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漫漫长夜的煎熬 日子一天天过去，连队和团部的面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我始终被压在连队的最低层，先是当了几年最危险的架子工，接着又分配我做了很多年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小工。每到冬季，我都会被打发外出，不是采石，便是伐木，就是不让留在连队照顾妻儿。我知道，这是连长对我的惩罚和打击，我只能咬着牙默默地忍受。 除了工作之必须，我很少主动与人说话，可思想之驰骋却天马行空，从没有停止，即便是最简单的劳动，我也会反复硺磨，体悟其中的道理。长年在工一连干活，让我有机会亲历了无数栋房屋的建造，从而对打好基础的重要性有了深切的认知。伐木是相当危险的工种，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但只要看清树的倾向以及周围的环境，顺势而为，便可以一举成功。在采石山上，爆破后总有若干巨石需要分解，如何剖石就很有讲究。在实践中，我发现无论什么庞然巨石，都有其相对薄弱的部位，先从该部位的缝隙开凿，一般比较容易得手，然后依次进行，再大的巨石也无不迎刃而解。如此等等。这些道理虽然十分简单，却揭示了世间万物的基本规律。我在长年累月、枯燥乏味的体力劳动中，无意间反复体会并深深铭记的这些道理，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若干年后，当我有机会从事文学研究时，便遵循着这些体悟一步步走向成功。 劳动之余，我仍旧手不释卷。我自幼喜欢文学，嗜好读书，虽然家庭生活困难，还是尽量克扣自己有限的伙食费购买了不少书籍，如王力的《诗词格律》、唐弢的《创作漫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陆游诗选》，等等。这些书都跟随我到了北大荒，成为我须臾不离的精神伴侣。但当我受审查之际，却被专案组悉数收缴，从此以后全都杳如黄鹤，一去不返。后来，我只能想方设法，再找机会访购新书，同时专心研读当时无人非议的毛泽东诗词。 诗歌乃我之所好，到了北大荒后，其兴愈浓，即便在横遭厄运之后，仍时有所作。 检点其时之诗作，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歌颂北大荒战斗生活的新诗，如《拖拉机手之歌》 《红旗歌》 《肖继业赞——电影〈年青的一代〉观后》等。其中《红旗歌》有这样的诗句： 每当清风把红旗舞起， 我的心头就像点亮熊熊的火炬， 每当我仰望这红旗， 豪情呵，就像洪水奔腾不息。 让我们高举起“六一八”的红旗， 拉响继续革命的震天汽笛， 让我们挥舞起这永不褪色的红旗， 书写共产主义的壮丽诗篇。 说来也真可笑，当时我已经被诬指“反动”，打入另册，却还在为上山下乡唱颂歌，为“捍卫毛泽东路线”抒豪情。但那确实是我当时的思想追求，并没有因为自己横遭打击而有所改变。 另一类是即兴抒怀的旧体诗。如某年元旦，我写了一首《新年有感》，诗云： 人生于我磨难多，十年路行尽劫波。 满腔热血酬冰水，一颗红心负黑锅。 韶华无奈随风去，壮志有幸成蹉跎。 何当柳絮漫天舞，奋笔横扫人间浊。 有一年冬季离家去胜利山采石，我思念家里辛苦照料幼儿的闻彬，不禁有感而作《寄小兵》一首，云： 患难夫妻，有多少情浓意蜜。 曾记得，黑云压顶，风高浪急。 心心相印朝北斗，肝胆互照退邪气。 正豪情万丈斗魔妖，捍主席。 云水怀，松柏节；佐青剑，志不移。 有如此战友，幸福无比。 峰回路转何足虑，柳暗花明终可期。 望征途，漫漫八千里，手长携。 此诗倾诉了我对爱妻闻彬的感激之情，更寄托了对光明未来的期冀和信心。 （九）命运出现转折 处分决定下达之后不久，我和闻彬就开始了申诉，坚决要求组织上重新审理，还事情以本来面目。但我们的案子曾经轰动全团，影响很大，而团部专案组为此曾兴师动众，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好不容易才取得这一“成果”，又岂容随意推翻？所以，不论我们如何写信、上访，都毫无结果。 翻检如今留下的记录，在那几年里我们曾先后向师团有关领导和部门递交了二十余份申诉材料，详细说明情况，请求领导重新调查案子，还我们以清白，至于上门申诉则无计其数。陈连长得悉我们提出复查要求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除了在大会小会对我点名或不点名地冷嘲热讽、批判指责之外，就是在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处处对我打压和刁难。1977 年 8 月，他公然扬言，只要有他在工一连，我就永远甭想“翻案”。对此，我当晚（8 月 18 日）便赋诗一首《答×××》，云： 劝君无须太狂妄，只手难遮太阳光。 治病良药宜多施，害人肚肠不可装。 历史从来人民写，万里徒有猿啼忙。 身付卅亿共悲欢，愈是崎岖志愈昂。 多年来，陈连长一直对我采取孤立政策，逢人便宣传“钦红是坏分子”，告诫别人不能与我接近，而要随时向他反映我的一举一动。发现有与我来往者，便对他们施加压力，致使不少人只得望而却步。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老职工和知青朋友不信这个邪，照旧跟我们保持着友谊。有的来家里帮忙做些杂事，如劈柴、挑水、喂鸡、逗孩子，有的则喜欢跟我们天南地北地聊天。特别是冬季我不在家时，总有人来对闻彬嘘寒问暖，排忧解难。有的朋友则不动声色地在工作或生活上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关照。这些朋友在我们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冒着影响自身前途的风险，给了我们温暖的真情和诚挚的友谊，使我们得以增加勇气，提高信心，坚持着努力跳出人生的低谷。回想北大荒的漫漫十年，我蹉跎了青春，丧失了健康，一事无成，还差一点命丧九泉，唯有的收获，除了磨炼了意志之外，就是获得了一批朋友极可珍贵的友情。正是他们，让我看到了人生的美好和希望，吸取了战胜困难、奋力前行的巨大动力。我永远难忘和感谢这些真诚的朋友。 时间到了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斯时，我的一大罪状“炮打张春桥”已不复成立，而所谓“非法组织”之牵强附会，也愈益明显。但红卫团有关领导依然固执己见，不肯稍有改变。团党委王书记在全团的团支部书记大会上公然说道： “现在这么忙，哪有时间给他们办这种事！”原专案组负责人之一、时任团生产科副科长的陈秀生则多次宣称： “只要我在红卫团，钦红的案子就别想翻过来！”然而，得道多助，形势毕竟与以前大不相同了，我们持续不断的申诉，开始有了一些效果，从团部到师部，伸手相援的朋友也愈来愈多。在众人的帮助下，我们案子的复查工作终于启动，并不断有所进展。 1977 年 10 月，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并为上山下乡的知青敞开了大门。记得喜讯传到红卫团时，差不多已到 10 月底，离开高考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和闻彬都跃跃欲试，但当时我们冤案虽然尚未作出组织结论，可即将被推翻的趋势已然明朗，而团党委表面上同意让我们参加高考，但在我们的考生政审表上却赫然写下“不合格”三字。对于这一千载难逢的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自然不肯轻易放过，就在这段极为短暂的宝贵时间里，别人都忙着复习迎考，而我俩则三天两头跑团部师部到处找人，要求尽快作出复查结论。最后，据说还是师部宣传科的上海知青出面，向招生办说明了情况，才将我俩的政审分别提高一档，我们终于得以挤进高考的门槛。此时，考试在即，我们已没有时间再复习什么。然而，凭着中学时代扎实的学习基础，我俩依然脱颖而出，双双榜上有名。 就在走向考场的路上，我忽然顿悟——北大荒与我无缘，读书深造才是我应走的道路。 （十）与死神擦肩而过 高考过后，严冬随之而来，我照例被派到山上去伐木。这是我在北大荒最后一次外出劳作，殊不料又遭遇了一场人生的大灾难。 1978 年 1 月中旬后，时近春节，伐木队安排有家的职工分批回连过节，我被安排在1 月 18 日。当天晚上，我搭乘一辆满载粗木的卡车准备下山回家。刚开车不久，司机发现车上的木头有所松动，便停下车来，招呼伐木排派人来处理。 我本是搭乘者，完全可以袖手旁观。但出于多年来形成的习性，我立即跳下车去帮忙整车，而且站在最前面。那天天黑人杂，大家虽很积极卖力，却缺乏统一指挥，现场有些混乱。记得我当时站在卡车左侧的后部位置，而捆木之绳的加固处是在我的对面。我正等着对方将松动的绳子重新勒紧，却忽然发现对面的绳子已然松开，一根粗木压到我的右大腿，把我一下子打倒在地。而我，竟然鬼使神差地就地仰天躺下，从而躲过了致命的伤害。这时，众人已闻讯赶来，连忙把压在我身上的木头一一搬开。 大家马上用木板将我受伤部位稍作固定，便让这辆汽车送我回团部医院救治。此时，疼痛已经完全笼罩了我。大约两个多小时后，终于赶到了团部医院，但医生却表示无能为力，只能送去师部医院。又经过三小时的颠簸，才赶到了师部。此时已过了半夜，医生早已下班，我只能继续咬牙强忍巨痛，等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等着医生上班来为我处治。 翌日上午，医生查完房后，才为我作接骨手术。那时医院条件很差，设施简陋，处治的办法是让几个人把我按在床上，另外几个人则抓住我的伤腿向外拉，拉到断开的两截骨头对上之后，再在打了洞的小腿骨上插进钢条，然后系上绳子用一个沉重的大铁块把伤腿牵引住，以便让断骨部位慢慢癒合。整个过程没有打麻药，钻心之痛就像撕碎了全身，一时连死的心思都有，冷汗也浸透了我身下的被褥。但主治大夫热情可亲，看来也颇有经验，他不断地跟我交流，鼓励我积极配合，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总算大功告成。 以后的日子，我就一直躺在病床上，连队派了上海知青杨学林前来照料。之前我与小杨并不熟悉，但他任劳任怨，细心周到，为了不让我褥疮缠身，还不厌其烦地为我翻身，帮助我顺利地度过了难关。对于他的热情相助，我始终心存感激。 在病床上疗伤的日子枯燥而寂寞，窗外还是冰天雪地，白茫茫一片，高考的结果也杳无音讯。不过我的内心却宁静而敞亮，我还是以读书为乐事，思绪的活跃胜于以往任何时候。我常常向窗外望去，总觉得阴霾快要散去，灿烂的阳光行将照到我的身上。 在这段时间里，我又写了好几首诗，其中有一首歌词，题目是《北京吹来和煦的风》。 （十一）终于柳暗花明 两个多月后，医生为我卸去大铁块的牵引，让我下地慢慢练习走路。这时，我的两腿肌肉已然萎缩，特别是受伤的右腿，几乎只剩皮包骨。为了重新站起来，我借助双拐，开始了康复锻练。 过了些天，医院叫我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家疗养。返回工一连后不久，我和闻彬的高考录取通知书便先后翩翩而至。 手捧那一纸通知，我们既失望又兴奋。失望的是，我们的志愿是复旦和北大两所名校，可录取我们的却是黑龙江省内两所中等师范学校带帽的师范大专班，两者的差距委实太过悬殊。其实，当时上海、北京两地的高校招生政策，对已经成家的知青一律不取，而我们报考时却毫无所知，所以尽管考分高企，仍然一落到底，最后被本省教育部门收罗进了师范大专班。然而，这个机会毕竟来得太不容易，并且我们已迫切想要跳出这块是非之地，因此还是非常兴奋，当即决定前去上学。 录取我的是扎兰屯师范学校（其时扎兰屯属于黑龙江省，几年后划归内蒙古），而我当时的情况无法独立生活，为了便于照顾，闻彬向她的学校申请，为我办理了转学手续，于是在时隔十年之后，我俩再度同学。 接到录取通知之后，我们就决定改名。我俩原名分别是钦志衍、闻云影，“文革”中为了紧跟毛泽东干革命，而改名钦红、闻兵。到北大荒后，仍沿用此名。但岁月沦桑，历经磨难，我们不想再用这样的名字，于是谐音而改为钦鸿、闻彬。我用这个“鸿”字，取鸿雁之意，期望能振翅高飞，翺翔在属于自己的天空。离开农场后，我们便正式启用了新的名字，从此开始新的人生。 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心下，我们的案子终于有了实质性的改观。1979 年 4 月 25 日，农场党委作出了《关于撤销党委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给钦红和闻兵二同志处分决定的决定》。 （十二）开始新的人生 经过一个多月的康复锻炼，我已经可以拄着双拐缓慢行走。这时闻彬来信告知已为我办妥了转学手续，我便决定立即赶去上学。 记得离开农场那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天高云淡，清风徐来，严冬已过，万物复苏，满目是欣欣向荣的景象。 而我，则去心似箭，只想及早去学校与闻彬会合。 要离开北大荒了，我又回头看了看这个我抛洒了十年青春热血的地方，这个我曾热烈向往而又让我伤透了心的地方。 蓦地，耳边掠过徐志摩的两句诗：“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于是，我转身上车，绝尘而去。 注释： 1 《天净沙·秋思》系元代作家马致远的千古名曲：“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作者钦鸿，曾用名钦志衍，1947 年生于上海，1968 年 8 月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33团 5 连务农，后调 62 团（红卫团）工 1 连，1978 年考上大学，毕业后在黑河地区工作，1980 年代末调江苏省南通市，从事学术文化研究，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 《中国现代文学辞典》《文学钩沉》《海天集——我看新马华文文学》《遥望集——东南亚华文文学漫评》《文坛旧话》等专著，是我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2015 年 8 月因病逝世】 （全文完） （摘自《放飞梦想》） 责编：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