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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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昆:北大荒的“青葱岁月

时间:2022-10-21来源:中国农业新闻 作者:姜昆 零度往上 点击: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那样眷恋那块土地。我在那里的一段记忆,对我自己的人生太重要了,作为人生应该认识的那些东西,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1968年,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我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今新华农场),成为了一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那样眷恋那块土地。我在那里的一段记忆,对我自己的人生太重要了,作为人生应该认识的那些东西,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1968年,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我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今新华农场),成为了一名知青。作为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眼前还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怀着自己觉得崇高的理想,到了北大荒。来了以后,确实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坷和以往人生中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种坎坷和经历,永远也忘不了。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那样地眷恋那块曾经陪伴过我多年的土地。我在人生道路上有各种各样的感悟,都没有离开过土地,尤其是黑龙江那块养育过我的土地。我是喝着妈妈的乳汁长成了一个孩子,而从一个孩子走向青壮年的时候,就是吮着黑土地的营养。我在那里的一段记忆,对我自己的人生太重要了,作为人生应该认识的那些东西,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不走了,老和你们在一块儿”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可真是大浪啊!多少人被卷进这时代的洪流中,它也点燃了我心中希望的火。记得在那几个月前,一想起毕业、分配,脑子里便浮起一层晦暗浑浊的迷雾。但上山下乡一动员,我木然的情绪立刻活跃了起来。
我那时想,在荒凉的异乡、偏僻的山沟里,可能需要我了吧?那同样是祖国母亲的怀抱,在那里,我不是照样能把我的赤子心献给她吗?一想到这儿,血就沸腾了起来。
我在学校里主动报名,首批离开北京,奔赴祖国的东北边疆——北大荒。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没有安慰爸爸妈妈,也没有给弟弟妹妹留下什么嘱咐的话,心中早已被激情填满了。
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我和几个刚刚在车厢里认识的青年组成了“列车宣传队”。我唱啊、跳啊,使尽全身解数,讴歌新的希望。晚上,在列车昏暗的灯光下,我给同学们写信:“在过去生活的路上,我的希望全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那样破灭了。今天,就是在列车开出的一刹那,我感觉到真正开始了新的生活。”
踏上北大荒黝黑的土地,我们就陷入了热情欢迎的潮水之中。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学生,一点乏劲儿都没有,稍微填填肚子,就开联欢会,慰问贫下中农。这个联欢会上,我一个人“拳打脚踢”,演了5个节目,一会儿独唱,一会儿朗诵,一会儿拉手风琴,把我累坏了,也把我乐坏了!一个当地的小朋友拉着我的手说:“叔叔,你老在我们这疙瘩吗?”我扯着唱哑了的嗓子大声说:“不走了,老和你们在一块儿!”
晚上,分配方案下来,我被分配在农场的场部,参加了农场“业余宣传队”。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们10个北京青年和农场的业余文艺骨干在一起,一边劳动,一边搞宣传。
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在“深入生活”中开始“创作”了。北大荒的夏天也热得厉害,还得挨蚊子和小虫的袭击。我们那时候管臭虫叫坦克,马蜂叫飞机,蚊子叫大炮,全部都是军事语言。每天早上4点多钟就要起床,晚上一写东西又兴奋得睡不着觉,而十七八岁是正贪睡的时候,我真感到有点儿“艰苦磨炼”的劲头。在日记本上我写了鲁迅先生的“愿中国青年只是向上走”来激励自己。宣传队演一场节目,我创作的占一多半儿,上台就是从头盯到尾。扁桃腺化脓,发烧到39℃,也得上台,不然“影响战斗”太厉害。我在群众热情的掌声中寻到了自己奋斗的快乐,一天到晚嘴里总是哼哼唧唧的。
一天,我们宣传队正在排练,一个伙伴偷偷地告诉我,基层的知青反映我们这10个人,没有经过艰苦的锻炼就到场部工作是错误的。他们质问:“这10个人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还是教育贫下中农来了?!”
热情下降了,人的心也散了,脑筋稍微活络的都在找路子去哪个生产队。一天,我拿着新写的节目找指导员,没等我开口,他说:“你要做好艰苦锻炼的准备,组织上把你分配到了一个新建点。”新建点就是在荒原上建的一个新的生产队,住的是木板房,铺的是草垫子,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我的眼睛红了,不是为了新居的孤寂、荒凉,而是为了手上那一摞稿纸上的字……
我抱着再一次迈开生活步伐的奋斗信心,来到了小兴安岭支脉脚下的一个新建点——七连。
“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
我是六六届,年龄稍大点。没几天,领导让我当班长,带着11名上海青年脱土坯。时间一长,这些“小上海”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柴爿”。
原来他们看我比较瘦,又那么没命地干,说我就像木头一样,一形象就成了“柴爿”。突然,一个念头闪进了我的脑海里:我得学会上海话,不然他们说什么我总听不懂怎么能行?马上交个上海朋友,让他教我上海话!没有一个月,上海话我全学会了。
我们班很快成了全连的“先进班”。当时我真高兴,今天成了先进班,明天成了模范班,全团一出名,干得有成绩。团部会上领导说:“姜昆在下面锻炼得不错,再调上来搞宣传吧!”想到这儿,心里真痒痒。
一转眼就到麦收了。一天,领导找我谈话,他说:“麦收任务这么重,可是咱们的炊事班总搞不好,我们决定,选一个能力强的班长去炊事班当班长,把全连的伙食搞好。”我的心“轰”的一下,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儿。领导问我:“有畏难情绪?”我说:“行,干吧!”
搞炊事班真是个苦差事,但我硬着头皮干。“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提出三项任务:一是掏井,把臭井淘干,往下挖出甜水;二是改灶,把火灶改成回风灶;三是种菜、养猪。连里也很支持我。
没多久,炊事班面貌有了改观,领导一个劲儿地表扬我。听了表扬,我心里想:这个小套儿我是拉上了,要放下谈何容易!“干一行,爱一行”是光荣的传统,可我爱的是艺术,我心里很矛盾……生活的道路可真像人们形容的那样,是坎坷、崎岖的,我遇上的头一个大坎儿,竟把我摔得鼻青脸肿。
1970年探亲回家,分别两年多的伙伴们又聚在了一起。从山沟回到了北京,什么都新鲜。尤其是伙伴们不是这个参军加入了文工团,就是那个搞了什么文艺专业的消息。我问他们:“你们说,参加部队文工团,我行吗?”他们回答:“你比我们强多了,准行!”我又问:“怎么才能行?”他们说:“参军!现在缺文艺人才呀!”我心中的火又烧起来,觉得希望在向我招手,我要去当文艺兵。那时,我已调入三连,还当上了班长,兵团战士委员会还选我为文艺委员,兼搞报道。白天,我要带着全班劳动;晚上,我一个人到连队的一所小学校,点上蜡烛,先写上两篇连队的报道,然后就搞副业——写适合部队生活题材的剧本。
整整一个半月,蜡烛不知点了多少支,4万字的独幕剧写成了!我的高兴劲儿甭提了。到了1971年,又有许多值得高兴的事儿。我被评为“五好战士”,我所在的三连宣传队,被评为全团的“优秀连队演唱组”。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头脑膨胀得过分了,做出了向“奋斗目标”最后冲刺的决定。
9月15日,我不辞而别,来到一个小镇上,卖掉了手表,几个要好的朋友给了我点儿全国粮票,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投考济南军区文工团。在济南军区文工团的排练室,我接受考试,先交了“见面礼”——剧本。然后朗诵、独唱、吹笛子、拉手风琴、表演小品,他们考了我整整一个钟头。
从大家满意的欢笑中,我得到了安慰,我觉着,希望在向我招手。
我实在不是“幸运儿”。那一年的征兵,因为一些原因,军委下令全部停止。我只好回过来啃自己种出的苦果。虽说年轻人干的蠢事,容易得到宽恕,但今天回首往事,仍然不免脸红。这也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是我这个有狂热追求而又鲁莽天真幼稚的青年人难免要走的弯路。我追求艺术错了吗?不!只是我还不懂得生活,我的脚步还歪歪斜斜。
我回到连里,处境自然非常困难,每天默默不语,低头劳动。有的人告诉我:“没什么了不起,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有人说:“好好干两年,你还是你。”还有的人劝我:“姜昆,该说说,该唱唱,听不见你唱歌,我们可闷得慌。”老职工还把我请到家里去,吃上一顿饭,劝我打起精神。那时候虽然精神上苦闷,但是生活中还是有许多乐趣的。
每次到老职工家里去,愿意上炕,炕上暖和。那时候知青住的地方没有热炕,都是睡大板儿,冷着呢。往老职工家里一坐的时候,就觉得怎么这么舒服,转个身儿就要睡着了,就不愿走了,就有了家的感觉。在老职工家里吃点黄豆,上点黄瓜蘸酱,那滋味儿。最忘不了的就是去赵叔他们家去吃松蘑,下雨天到林子里头捡来了松蘑,焦黄焦黄的,就这么一炒,搁点盐,搁点油,搁点葱花,香极了。
那时候宣传队不让我搞文艺了,报道也不让我写了,怎么办?没事就写点儿小品,记记生活的素材。一天,我把连队一个老贫农积肥的事写成了一首小诗:
屋外,黄土几筐,屋内,烟灰迷茫;
大爷一个劲儿整炕,大娘进门儿就嚷:
“老头子,鼓捣啥?屋里搅成这个样!”
“炕洞铺黄土,熏肥一筐筐。连年夺高产,俺要献力量!”
“嘿!俺们一起干,家里办个化肥厂。”
大爷忙掏炕,大娘运灰忙;
鬓角眉梢挂烟灰,滴滴汗水地下淌。
屋内,红心精造炕洞肥,屋外,跃进歌声真嘹亮!
给大家一读,大家砸砸嘴,“有点意思”。但我当时是那样的处境,连里的黑板报肯定不会发。灵机一动,我把它装进信封,投到兵团战士报社,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投稿。没一个月,报上居然刊登了。那个时候,报纸上能登我们小山沟里的一个作品,可不是简单的事。连里传开了:“嘿!姜昆的诗,报上都登了。”“这小子还是有点‘水儿’。”我受宠若惊,一连写了十几篇小品,全投到报社。没些日子,又陆陆续续地登了几篇。
大概由于我没有自暴自弃,1972年8月,我被调到团宣传股的创作组,从事创作。离开那天,大家摆酒席送我,烈性的“北大荒”一进肚,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但痛定思痛,对于如何做人,对于艺术,我似乎清醒了一些。
在连队时想上来,一上来还真怀念连队的生活。几年中跌了不少的跟头,可这也是不可多得的磨炼啊!
“你说得真逗,跟听相声似的”
我在宣传股搞创作,把在连队里生活的积累一点一点地倒出来写节目,供宣传队演出,效果还不错,于是我又写呀写…… 
一次,我随宣传队到鹤岗市去演出,我一个人竟演了一个钟头,观众还不让我下台。演完后,一位热心观众跟我说:“你说得真逗,跟听相声似的!”相声!我在小的时候听过,但总是一笑就过去。那时候,电台只播马季的一段《友谊颂》,我几次想试笔写一段,可是不得其门而入,便不敢问津了。 
事也凑巧,这年的年底,有一天我正在宣传队里排练,有人告诉我:“姜昆,兵团接来了中央广播文工团两名相声演员,今天晚上在兵团演出!”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马上找领导请示,要几个宣传队员一起,到兵团去看节目。因为在山沟里,要看“中央团”的演出,多不容易啊!我们要求得迫切,领导答应得痛快,没有一会儿,我们就坐上火车出发了。 
兵团俱乐部里,观众的情绪热烈极了。台上就两名演员,一个是郝爱民,一个是李文华。他们两个妙语连珠,诙谐幽默,一举手,一投足,都让观众们乐得前仰后合。我惊呆了,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能有这么大的力量!1500人的座席里挤了近2000人,个个目不转睛,张大了嘴,伸着脖子洗耳恭听!我一边看台上,一边看周围欢笑的人们。
人们需要笑声。在那时的政治气氛中,想这么笑笑哪儿那么容易呀,生活中也没有呀。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能酣畅地笑,可以说能忘掉一切地笑,人们能不鼓掌吗?哪儿还想得起来演员累不累呀。鼓掌,让他们演,让我们笑!我们看完演出,离开剧场已经11点了,可上火车要等到夜里两点半。伙伴们围在车站的炉子旁取暖,我则把大衣往身上一裹,偎在一个墙角儿,闭上了眼。
我睡了吗?不!我在咀嚼郝爱民、李文华表演的每一句话,多有趣呀,相声!多有魅力呀,相声!
我寻找那语言排列的蹊跷。原来这么一安排,“包袱”(相声中的笑料)就响了,人家怎么想的?夜愈深,天愈冷,我睁开了眼,盯住火炉里的小火苗……写相声!说相声!让人们笑!我仿佛越过那火苗,看到伙伴们在开心地笑……我起身叫过来两位宣传队的伙伴:“咱们回去就说刚才人家说的那几个小段行不行?”伙伴们惊异了:“我们没本子!”我信心十足地说:“我回去给你们追记下来,放心,保证差不了多少!”看他们俩疑惑地点了头,我捶了他们一人一拳,说:“记住,你说郝爱民,你说李文华,李文华真逗,北京味儿多浓呀……”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李文华竟成为我后来艺术生涯的合作者。
“愿意到我们团来吗”
快4点才回到团里,伙伴们倒在炕上就睡着了。我一点儿睡意也没有,跑到我搞创作的小草屋里,一点一点地回忆,甲怎么说,乙怎么说……没两个小时,4个小段全记出来了,我把它誊在稿纸上。事后连我自己都惊奇,我那天的记忆力怎么那么争气,居然和舞台上表演的脚本不差几句话。
就是在那几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当相声演员了,而且说话的声音和电台里的马季居然一模一样……
后来,我的一部相声作品《三战校门》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之后这个节目还参加了全国的调演。正当北京调演高潮的时候,赶上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场强烈的地震把我们忙忙乱乱地震回了黑龙江。
代表队回到省城,我们住在哈尔滨市体委招待所。一天晚上,已经10点多钟,我们几个小青年正在屋里说笑。忽然,进来一位民警,要我跟他走一趟。我真愣了,虽然心里坦然,但仍有点忐忑不安。
走出招待所,马路边昏暗的路灯下,停着一辆三轮挎斗摩托,我刚坐进挎斗,车就开了起来。车速飞快,风吹得我的身上冷飕飕的。这时民警说话了:“别怕,马老师来了!”“马老师,谁呀?”我实在反应不过来,白白眼,看看他。只见他用一只手拍拍我的脑袋:“马季!”“啊,马季找我?”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听省里的记者说,马季和中央广播文工团的领导一起看了我的演出,并且传出了要调我到北京的风。当时我不敢相信。但现在,马季来了,又叫我去,莫不是……
车在大庆驻哈尔滨市办事处的门前停下来,民警带我走上楼。一开门,马季、唐杰忠在里面,他们一见我进来,就热情地招呼我坐下。马季告诉我,他们去大庆为一个会议演出,路过哈尔滨问我点事。我等着他们问。
“你愿意当演员吗?”“愿意!”“你愿意从事相声事业吗?”“愿意!”“你愿意到我们团来吗?”“愿意!”我一连说了几个“愿意”。难得的机遇,我不允许自己的思维和语言有一点迟疑和疏忽。
为了我,准确地说是为了他们所热爱的相声艺术,马季、唐杰忠去找兵团领导帮忙,把我调到中央广播文工团去工作。他们在兵团汇报演出,走到哪儿演到哪儿,坐着火车赶场。事后,马季和我说:“小姜,为了你这么个人,我和老唐的嗓子在兵团都演‘横’了!”领导的思想终于“顺”了,他们说:“我们放!”一个星期后,我在哈尔滨听见了这个“放”字儿,心啊,像长上了翅膀,在湛蓝的天空中飞了起来。我恨不得扯着那天边几抹轻云来擦拭自己洒在心灵上的泪花。
1976年的9月中旬,在我差1个月满26周岁那天,坐上南去的列车,走向了新的艺术生涯。我紧紧地贴着南去列车的窗户,望着外面,什么也看不见的外面,我甚至在责备我的良心,就这么走了吗?你长大成人丢下人家不管了?几滴眼泪滚上了我的面颊。我安慰自己,人长大了都要离开自己的爸爸妈妈。
我不会忘记兴安岭那幽幽的山谷,也不会忘记三江平原那一望无际的麦海;我不会忘记那从小走过来深浅不一的脚印,更不会忘记那生活中不断给我温暖的人们。
现在回想起来,从十几岁的懵懂少年,到步入社会的工作单位,在北大荒的那些“青葱岁月,就是最幸福的时光”。它影响着我生活和人生的点滴。我走的每一步、每一条路,都是那片黑土地赋予我的力量,我坚定且踏实地前行。感恩这个家赐予我温暖,前进的步履永不停歇,对家的依恋情怀不断。




 
(姜昆,中国曲艺、相声事业的领军人物,现任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从艺50年,创作表演了《如此照相》《虎口遐想》等上百段相声作品,是央视春晚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团长、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中国曲协党组书记、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等职务。)

(本文采写得到中国文联大力支持



责任编辑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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