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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看了丘保华老师写的《俄罗斯面面观》，想起我在20年前出访古巴的一些体会。和丘老师差不多，基本上是一辈子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通人，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零星观察：既体会到制度的相似，又感受到文化的差异，还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回忆。 除了少量正式活动以外，我每天记下了当天的观察和感想，凑成一篇《散记》。当然，世界、国家都在变化，今天看来，文中关于当时古巴的一些描述，应该都有很大的不同了。  1月6日晚上11时55分，我们搭乘法国航空公司从浦东机场起飞，前往法国巴黎，在那里转机前往古巴首都哈瓦那。古巴对中国开放旅游，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上海到古巴有几条路线，或从巴黎转机，另外也可以从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转机，比较下来，我们现在这条线时间最短。但上海到巴黎要12小时，巴黎到哈瓦那要10小时，加上等待，总共也要31小时。当地时间1月7日晚上7点10分（北京时间1月8日星期六上午7点10分），飞机到达古巴首都哈瓦那。 记得1961年，我读小学的时候，因为美国雇佣了一些流亡美国的古巴前政府支持者入侵古巴吉隆滩，古巴全国动员起来，打退了雇佣军，这就是猪湾战争。中国在美古冲突中当然支持古巴，那时，学校里教唱“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们，门前有红花”“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持革命的古巴。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古巴西，扬基诺”。什么叫“古巴西，扬基诺”，我们当时不懂，但这两首有异国情调的歌曲，使我很早就知道古巴这个国家。 这是我第一次到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行的伙伴也很想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走出机仓，看到候机大厅里挂满各种国旗，甚至有日本的太阳旗，走廊两旁涂满红色。大厅里人不多，也不显得冷清，有不少售货亭，咋一看，有点集贸市场的感觉。后来在巴西圣保罗机场也有类似的感觉，候机大厅里挂着有浓郁色彩的画面，可能这就是拉美风格，不象欧洲国家的机场里那样宁静、简洁。  入境口人不太多，速度却不快。据说是古巴为了抵制美国封锁采取的政策，鼓励更多的外国人到古巴旅游，因此去古巴不需要签证。我们办理入境窗口的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男子。他拿着我的护照，略高举，一页一页地翻，后来导游告诉我们，这是让他身后的摄像机检查护照里有没有夹钞票。下一个主要动作是认真对照我的脸和照片是否符合。随后是不太熟练的电脑输入，两、三分钟后，手续完毕。进海关时，要检查行李，看是否带进需要报关的货物（导游告诉我们，他需要一个手机，古巴买不到，国外又带不进来）。 导游邢先生是个北京人，文革时期作为工农兵学员，在洛阳外国语学院学韩国语。后来进入中国民航，辞职到中南美，先后在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等求职、求学，至今已快二十年了。目前在古巴的一家国营旅游公司工作，对拉美历史非常熟悉，对我们这一批对古巴很感兴趣的中国同胞介绍了很多情况。 古巴目前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与美国的关系。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以后，美国就把古巴看作不听话的后院邻居，一个异数国家。特别是1962年，赫鲁晓夫鲁莽地把战略导弹运进古巴，直接威胁美国，引起肯尼迪政府强烈反应，出动180多艘军舰包围整个古巴。然后赫鲁晓夫转为懦弱，非但撤回导弹，还很屈辱地允许美国在公海上登上苏联运输舰，检查导弹是否确实运回苏联（赫鲁晓夫的先冒险主义后投降主义，是他1964年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以后，美古关系一直很紧张。 另一方面，美国和古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巴离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只有90海里，有三百万古巴人生活在美国，平均每个古巴家庭有两人在美国生活。所以从地理政治上讲，美国与古巴之间属于一个村子里的，既需要警惕，又有亲戚关系；从文化上讲，古巴人是西班牙和黑人的后裔，与美国有相似的西方文化、价值观；从意识形态上讲，古巴是在苏联的要求下，直到1964年才成立共产党，从民族主义革命转为社会主义革命。苏联解体后，古俄关系已不象以前古苏关系那样了。 在著名的十里海滩旁，美国利益代表处与反帝广场的地理位置形象地表达了古美微妙的关系。古巴允许美国设立代表处，又故意把代表处安置在反帝广场附近。反帝广场实际上是一段很长的、较宽的街心大道，大道两旁的柱子顶端上是绿色的公鸡雕塑，广场主席台后面就是美国利益代表处。广场的另一端是古巴之父何塞马蒂的塑像，何塞在19世纪末领导古巴人民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是古巴的孙中山。塑像中的何塞脸色冷竣，一手抱着一个小男孩（即发生在2000年的著名的爱利事件中的男孩），一手指着广场另一手的主席台后面的美国利益代表处。导游说，实际上古巴和美国谁也不愿意把关系搞僵。  如果换成当地人使用的比索，每1美元可换26比索，这种比索可购买的东西很少。古巴人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配给的，要有一个特殊的本本，就象我们当年的粮票一样。有了本本，每个比索可以买10个小面包，大街上也有不需要本本的，但1个比索只能买1个面包。普通古巴人每月工资一、两百比索，相当于7到10 美元。 奥比斯堡大街是哈瓦那著名老城区中的商业街。说是大街，其实不到十米宽。街上都是门面很小的商店，看上去都很有年份。这里有海明威当年住了六年的旅馆。我们还参观了可以不用本本购买面包、牛奶的食品店，里面也没什么商品。在一家电信商店里，电话机要20到60外汇比索。普通古巴人看来是买不起的。  古巴人似乎对不太富裕的物资生活现状比较满意，或说得更直白一点，不象中国人那样因为穷而不断斗争。古巴人的血统中有欧洲人悠闲、甚至慵懒的气质。他们满足于每周工作三、四天，挣不多的钱，治安也很好，所以不需要“乱世用重典”，没有死刑，即使出了人命，也不过判7年。 1492年，西班牙人来到古巴，经过几年的杀戮，土著印地安人基本灭绝，目前的居民是西班牙和后来从非洲输入的“黑奴”的后裔。1510年后，西班牙正式开始殖民主义统治，派出了总督。19世纪末，这些西班牙人的后裔起义推翻了总督，成立了古巴国家。 古巴很适合种植甘蔗和烟叶，以前是从非洲输入劳动力的，后来受到舆论谴责，开始从中国输入劳动力。1847年，第一批中国人来到古巴。鼎盛时，古巴的中国人有30万之多。19世纪末，中国人参加了古巴的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统治，中国人表现英勇，哈瓦那专门为此树立了一个华人纪念碑，上面刻着“在这场战斗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是逃兵，没有一个中国人是叛徒”。  欧洲人很喜欢到这里旅游。这里的风景、空气都很好，文化习惯与欧洲相似，物价相对也不贵。还有，据说这里的姑娘很希望与欧洲人“交朋友”。她们本来就是欧洲后裔，性观念与东方人不一样，短期的同居生活能给她们带来平时享受不到的生活。 古巴能源很短缺，我们从机场去市区的道路很昏暗，基本上没有什么路灯。到了宾馆附近的第五大道，1959年以前留下的小楼、别墅，朝街面的走廊上的灯光比屋内的还要多。按说，古巴位于盛产石油的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之间，应该是有石油储藏的，也没听说去勘探、开采。后来我们去巴拉德罗海滩的路上，两边都是非常适合放牧的坡地，却很少看到牛。古巴目前的牛存栏数不到1959年前的一半，当地人吃不到牛肉，每月只是少量的鸡肉。我们一起去的同伴说，这里如果养牛，一定能发了。其实说到底，古巴不缺经济发展的资源，而是发展的思路，不缺投资的机会，而是缺少让外资进来的勇气。古巴既不象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基本上不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领导人要是认为搞经济将给政权带来威胁，那他们是不会去发展经济的。 古巴的通讯看来很不发达，不知古巴是通过光缆还是卫星与外界联系。我们用当地的手机与中国联系，每分钟要6美元（外汇美元，相当于6.6美元）。而且一般古巴人不能买移动电话，必须用外国人的名字买。导游曾替好几个古巴人买移动电话。固定电话方面，初装费非常贵，要好几百美元，一般人装不起。市话费极其便宜，几个月的话费只需要一个美元。打长途电话要专门申请，这和以前我们的情况差不多。导游的一位邻居家里有固定电话，这个邻居将这门电话作为总机，一些邻居家里装了分机，大家各得其所。电话主人捞了外快，邻居们也免去了昂贵的初装费。这要是在我们以前看来，是钻国家政策的空子，是资本主义尾巴。古巴政府对此类行为眼开眼闭，也可能是管理力度不够严格，至少不存在因此而发生的“斗争资本主义”行为。 1月8日上午，我们去哈瓦那植物园，这个景点没什么好看，600公顷的面积，分别按南美洲、非洲、亚洲等区域种植，由于全是露天的，所以基本上都是热带植物，特别是各种棕榈树到处可见。我们看到一个小区，据说是引进中国植物，有竹子、针叶松等，却由日本人投资建造了湖泊、小桥。由于植物园很大，园方配备了交通工具，是用轮式拖拉机牵引的。在幽静的植物园里，用冒烟的不断“突突”的拖拉机拉客，十分不协调。陪同我们参观植物园的，是一位中年古巴妇女，她很简略地介绍了关于植物园的情况。我们进植物园时每人门票是5美元，离开植物园时，导游又给了那位解说员几个美元。 1月8日下午，我们经过了哈瓦那高地的基督塑像，这是1958年12月落成的，1959年就爆发了革命，所以这尊塑像成了旧政权给新政权的礼物。管理停车场的一个古巴小伙问我们是哪里来的，我们说是“中国”，他马上伸出大拇指，一会儿用中文说“功夫”，一会儿又摆出拳击的姿态。小伙子又指指我们穿的球鞋，说“阿迪达斯”，又指指自己的鞋说，已经穿了四年了，还要去踢足球。我们没太多搭理他，他又问我们，有没有带糖，能否给他吃块糖。我想起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开放时，外国人到上海，外滩附近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被媒体嚗光，那是要受到指责的，“丢中国人的脸”。现在看到能够接触外国人、能在“外事、旅游部门工作”的普通古巴人的这些行为，不禁感慨万分。  1月9日上午，离开哈瓦那，驱车160里去哈瓦那东部的著名巴拉德罗海滩。中午12时半到达宾馆，办手续花了四十多分钟。在等待办手续时，我们赫然发现大厅的一角挂着几幅照片，照片前有横竖几条铁链，前面一张小桌上放着一本小册子，标题是“反对古巴的恐怖分子”，上面记录着从1990年开始的若干起“反对古巴的恐怖事件”。我没有细看，不知确实是国际公认的恐怖事件，还是古巴政府把一切反对自己的行为都列在这里，在旅游景点放这种东西，是政府宣传行为吗？进入巴拉德罗美丽亚酒店后，发现只要是住店游客，都可以免费进入这家酒店里所有的酒吧、咖啡吧、风味餐厅等。我上下走了一圈，真是疗养度假的好地方，不过一般古巴人无法享受，因为需要外汇。导游邢先生的妻子是古巴人，他在向我们暗示并在我们同意和鼓励下，让他妻子自己搭车从哈瓦那到宾馆（搭私人的车，用了15美元），再向酒店交120美元，也算是我们团队成员了。 1月10日，在一个高尔夫球场，我们惊奇地看到店里出售格瓦拉打高尔夫球的画像。格瓦拉是卡斯特罗的战友，1959年革命成功后，据说他在国家管理特别是经济政策上与卡斯特罗有分歧，卡斯特罗主张中性的经济政策，而格瓦拉比较左。部分由于这个原因，更主要的是格瓦拉天生是革命家，不安分于和平年代的建设，遂去了非洲搞革命，后来又去了玻利维亚打游击，后被捕，美国指使玻政府杀害了格瓦拉。用今天的国际惯例衡量，格瓦拉是在干涉他国内政，是个到处捣乱的恐怖分子，不过当时人们认为，格瓦拉是理想主义者，是真心诚意为了解放穷人的。这样的革命家握着高尔夫球杆，轻松地站立着，似乎告诉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中国和古巴进行对比。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国家管理的基本思想。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的背后，不仅有意识形态，还有文化因素。有一些事，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在目前依然执行计划经济的古巴是很正常的。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欧洲，总的来说，要比东方国家更强调个人自由。深受西班牙影响影响的古巴也不例外。 1月11日上午离开酒店，事先导游对我们说过，酒店里的所有饮料都是免费的，如果不喝，都会被房间服务员收走。而这些是在旅馆工作的服务员的很好的收入。他讲 “每次离开店的时候，就是服务员和导游争夺的时候”。虽然这位邢先生持危地马拉护照，是在古巴的外国人，可以有一些优惠政策，由于在当地生活，也面临着生活用品短缺的问题。于是我们请导游拿个口袋，到每间房间收东西。不过我在酒店里的两天里，房间里没有补充饮料，甚至应该有的咖啡、餐巾纸也没有，看来是服务员先下手为强了。 11日下午到哈瓦那机场。机场厕所里没有卫生纸，厕所门口有两人在聊天，手里拿着一叠卫生纸，供乘客索取，不必花钱，旁边有一个小盆里，盆里有几个硬币。我们在这样的暗示下，登机离开了古巴。 （研究会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