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知青回眸引龙河》（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里这些文章，不由想起我的知青生活，也是在同样的时间里，惶遽中辍学业，少小离家，从城市去到乡野，但经验大相径庭。文章中有一篇名为“神奇的‘西伯利亚’”，多篇以“三百垧”为记叙，“北大荒”“黑土地”字样随处可见，多么辽阔啊！在这样广袤的土地上，胸襟自然扩大了。而我插队落户的安徽淮北，田少人多，淮河年年泛滥，不停地修改着地貌，治淮的堤坝和土圩切割地表，阻断地平线，视野相当局促。站在堤上，极目望远，这里那里，一丛丛矮树，就是村庄，显出人烟的稠密。倘若到了湖里——我们那里将耕地叫作“湖”，呈见向河洼取地的农耕史，到了湖里，倘若忽略沟渠以及沟渠边的榆树不计，也许还算得上开阔，可是，很快就接上邻乡甚至邻县的地边。两地的割草的孩子，互相嘲骂口音，入侵领土，争地的械斗时有发生。村里的青壮把着铁器呼啦啦奔向湖里，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就知道土地的宝贵。 有限的耕地一茬不歇地连轴转，统购统销的政策以主粮为重，副作物的比例极低，于是，无暇调节土壤，地力越来越弱，产出十分瘠薄。麦子稀疏，产量之低说出来只怕你不信。黄豆生长的季节，雨水总是及时赶到，淹成汪洋，这时候，湖里倒是一片浩淼，水平线划开天际。可这是顶忧郁的日子，愁云惨雾笼罩农人的心。一旦水退，裸露几处高地，赶紧补种一季荞麦。几十年后的现在，方才知道，荞麦是一种热能很低的粮食，这就能解释它短促而且迁就的成长期。播下种子，发出苗来，转眼花开，至今还记得荞麦花星星点点的白，仿佛带着怜意，到底驱散了些忧愁。一冬一春，以红芋面果腹，村落里壅塞着薯类发酵发霉的甜酸味，荞麦的来临，令人振奋。它散发粮食的正气，过深的颜色流露出低微的身份，也正因为此，它比高贵的麦面质地结实，更给人饱足。我想，它其实没有完全被文明驯化，性子还野得很，人拿它有点没办法。做饭的女人都挺怵它的，和面的瓦盆摔在地上碎成几瓣，手却抽不出面团。就有刁钻的婆婆，让进门第一天的新媳妇和一盆荞麦面，是考试，也是下马威。 所以，我特别被本书对伙食的描写激动，征集的文章又以写食堂劳动的居多，真是大开大合，轰轰烈烈，痛快的饱食，痛快的贪馋，如此朴素的满足惟是在丰饶中才可获得天地。单是树种，就有多少！蘑菇遍地，草甸子开满花朵，几可称作豪华。我们那里的植被却是单调而且稀薄，记忆中，多见的只有两种，一是槐树，一是榆树，这两种又都和生计有关。槐树的花是用来吃的，奢侈些的是炒鸡蛋，俭朴的使用是和面与煮稀饭，多少增添些量吧，更莫说那一股清香，苦涩中的回甘，乡里人寡淡的舌头比什么都灵。榆树长在沟边，女人和孩子捋下榆钱，多少才压得满一袋子，托路子宽的男人去城里药房换钱，两分还是五分，买盐，买火柴，和面的碱，小孩子的写字本。有一年，村里的小姊妹不知从哪里得到知识，兴起来养蚕。买来蚕纸，贴身捂在棉袄里，黑籽蠕动起来，变成幼虫，下到床上，这床可不是蚕床，就是人睡的床，说实在，脱胎到我们村的蚕也可怜，事事都是将就。眼看幼虫长大，一张床漫到两张，两张到三张，就在挤不出闲置的床了，我的床也被看中，硬是被挤到她们的被窝里，腾出来给蚕睡。如今真想不出那时候的匮乏，什么都缺。这还不是最缺，最缺又最关乎成败的是桑叶。姊妹们忍饥忍惯的，想象不到蚕的食量，原本乐观地以为，庄上湖里几株桑树尽够那些虫类嚼吃，大不了到村外头觅几株。村里的桑树很快摘采一尽，四邻里的也采尽了，她们寻采桑叶的路途越来越远。收工后出发，天黑到底，才看见疲惫的身影渐渐走来，收获越来越少，终至两手空空。贫寒中挣扎活下来的蚕竟也吐出丝，结成茧，还是要托路子宽的男人进城去兑现，余下的蚕蛹则作了父兄的下酒菜。 畜类在我们那里也是寒苦的，我特别羡慕文章中写到的马匹。倘若家畜也有阶级，马大约可算最上层，贵族，由于争战而获取光荣名誉。牛和驴是自由民，凭劳动挣饭食立足、骡则是奴隶，连性和生殖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我们村没有马，也没有骡，只有牛和驴，这家畜的中层，劳动社会。它们下得苦力，也决不会受亏待。青黄不接的季节里，人吃政府返销的杂面豆饼，它们可是纯豆料，掺上当年的新麦穰——我百思不得其解今天农村为什么要焚烧麦穰，顺便污染了空气，在那时，麦穰可是金贵极了，知青政策规定提供粮草，秫秸豆棵还好，烧到麦穰简直是烧农人的皮肉，心尖子都疼，那可是牛的饭食。但当听说有往牛鼻子里灌水以增添体重，就知道农人对牛已珍惜不再，农业社会的伦理在塌陷，不知将被什么样的新文明取而代之。话说回我们村的牛，曾经有一任生产队长，因宰杀一头丧失劳动力的老病的牛受到除职处分。赶牛的把式都会唱，乡人称喊“号子”。那“号子”忽高亢，忽低回，忽悠长，忽顿挫。我们村有一个大哥，因我和他本家妹妹好，就跟着叫他大哥。大哥原先在乡剧团唱过泗州戏，声音好极了，我最爱看他平场地。日头底下，一头牛牵一盘滚，大哥领着牛转啊转，号子在午后的寂静中荡漾，多少谓叹和感慨，唱到牛心里去，也唱到人心里去，是要掉眼泪的。 北大荒引龙河的马大约是为先祖的罪愆受罚的后裔，它们贬入劳作的阶层，但到底出身有别，血统高贵，就还保持骑士风范。文章中多有写到马的，那奔腾之势令人向往，尤其写到受惊的马匹，仿佛瞬息之间唤醒骄傲的记忆，企图挣脱羁绊，超越俗世，天马行空。也是要掉眼泪的，但却是激昂悲壮的眼泪。 不仅是地域的差别，还有历史。北国边陲之地，马背民族逐水草而生，马前是丰盈草长，马后留下荒原。时间流转，荒原再生肥地，却不是当年的人和当年的马。在黄淮流域，却是多少年多少代的驻守，离乡背井的人，走到哪里都要回望。岁月积累的生存原则，维系着道德伦理的范约，难免是保守的，同时又是保障。我们那里的人，即便目不识丁，也深谙儒家大义。比如，从不语怪力乱神；比如，闺阁中的女儿谨言慎行，再调皮的后生也不敢轻慢；出殡的仪式我想是脱胎于周礼，白幡摇摇前领，子子孙孙络绎不绝，荒寂的田野里，男声女声的哽咽高唱低吟，刹那间醒悟，这呜咽不就是古制里的“乐”？我们的村庄，我永不会忘记，离开了就再没有回去过，可是依然不会忘记，它的名字叫做大刘庄。庄里刘姓人为众，也为尊，现代社会的行政制度重新划分了权力和权威，但依然潜在以血缘宗族为基础的阶级秩序。 北大荒是新土地，来到的是新人类，拓荒，戍边，还有罪贬，文章中所记述的农场也是法律惩戒者草创。我觉得有一件事物极能体现新气象，那就是拖拉机，拖拉机代表着集体化的大田生产，是公有制的象征。上世纪六十年代进步青年中流行一本苏联小说，名字叫做《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作家王蒙著名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里的年轻人，就是携带着这本书报到中共组织部领职上班。我插队的人民公社也有一个拖拉机站，奇怪的是，我从来也没见过一部拖拉机，相反，我们经常使用原始的生产方式，就是人力，拉犁，拉耩，拉耙，拉车，我惟一见过的拖拉机手是在极其特殊的情景下。 那是在政府严厉执行知青保护的法规的时候，拖拉机手和女知青的隐情不慎间暴露，一段风流韵事即定性为政治事件，罪名是欺凌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于是，公社组织批判队巡回十里八乡斗争，虽然很丢脸，然而形势之下都可判死罪，想来是出于乡里乡亲，进行多少回变通，轻罚得不能再轻罚，也就没什么可怨艾的了。乡里人婚姻早，年轻的拖拉机手已有三个孩子，因不是出体力，就更显得后生，而且白净。他面相端正，身体匀称，衣着呢，相当整洁，一身蓝卡其的工作服，当然不像农人，也不像知青，知青多半是落魄的，总之，看上去，他处境优越。即便在尴尬之中，表情也还从容，只略带羞赧，反给他增添几分稚气，不难想见女知青对他倾倒。白天行路，晚上批判，夜里不能入眠时，就会伤感，因对不起老婆，老婆为他上吊，差点死成，败露了事由，他还想孩子，最想那小的“爸爸、爸爸”地喊他，间或回味起女知青动情之处，收了眼泪，神往说道：她那褂子薄得，胸罩上的针眼都看得见！这就是我们那里拖拉机手的故事，带有明清传奇的风气，将时代隐逸了。 在这陈旧的人和事里打滚，免不了地，会变得灰暗，与此同时呢，生出对人世的体悟，那是与之前书本上的教育完全另一路的，倒意外规避了教条的人生。在我插队的第二年，十七岁生日时候，母亲送我的礼物是苏联小说《勇敢》，描写苏维埃时代开发远东建设共青城的故事。母亲是为激励我对付艰困，事实上，书中的景象与我身处目睹完全不搭。我独自一人来到腹地乡村，因吸取兄姐们插队的经验，先期避免上调招工的争夺，我单立门户，真正符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精神。和乡人共同起居，沉浸于他们的生活，心情十分寂寞。有一回在玉米地锄草，当人问及想不想家，止不住地啜泣起来。一群小媳妇全陪着掉泪，她们哭的是被纵容的做闺女的日子一去不回，听起来也是不搭，哪里和哪里啊！可内里却有几分相似，都是离家；都是陌生的村庄和陌生的人，在她们，甚至连身边那个男人都是陌生的；都是艰难的生计。谁不是父母生父母养呢！过许多日子以后，方才体悟这同声相诉，同声相泣中的知己之心，在当时，却是委屈与怨怼，怨这同情将自己纳入她们那样的人生，那是我无论如何不能面对的。 过早走入人世的哀戚，是有危险的，它让人染上抑郁症，终身难以彻底治愈。它确实给予生活的教育，可代价太大了，不能因为成熟了某一种理念而忽略更大多数命运蹈入不幸。回首那段往事，我会想，倘若先知道后来的发展，并不像预期准备的那样无望，我会更充分地体验经历，不让烦愁遮蔽眼睛，然而隔岸观火就失去真情实感，启蒙也变得虚假。这就是现实的时间性，事情的先后都是安排好的，给你什么样的顺序就是什么样的结果。 黑土地，北大荒，却是与母亲送我的《勇敢》接近着，所以有人称它“西伯利亚”。知识青年聚集的农场更像是学校生活的延续，保持有集体和理想的激情，歌哭都是浩浩荡荡，不像我们，青春在哀容之下，迅速苍老。然而，人生的课题或迟或早都会来到，来得早历练也早，来得晚，多享一些未成年的快乐，却也可能错失成长的时机。这么说来，就扯平了，生活在总量上都是同等的，只是如何分配不同。文章中有一篇写到，宿舍屋顶坍塌，几十个女生被埋，经过救援，将伤者送进医院，作者忽写到一句：“难道我们真的还要在这片黑土地上无休无止地折腾下去吗？”这个清醒的发问标明即将告别青春，大历史的传奇性终要消退，余下的是由个体自己负责的命运。辉煌的场面逐渐灯火阑珊，生活裸露出恒常表面，也许是黯淡了，但自有其合理和规范，是社会存在的基本秩序。 去我插队地方的路途是，乘火车到蚌埠，从车站到码头登船。反过来也是，坐船到蚌埠，再搭乘火车。蚌埠是京沪线上的大站，往来车次很多，我们搭乘最多的是上海和“三棵树”之间，我至今也没有去到过那个叫“三棵树”的地方，听名字仿佛一个传奇。年节时候，火车经停蚌埠站，车上已座无虚席，挤满黑龙江的知青。中途再上去我们这些安徽的，只能跻身走道和车厢衔接处。行李架也让他们占满，饱满的旅行袋里多是北方食粮，甚至还有成捆的木材，相比之下，安徽知青的行囊可是瘪多了。就这样，我们带着各自的经历和气息，殊途同归，一起抵达家乡上海。原载于2014年3月5日 北京《东方早报》（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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