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想象着。  河的这边是金融区，玻璃幕墙倒映着流动的光河；河的那边，是殖民时代留下的老建筑，沉默地守着低矮的天际线。这一河之隔，便隔开了两个世纪，也隔开了两种灵魂的样貌。狮首鱼身的塑像，静静立在二者的交界，如同一个巨大而奇特的问号，悬在赤道潮湿的空气里。 “狮”，是属于陆地的，是威权与秩序的象征，带着南亚次大陆传来的、经英国人改造过的庄严。 “鱼”，是属于海洋的，是流动与生存的隐喻，是这片土地上最初赖以活命的依凭。两种全然不相干的生灵，被一种近乎蛮横的想象力缝合在一起，竟成了这新兴国家的图腾。 这本身便是一种宣言：在这里，没有什么天然的法则是不可以被打破、被重组的。生存的逻辑，高于一切纯正的谱系与血统。我忽然想，这不正是新加坡的命运么？它本无“命”，硬是在时代的夹缝里，自己“运”出了这一条生路。 马路两边的人行道开阔而洁净。两侧的雨树，枝干虬结，在空中织出巨大而仁慈的绿云。它们的“冠盖如云”，是天然的、缓慢的仁慈，是赤道赐予的、无需代价的荫凉。 而鱼尾狮，它的“昂首吐水”，却是人工的、精准的慷慨，是技术与意志合力创造的奇观。一者向下垂荫，一者向上喷涌；一者汲取地底的养分，一者仰赖水管的供给。这并立的两种意象，恰如这片土地双重的精神源头：东方宗族社会里那种荫庇后代、福泽子孙的伦理温情，与西方理性规划中那种积极进取、塑造世界的强悍意志。新加坡人的心灵，便日复一日穿行在这仁慈的绿云与进取的水柱之间。 几百年前，这里或许只有几间浮脚屋，潮水带来鱼虾，也带来海盗与瘴疠。那时的海，是屏障，也是天堑。 然而地理，终究要在历史的目光里重新显影。当欧洲的舰船划开马六甲海峡的波涛，当全球贸易的网线开始编织，这个位于世界十字路口的渔村，其“小”便忽然成了它最大的“大”。它没有腹地，于是整个世界就成了它的腹地；它缺乏资源，于是所有经过的船舶与货物就成了它的资源。 这是地理的辩证法：困顿到了极致，反逼出一种面向全球的、彻底的开放性。 李光耀之所以能立国，既是时代的各种因缘的风云际会，更是基于一个清醒的、对天时地利的冷酷算计与果决把握。 晚上，漫步在有媲美东京银座之称的乌节路商业街。购物游玩，人流如织。英语，汉语，马来语，顺风入耳。华人，西人，印度人，马来人，比肩接踵。看见的基本都是英文，听到最多的是华语，我想这应该是新加坡“人和”及中西融合的底色。  这基因是沉睡的，还是被刻意修剪过的？我望着鱼尾狮那毫无表情的狮面，不得而知。 晚风渐起，带着远洋的气息。这风，是从印度洋吹来，还是从南中国海吹来？新加坡的命运，从来不由岸上的雨树决定，而是由海上吹来的风决定。 它像一个敏锐的哨兵，立于两大洋的咽喉，时刻察看着世界的脸色。大国博弈的潮汐，在这里涨落；贸易航道的水温，便是它生命的体温。它的稳定与繁荣，是一种在极高钢丝上维持的平衡艺术。这艺术要求绝对的清醒，绝对的工具理性，以及一种近乎无情的实用主义哲学。在这里，“生存”不是一个抒情诗的主题，而是一道每时每刻都需要精密求解的数学题。 它的成功，是一种“小”对“大”的巧妙利用，也是一种“弱”对“势”的极致顺从与驾驭。它的身上，烙印着冷战后全球化最辉煌的印记，也提前预演着当全球化退潮时，那些没有退路的城邦所必须面对的凛冽。 这个国家，就像这尊鱼尾狮，没有悠长的神话可供回溯，也没有辽阔的山河可供依偎。 它的历史，是它自己用六十一年的时间，一寸一寸从海洋与全球的激流中争夺、建造出来的。它的故事，是一篇写在水上的散文，形散而神不散，那“神”，便是对“生存”二字，那冷静到极致、也坚韧到极致的求索。 河的流水，与狮口中喷出的水，终究汇在一处，无声地，流向前方的大海。 它日复一日，孤独地吐着水。它周遭的喧嚣——游人的嬉笑、快门的咔嚓、观光船的引擎——似乎都与它无关。 这景象里，有一种巨大的专注，似乎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寂寥。 （马嘉骅 2026年1月23日 写于 狮城）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