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鲜明、浓郁的地域色彩是《情在第二故乡》第八集另一重要的艺术特色，《情愫》（杜木恒）则是集中显示这一艺术特色的代表作。 《情愫》分（一）（二）两部分，《情愫》（一）包括“无水草场”“牧放马群”“饮马井边”“儿马家族”，《情愫》（二）包括“马倌节日”“曹格勒布”“以梦为马”“蒙古马殇”，共计八个章节。作者通过对脑木更公社江岸大队牧马经历的真切回顾，详细介绍了当地牧场的地理方位、地貌特征、气候条件、生态环境、植被分布，生动地描绘了蒙汉牧民的放牧传统、生活习俗，字里行间浸润着对蒙汉牧民的真挚感情。尤其是有关蒙古马群家族成员（儿马、骒马、骟马、马驹）生态、习性的讲述，以及有关牧马习俗、技术操作（放马、饮马、骑马、寻马、套马、打马印、骟马、剪鬃、调马等）的描绘，简直就是一部“牧马经”，或纵情笔墨，大开大阖，或精心勾勒，细致入微，饶有诗情画意，令人称绝。 说起《情愫》的地域色彩，在我的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一幅幅生动有趣、风采各异的“草原风景画”和“社会风俗画”。 本月初，梁世和老师向乌兰希勒嘎查（大队）书记赠书。 梁老师向“国家的孩子〞扎拉嘎米吉赠《情在第二故乡》第八集。 先说“草原风景画”。 内蒙古草原地域辽阔，景色苍茫、雄浑，令人神往。“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敕勒族（匈奴族后裔）的民歌《敕勒歌》，描绘草原景象和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千古绝唱”。在《敕勒歌》面前，多少同类题材的名篇佳构显得苍白无力，多少文人骚客自愧才疏学浅，难以企及。据某些学者考证，《敕勒歌》里所描写的即今内蒙古西部土默川一带的昔日风采，是与不是，姑且不论，那些颇具特色、富含典型意义的景物描写，堪称内蒙古草原风光的真实写照，却是实至名归。 《情愫》的作者杜木恒既有牧区插队的生活体验，又有对自然景致的精细观察，更有一支出神入化的“彩笔”，可谓绘制“草原风景画”的高手。例如，“无水草场”那幅“草原夕阳图”，作者着力描绘的是在落日余晖里，朵朵彩云纷繁炫目的色泽、流动变幻的形态，并且融入独特的想象，成功地为读者展示出天马行空的神奇景象。作者之所以有此奇思妙想，是因为他在这片牧场上有过难以忘怀的牧马经历，更有着难以割舍的牧马情结。又如，“以梦为马”那幅“草原秋夜图”，夜色昏暗，万籁俱寂，似乎无可描绘，然而作者巧妙地把握住草原之夜星空湛蓝、深邃的特点，同时融入浪漫主义的想象（“满天星斗，伸手可摘”），因之画面促人遐想，并不显得单调。对那只猫头鹰怪异叫声的描绘虽然寥寥数语，却绘声绘色，不但烘托着知青马倌独守坐骑的孤寂心情，而且强化了对周边寂静、神秘氛围的渲染。再如，无水草场上，遍布草坡的数万只黄羊受人惊扰，像黄河之水奔腾直泻而去的壮观场面；某年春季（牧场水草丰美之年），塔布河边，牛群神奇地从草通子里带出许多新牛犊的喜人情景；在蓝天绿地的映衬下，膘肥体壮、毛色光亮、称雄为王的儿马；饮马井畔，相互嬉戏、啃咬、追逐，像天真无邪的儿童般讨喜的小马驹，均也构成了充满草原生活气息的动人画面。 7月30日，老知青在知青广场领取《情在第二故乡》第八册。  再说“社会风俗画” 四子王旗地处我国北部边陲，不但景色独特，而且历史悠久，古代文明源远流长。据《四子王旗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记载，四子王旗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民族的聚居地，从春秋战国时起，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金元明清，乃至民国，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女真、蒙古等民族相继在这里繁衍生息，留下了历史的足迹。 时至今日，四子王旗牧区依然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牧民聚居地，他们赖以繁衍生息的放牧活动，虽然早已由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方式转变为插队知青所亲历的半游牧半定居方式，即牧业大队将各自的牧场划分为夏营盘、冬营盘两个区域，牧民和畜群每年夏初由冬营盘迁至夏营盘，秋末再迁回冬营盘，周而复始，使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合理利用（附带提一句，这些年又由半游牧半定居方式转变为布设围栏的定居放牧），但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依旧保留着，以致数十年来一直为老知青所津津乐道，且撰著成篇，诸如《情在第二故乡》第一至八集的颇多叙事散文、回忆录、游记即是。 社会风俗指人类社会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由于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的不同，社会风俗也相应地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四子王旗牧区是蒙古族世世代代的聚居地，牧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情愫》的作者杜木恒准确地把握住这个基本点，出色地描绘了草原上的风土人情，成功地为读者展示出一幅幅弥漫着浓郁的少数民族情调的“社会风俗画”。 “马倌节日”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江岸大队打马印活动的全过程（套马、摔马、打马印、骟马、剪鬃、调马等）。统观打马印活动，至少有三个特征值得关注：其一，欢乐相聚的场面。牧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牧民忙于畜群劳作，平素难得相见，打马印活动则为牧民的欢乐相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因而愈显热闹，堪比节日，且不说这种象征马群兴旺、牧业发达的盛大活动本身即蕴含着喜庆的成分。其二，互助协作的精神。对牧业大队来说，打马印活动属于人畜集中、工序繁杂、耗时费力的大型集体劳动，这便要求参与者无分男女老少，均须具有互助协作的精神。不论是套马、摔马、调马等惊险活计，还是骟马、剪鬃、拢火堆、烧马印烙铁、杀羊、架锅煮肉等寻常营生，均也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安排得井井有条，十分妥帖。其三，尽显风采的平台。且不说六百多匹骏马聚拢一处，人呼马叫、地动山摇般的宏大气势，且不说那些身披蒙古袍、横杆立马、威风八面的精壮汉子，单说那一连串套马、摔马、调马的传统绝技，即令人瞠目，疑为成吉思汗的武士降世。 对打马印活动的描述，使“马倌节日”成为《情愫》八个章节里“社会风俗画”最为集中的章节。在打马印活动的过程中，套马既是开场戏，又是重头戏，作者为此不吝笔墨，颇多出彩。且以马倌苏仁加布套马的动态描写为例：“……只见苏仁加布前身俯冲，似蛟龙探海，一只手握杆柄，将杆送出，手腕一抖，杆绳如海底捞月，不偏不倚勒住马耳，套住了马头，要是一般马，这一杆就让马扭头，回身不动。没想到，小儿马把头一甩，侧身回跑，杆绳脱头入脖，苏仁加布身腿较劲，人马一体，像圆规一样，杆子马后腿没动，前腿抬起，画个半圆，刚一落地，苏仁加布屁股已坐在鞍后，只见枣红杆子马后腿弯曲，屁股下沉，戳地纹丝不动，苏仁加布一手抓杆，拽住儿马，真是一个漂亮的套马亮相。”这段描述以马倌苏仁加布与杆子马协调统一的一系列动作贯穿始终，同时将桀骜不驯的小儿马由不肯就范至束手就擒的过程表现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使读者恍如见到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里那些骁勇善战的将士。“蛟龙探海”“海底捞月”虽系我国旧小说中常见词汇，用于此处却十分贴切，未落俗套。此外，将人马一体的协调动作喻之为“圆规”“画个半圆”，也形象而别致。再以马倌苏仁加布外貌的静态描写为例：“苏仁加布的那匹枣红马是江岸的首席杆子马，它比一般马高大，体型壮硕，很少能见到这么漂亮身材的蒙古马；苏仁加布，一副典型的蒙古族方脸盘，浓眉大眼，英俊潇洒，手握的长杆足有两丈，天生蒙古人与蒙古马的一对绝配，套马功夫，说天下无双，并不夸张。”这又是一段人马合一的精彩描述，不过是静止状态下的描述：先写枣红杆子马的高大、壮硕，次写苏仁加布的脸型、五官，以及英俊潇洒的精神风貌，尤不忘手中那柄长长的套马杆，活脱儿一位古代纵横驰骋于戈壁大漠的蒙古武士。类似的精彩描写还包括施展摔马绝活的后生小苏木亚、骑术娴熟的调马女能手波丽玛，均也神采飞扬，跃然纸上。打马印活动彰显了蒙古族民族性格的另一重要特征——勇武与剽悍。 日本著名的蒙古学家小林高四郎在阐述游牧社会的经济时对马曾有专门介绍，他写道：“作为游牧对象的牲畜，是马、牛、羊。而马占据重要地位。对阿拉伯人，骆驼是重要的，从而关于骆驼的语汇、言词之多，达到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而蒙古人关于马的语汇、言词的丰富程度，更是不言而喻的。‘马是草原的靴履’‘离开马，蒙古人还能作什么？’（拉施德）‘落了马又怎能战斗？’‘即使站立起来，步行者怎能接近骑者并战胜他呢？’（同上）等言词都雄辩地证明，不论平时还是战时，马对于蒙古人的生活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马，不仅对牧民的迁移、战争、狩猎是重要的，而且用马奶（现在已改用牛奶）可以制作出各种各样的乳制品。马奶酒被欧洲人称作库米兹，与马肉和皮革一样是他们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东西。”[均见《成吉思汗》，（日）小林高四郎著，阿奇尔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由此可见马在蒙古族漫长的历史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亦可见马与蒙古族的密切联系。 草原的牧马经历使杜木恒深切地感受到牧民对马的依赖与眷恋，难能可贵的是，杜木恒本人也产生了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当他50年后重返草原，目睹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导致马的数量锐减，马的种群也出现退化时，不禁忧心忡忡，以至发出这样的慨叹：“假如马会说话，草原的马说，我是蒙古马，从远古新世纪来，与人类为伴，草原自古就是我的家。蒙古马走到今天，这个家没了；屯垦开荒、网围化，游牧没了；草原退化，马草没了；牧业方式改变，马的使用价值、市场价值异化，大马群的生存环境没了。”（《情愫》）他为蒙古马所面临的生存危机高声疾呼，同时谴责了人类为了自己的发展而剥夺蒙古马在草原生存权利的短视和自私行为：“江岸无水草场、江岸草通子冬营盘，都曾是蒙古马群的乐园，即使当代工业文明的进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马力被机械力替代，马的运力服务、征战工具等功能退出历史舞台，它们的家园也不能被剥夺，蒙古马种群应该繁衍下去，大马群、半野生、物竞天择，传统的草原牧民的自然放牧还应该传承下去，这是现代生态文明的自然选择，是草原牧民长期生产生活的历史选择。蒙古马的衰退，不仅是种群之殇，也是族群之殇。种群之殇以自然创伤为代价，族群之殇以民族性的迷失为代价。考古发现，蒙古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马品种之一，内蒙古地区上新世和更新世就有蒙古野马的祖先三趾马存在。从草原大自然、生态平衡和物种发展的自然法则认识蒙古马，作为自然界的人类，不能太自私，没有理由剥夺作为自然界的马类在草原生存的乐园。”（出处同上） 他从蒙古马与蒙古族上千年的历史渊源说起，理性地阐释蒙古马与草原蒙古族的密切联系，特别是从“蒙古马陪伴蒙古族的先民和现代的创造者共同推进草原文明，积淀了上千年的草原民族文化底蕴”（出处同上）的高度肯定蒙古马的历史价值，从“马文化是草原民族文化的精髓，是蒙古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神圣象征，是蒙古族人民的灵魂图腾”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肯定蒙古马的认识价值，为蒙古马的生存据理力争，具有颇强的逻辑力量。作为一名曾经的知青马倌，他热盼眼前的不如意能够出现转机，深情地憧憬着“天人合一的没有受过创伤的原生态草原、人畜和谐的牧业草原、牧民权益受到保护的草原、民族文化不断繁荣的草原”，（出处同上）着实令人感动。这便是一位曾经在草原插队的老知青的襟怀，应该也是所有曾经在草原插队的老知青的襟怀。 作者认知的提升与情感的升华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且与作者所擅长的叙事手段水乳交融，无疑增强了《情愫》的艺术表现力。 《情愫》也并非完美无缺，例如，以“情愫”二字为题似乎还不够鲜明，而且难以涵盖全篇。此外，一些语句尚不够洗炼。 鲜明、浓郁的地域色彩同样生动地体现在《情在第二故乡》第八集的其他作品里，不过不再是《情愫》那般不吝笔墨的大段描述，而是在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中一点一滴地展示出来，供读者小酌般细细品味，慢慢享用。例如，《都贵玛与知识青年的故事》（胡宝荣）篇首对牧民以民族的传统礼仪迎接知青的介绍，似乎于不经意间叙述着牧区与内地大城市截然不同的衣食住行，透视出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作者写道：“……脑木更公社距离乌兰花镇374里，直到下午才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锣鼓声，看到路边有十几人骑着马向我们迎来，卡车停了下来，原来我们进入了脑木更公社境内，是乌兰希勒大队在附近畜牧点的牧民接到通知在此迎接我们，把我们接到路边不远处的一座蒙古包，蒙古包里摆着奶食、炒米、奶茶，还有马奶酒，饥肠辘辘的我们却不敢去吃炒米，以为是些生米。我们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只知道是说欢迎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吃了点东西就又乘卡车继续前进，不过从这里开始，走一段路就会有人欢迎我们，有些蒙古包离路边远，牧民就骑马到公路边，摆上白毡子，放上食品、马奶酒等待我们。大家情绪一下子上来了，这是多么隆重的礼遇呀！”又如，《知青：草原就是一个圆》（胡宝荣）对草原民风民俗的点染是通过牧民与知青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来完成的。诸如作者参加公社打狼活动的不凡经历，陪伴蒙古族额吉玩“顶骨牌”的温馨画面，参加年轻牧民婚礼的热闹氛围，乃至在蒙古包里与牧民共享的“那些香喷喷的奶茶、炒米、血肠、手把肉、炸棒棒、奶食及可口的酸奶饺子、蒙古卷子等美食”，均也折射出牧民日常劳动生活的一幕幕。即便是描述作者当年在草地上捡拾牛粪，晾干堆堆儿以备用作生活燃料这类普通营生，亦可视作间接反映牧民生活的一道剪影。可贵的是，作者犹不忘提及“在草原上谁也不会去动别人堆的牛粪”这类细节，以示民风之淳朴。再如，《勤劳致富的新农民》（陈锦钟）在叙述农民高恒、绿叶夫妇盛情款待回访第二故乡的老知青时所展示的放血杀羊、制做羊血肠，以及用色香味俱全的焖羊肉和自酿好酒待客之际，女主人绿叶劝酒助兴的动人歌声，亦再现了草原的生活习俗以及淳朴、豪爽的民风。 值得称许的是，有的作者已然注意运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流行的方言土语、谚语、俗语来增强作品的地域色彩，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例如，《情愫》（杜木恒）内接二连三出现的“断马”“出草场”“寻马”“呼落”“探出草场很远”“淖尔泊”“生个子”等词汇，便为作品增色不少，似我等老知青亦不由得点头称道。说来我在遣词造句时即有过类似体会，行文所至，斟酌再三，最终也只能选用某个方言词汇，舍此无他，这无疑与自己曾经长期融入当地生活的经历有关。大约作者考虑到这些词汇可能影响和限制到外地读者对作品内容的理解，便又增添了简单的注释，这是正确的，不过尚有漏网之鱼，诸如“探出草场很远”“淖尔泊”。又如，《感恩草原》（方兆麟）注意到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谚语“言简意赅、内涵丰富、生动形象”的特点而着意梳理和引用，不但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感染力，而且突出了作品的地域色彩。诸如“做甚的务甚，讨吃的务棍”“豹花马尽点点，漏粉盒子尽眼眼”“拔下眉毛吹哨哨”“冻死的光棍迎风站，饿死的穷汉不讨饭”“麻绳绳专挑细处断”，以及爬山调词“天长地长日月长，奶头的娃娃忘不了娘”皆是。再如，《三元井的故事之二——狼窝沟的故事》（老痴）所引用的两句俗语“姓杨（羊）不住狼窝沟，姓康（糠）不住簸箕湾”，内涵丰富,耐人寻味，读之朗朗上口，尽显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和语言天赋。 这篇书评即将收尾时，我获知天津老知青陈汉、温慧敏夫妇赶赴草原参加老牧民苏古尔的孙女莎日娜婚礼的讯息，感触良多。老知青与牧民的交往早已像走亲戚一样屡见不鲜，如今又增添了这样一段动人的佳话，恰似一部反映知青与蒙汉乡亲深情厚谊的电视连续剧，逐集播放至今，而且尚在延续。  我蓦然觉得案头的《情在第二故乡》第一至八集既像一部承载着厚重历史的百科全书，又像一部记录老知青体验社会、品味人生的随感录，读之如嚼橄榄，余味不绝。 2023年正值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55周年，能够适时完成这篇书评，挺好的。 本文作者：曹式哲，曾用笔名沽上人、欣然、思樵。1947年11月28日出生，天津市人。1966年6月于天津市第21中学高中毕业。1968年9月3曰赴内蒙古四子王旗查干敖包公社山达来大队插队。1974年9月至1977年7月在包头师专中文系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讲师职称。后调入天津市古籍书店出版部从事编辑工作，副编审职称。历年发表文学评论、散文、随笔、札记、游记、回忆录等90余篇约50万字，有部分作品获奖。近年潜心天津书业文化研究，有20余篇文稿发表，整理出版有《津门书肆记》《鲁斋翰墨：安瑾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