面的专家行家，并与他们建立了很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流促进，相得益彰。例如：济南的吕振远、贾立人、杨新国、张大新，青岛的杨克春……特别是成都的季夏先生、北京的马涛先生等，他们在音乐界和歌曲创作领域都颇有造诣和名望，著作等身。能与这些人结缘为良师益友，是我的幸运，也是很大的收获。 第三、为了此次《歌曲集》的编辑，我购买了一个打谱软件并立即付诸应用实践。在《歌曲集》所收录的275首歌曲中，由我用这个软件进行输入的歌曲占了一半以上，更不须说在付梓前的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进行的修改调整了。 说实在的，对我这样一个“半路出家”又年逾花甲的人来说，电脑打字本身就够费劲的，打谱就更费劲、更麻烦。但在“时间紧、任务重、人手少”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放下“主编的架子”（开玩笑的话，其实什么架子也没有），亲自动手打谱输入，常常夜以继日。很累，确实很累，以至于心脏病突发而紧急住院治疗。但这也极大地锻炼和提高了我的电脑输入技能和对此打谱软件的掌握和应用。 第四、在进行打谱输入的过程中，开发、巩固并提升了我残存的几十年前在初中学习的那一点儿可怜的乐理和简谱知识。这非常重要，甚至是关键。它在我后来的“写歌”中发挥了巨大的、超能量的作用。 第五、在整个《歌曲集》的编辑过程中，越来越强烈地唤醒了我“写歌”的欲望和冲动。这是最重要的。 有人说，喜欢是诸多事情成因成果的缘起。譬如喜欢唱歌、喜欢画画、喜欢摄影、喜欢旅游……再如喜欢文学、喜欢运动、喜欢表演、甚至喜欢打架……世界上的好多事业就是在当事人的喜欢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我喜欢唱歌，而且在偶然中还写了两首歌。这在前面已有所叙述，但事情过去之后就再也没有起心动念，虽然有时仍然会下意识地哼哼几句不太着调的调子。但在编辑《歌曲集》时，我接触到了几百首全国各地的知青朋友写的歌曲，这些歌曲从不同的视角、层次、地域环境、心理状态，或悲怆、或痛苦、或愤懑、或迷茫、或激情四射、或深邃沉重、或引吭高歌、或哀怨忧愁地把知青那段历史、那代人事情缘，表现得如歌如泣、如电闪如雷鸣！我深陷其中，以至于在编辑过程中常常掩面伏案，不能自已。同时也引发点燃了我要说、要唱、要哭、要笑、要喊、要叫的冲动，而欲罢不能。于是，我又拿起了笔。 不过这次是拿起了电脑这支笔，使用了一种叫JPW的很经济廉价的打谱软件。这个经济廉价的打谱软件却功能强大，不但能帮我正确地进行输入，而且还能即时给指出错误，指导我进行修正；曲子写出以后，还能即时演奏出来，以十分准确（也十分机械）的电子音乐，来检验所写曲子的旋律、节奏、和弦、调式调号等诸方面的实际效果。这对我的帮助真是太大了！简直就像请了一位音乐专家在面对面地进行教学和辅导。 正是借助于JPW的激励，于是我就写了一首又一首，一发而不可收。因为我觉得值得我歌我写的太多了！我想把我这辈子所经历的上上下下、来来回回、悲悲喜喜、折折腾腾出来的那些激动感动都写出来，甚至还想去感动别人。当然，有时也想到，我写的东西能不能感动别人那还真是不一定的，但它起码能让我自己再激动再感动一回！ 歌曲写出以后，就存在电脑里，时不时打开软件让它演奏一番，自我欣赏陶醉一番。日子久了，竟存了几十首！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何不学那些《××××200首》之类的也来个《自创歌曲100首》呢？想到这里，我自己忍不住先笑了：你真特么二球！你偶尔弄个一首两首的自娱自乐也就罢了，你还来个“100首”？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巴赫、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还是聂耳、冼星海啊？还是王洛宾、雷振邦、刘炽、吕远、王酩、谷建芬、施光南、铁源、徐沛东啊？一大串伟大的著名的音乐家名号訇然在头顶炸响，如雷贯耳，让我顿感卑微、渺小，自觉如蚂蚁缘槐、更夫夸口，一时竟无地自容起来！ 过了好久好久、好些天好些日子，我才慢慢从那深陷得一度竟不能自拔的自卑自惭中缓过劲儿来。我看看天，太阳还是那样灿烂、光辉普照；看看地，地上万物还是那样坦然地共享着大自然无私馈赠的阳光雨露，竞相成长。我看到大树的叶子是绿色的，可小草的叶子并没有因为自身的低矮而枯萎变黄，它也是绿色的！这似乎在告诉我什么。 即便是一颗小草，也应现出属于她的生命之绿来。小草无心去与大树比肩，却仍然在自由自在地绽放着绿色，无愧无悔！它用自己的点滴之绿与大树一样，都是在为我们共同的家园奉献着生命之本色。大树有大树的伟岸茂密，小草有小草的细微独到。我何不能像小草那样呢？像小草那样自信无愧，更像小草那样不攀不比、自在自然。 于是，我便确立了我写歌的心态和愿望：不求发表，不参比赛，不争名次，不取惠利；只与朋友互赠礼送，交流促进，取长补短，相悦怡心。至于其他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三）有福结识了众多良师益友 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于是，我满腔的情愫开始激荡、升温、沸腾直至喷突……我写我自己，写我的回忆、我的现在、我的未来。当然，这其中有我的经历、我的境遇和我的感受。我写我的心、我的情、我的理；写春风得意、写进退维谷，写悲欢离合、写阴阳生死，也写我曾经的张牙舞爪、趾高气扬、王八蛋……我时而狂呼呐喊、时而向隅而泣，时而手舞足蹈、时而瘫如烂泥……都说人生是一部大书，其实人生岂止是一部书所能囊括？ 我们的老祖宗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诗”言“志”了，该“歌”了。于是，我写歌开始进入“咏言”程序。 一开始我并没有感到很难，因为自己写的词嘛，自然就有第一位的感受和抒发，信马由缰跟着感觉走就是。我反反复复磨磨叨叨地咂摸着歌词，由“念叨”发展到“吟诵”，并随着歌词内容和情绪的起伏变化，自然地由“吟诵”演变成了“哼唱”……然后把这“哼唱”用简谱记下来，就初步成了曲。哈，这就是我最初为歌词谱曲的“秘诀”。 当时我还挺自得的。后来逐渐地我知道了，我这种方法其实很盲目、很愚昧、很笨拙、很“没有道理”！以致令很多业内人不齿、鄙夷和生气。可我也没有办法，我就这么个“水壶”，只能这样“倒水”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文革中在学校时，我们班的那位工宣队的张师傅（忘记名字了）。张师傅是济南烟厂的老工人，是作为工宣队队员派驻到我们学校我们班，领导我们“复课闹革命”“斗批改”等。张师傅人很好，非常朴实憨厚。他没上过学，基本上是个文盲。但他对毛主席那是绝对的热爱忠诚，能背好多毛主席语录甚至连“老三篇”他都能背上一气儿。可他却绝无文革“三种人”那种骄横跋扈之气。按说他是“领导阶级”，却和我们相处得很是和谐，还经常互相开个玩笑。 记得有一回，我们班唱“毛主席语录歌”，他不会唱，老是闭着嘴，我们就故意激他。张师傅急了，红头赤脸地说，别看我不会唱“语录歌”，我能唱“老三篇”！大家齐声叫：好，唱一个！唱一个！ 张师傅一脸的严肃，走到讲台前，果然有板有眼地竟把《纪念白求恩》给唱了下来！他嗓音有些沙哑，但唱起来却抑扬顿挫、起伏疾徐，虽然也有地方唱得不大成调子，挺滑稽的，但总的来说还真的挺顺溜挺好听，而且从头到尾没有一点儿模仿借用，纯粹是他自己的原创！特别是那最后几个排比句，让张师傅给唱得次第渐进、循循叠加、一波高过一波，博得了同学们热烈的起哄和欢呼。事后大家都纷纷议论，别看张师傅是个文盲，这现编现唱还真唱得不错呢！ 张师傅唱《纪念白求恩》这事儿，我心里一直暗暗称奇，也一直纳着闷：他怎么就能够唱出来了呢？没想到几十年后，我也走上了张师傅现编现唱的路子。所不同的是，我即时地把它给记了下来，唯恐忘掉。而实际上我常常是随记随忘，忘掉了只好重来，没办法。 歌写好了几个以后，我就赶紧地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访师拜友，求一些行家里手来指导批评。实事求是地说，我在这方面确实挺有福的，结识了很多歌曲创作方面的良师益友，在他们的热情帮助、指导、支持和扶掖下，我对歌曲、歌曲创作及我写的歌和我自己从盲目、朦胧、“信口开河”状态中，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获益匪浅。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济南的吕振远先生。每次当我把新写的歌稿发给他求教时，他总是认真地进行审阅评判、指出错误、提出建议，还常常从乐理基础结合他自己的创作经验体会，现身说法。为了让我更方便理解，他常常用手一笔一划地写出歌谱的修改指导意见以后，再用手机拍成照片发给我，真正是不厌其烦、诲人不倦。 还有杨新国先生也是同样，提出的意见又具体又切实，并给我列出了歌曲创作所应该学习的一系列书目，促进我学习和提高。 青岛的杨克春先生，针对我的实际情况，也给我列出了学习歌曲写作的工具书目，让我学习。贾立人先生则热情无私地把自己珍藏了多年的几本歌曲集赠与我，供我学习参考。 特别是成都的季夏先生，他是四川省著名的作家和词作家，经多见广，著作等身。我每次歌稿完成后都在第一时间寄给他，听他的意见。而先生每次都及时给我以积极的回应、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他还热心地向我介绍了几位歌唱家朋友，请他们演唱我写的歌曲，让我备受鼓舞和鞭策。 还有北京的马涛先生，他本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又是意大利罗马音乐学院留学硕士，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包括歌曲、大型声乐组曲、交响乐、钢琴套曲及电影、电视剧插曲等，名扬遐迩。但他为了鼓励支持我的歌曲写作，竟把自己写的歌词拿来请我“谱曲”。当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谱”完发给他之后，马涛先生不但没有丝毫的鄙夷和嫌弃，还十分谦虚真诚地向我表示感谢。当然，他也提出了一些非常中肯和具体的指导意见，并非常谦虚地与我“商榷”。说实在的，马涛先生提出的意见，都是专家级的见地，句句到位、字字见理，而毫无捧奉应景、虚于回旋。这支歌在我们之间来来回回转了多次，我也反反复复地修改了多次，直到得到他的认可。（以下两帖即马涛先生给我的回复指导，足见其真挚之心和专业性。） 后来，当我从季夏先生那里获得了马涛先生的真实身份以后，简直是臊得无地自容啊！当我怀着十分愧疚的心情向马涛先生表示自己的唐突冒昧和道歉时，他很爽快地回答说：“不客气，我愿交你这样的朋友，我们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有句俗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我在写歌的过程中，若用一句不太恰当的比喻，那真是求知若渴、求师若渴！而当我在如此之翘首渴望时，能得到这么多这么好的老师朋友的帮助指导，这不是福报又是什么呢？ 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协调的声音入耳。有人就曾当面说我，你写的那些东西啊，我们都看了，说什么好呢？唉，不说了吧，说了会伤你的自尊，怕你受不了，不说了、不说了…… 其实，这有什么呢？不就是个赏心怡情、玩儿的事吗？既然是玩，不就是图个自在自然吗？什么是自在自然？不求名闻利养，不去“争风吃醋”，不逾矩、不张扬，当笑则笑、当哭则哭；敝帚自珍，以芹馈友，相得益彰，不亦说乎？ 所以，我喜欢写歌。《火车的本色》是我刚写的歌，马涛先生立即给予了鼓励和指导。也请各位师友斧正。谢谢了！  2020年8月18 日 沈明，笔名木雁、石头，山东济南老三届知青。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1986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和电视、儿童、小品等剧本作品。先后出版个人诗词辑选《木雁行白》，散文集《潇洒人生》（16万字），长篇传记文学《风雨写生——著名国画家张彦青传》（23万字）、《忠诚——济南空军医院原副院长王宝俊传》（36万字），201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再版了补充后的《风雨写生——张彦青传》（50万字）。编辑主编过《丹青谱——山东省国画家传》《走向新世纪》《无愧岁月》等书籍。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