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像个打盹的老人。冬天，它会载人去上海装大粪，过黄浦江到南码头。我在这条船上学会的“抓蹦”——攥住蹦绳，顺着摇橹的劲儿推拉。一个夏天下来，我也能在小河里独自摇橹，驶出一箭地远。船头犁开波浪，惊起芦苇丛里的鱼儿，白鲢有时跳进船舱 。那年寒假，我又去了外婆家。听说正芳叔叔他们要摇船去南码头装大粪，我没告诉外婆，一大早就偷偷躲进后舱。船解了缆，撑过外婆家西窗后头，拐进杨家港河。我钻出来时，几个叔叔吓了一跳，要赶我下船。“外婆同意的。”我撒谎。“会抓蹦？”“会的。”一路上我像模像样地替他们抓蹦，几个叔叔也就不赶我了。船出白莲泾闸口，黄浦江到了。 正芳叔叔看了看天色和水尺，说：“还好，赶上涨潮末尾。”江面比河宽得多，水流也急得多。我第一次在黄浦江上摇船。江面宽阔得心里发虚，斜对面就是南码头，看着近，摇起来费劲。四个人分两组轮流摇橹，一个人在船头撑篙，避免两船相撞，我在船头瞭望。正芳叔叔握橹，推扳之间，炳礼叔叔抓着蹦绳使劲。风大，没有帆，只靠木橹一米一米往前挪。江中心遇到大轮船，掀起的浪头半人高，拍到船帮上，整条船左摇右晃，浪花泼进舱里。我吓得坐在船头不敢动。正芳叔叔手里的橹稳稳的，不慌不忙。一条铁驳子船驶过，“呜”的一声长鸣。浪先退下去，江面往下一沉，我们的船也跟着猛地一坠。对面的浪墙竖起来，青黑色，顶着白沫，直直拍过来。（今日白莲泾闸口）“抓牢！”正芳叔叔吼了一声。我死死抓住舱板，人被抛起来又砸回去。浪轰地砸在船帮上，碎成水花，咸腥的江水浇了一身。船像树叶一样被推起来又落下去，左舷几乎贴到水面，可它又晃晃悠悠正了回来。舱里的水没过了脚踝。棉被、棉袄、一布袋大米全泡了汤。炳礼叔叔蹲在舱底拿破脸盆舀水。“正芳！进水太多！”“慌什么。”正芳叔叔手里的橹一刻没停，“水泥船沉不了。有隔舱，浪大也翻不了。不断舀水就是。”我蹲在船头，两条腿抖个不停。湿透的棉袄冰得彻骨。正芳叔叔也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可他握着橹把的手一动不动，一下，又一下，稳稳地推与扳。他不是在摇船，是在跟这条江掰手腕。 那时候我还不懂，这就是老人常说的“行船走马三分命”的危险道理。后来正芳叔叔说，那时正赶上涨潮末尾，江心水急，大轮船的浪叠着潮头，才格外凶险。总算平安靠上了南码头。我说，都跟我回家吧，我家在四川北路，挤一挤也比蜷在船上暖和。五个叔叔跟着我坐上65路公交车，浩浩荡荡进了家门。我父亲吓了一跳，一下子多出五个大人，连忙买菜做饭，晚上还请大家喝了黄酒。父亲喝了酒，话多起来。他摸着我的头说：“儿子，你今天也算做过一回黄浦江上的小老大了。”我以为他要夸我胆大。他话锋一转：“但你要记住，这条江不是用来逞英雄的。摇船过江，靠的不是蛮力。正芳叔叔他们不怕，是因为‘知水’——知道江的脾气，什么时候给路，什么时候设坎。什么时候涨潮落潮，哪里水深水浅。这叫‘知水’。”父亲顿了顿：“我三十年代从川沙摇小舢板过来的时候，也是你这么大。一条船，一根橹，铺盖卷儿往舱里一扔，就摇进了上海市区。江就是路。 后来我在十六铺上了岸，进了厂学徒，一辈子就这么留在了虹口。”他望着窗外：“你外婆总念叨，黄浦江是我的源头。今天你也亲历了——源头不是风平浪静的地方。你想从这条江上讨生活，就得先被它浇一头冷水。”母亲在旁边白了父亲一眼。父亲笑了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翻不了。水泥船翻不了，黄浦江养了多少人，送了多少人进城，它心里有数。”那天晚上，母亲在亭子间给五个远房叔叔打了地铺，他们总算也睡个了安稳觉。我却躺在床上，还想着父亲的话。什么叫知水？什么叫江就是路？十四岁的孩子其实不太想得明白。但我记住了一件事：父亲当年摇着小舢板过来的时候，也是这条江，也是这么大的风浪。他过来了。正芳叔叔他们也过来了。现在轮到我——虽然我只是个瞭望抓蹦的。 第二天，叔叔们又坐65路回了南码头。母亲拽着我的胳膊，没让我跟去。后来我常想，六十年代的黄浦江跟现在真是两个样子。江面上偶尔有客轮货船，外滩对岸的浦东，夜里黑黢黢一片。倒是那些忙碌的拖轮和渡轮来来往往的给江面添了不少动感，天气好时，几只江鸥会跟在船后翻飞那真好看。如今，我坐着游轮航行在黄浦江上，江面波平似镜。那些小拖轮与铁驳子船已近很少见了，十六铺码头拆了，南码头的大粪码头也早已搬迁。江上再也寻不见那种灰扑扑的水泥船了。望着两岸璀璨的灯火，想起当年那条船，想起正芳叔叔不慌不忙摇橹的样子——恍如隔世。可我还是要感谢黄浦江。感谢那一天的潮水没有在最凶险的时候抛弃我们。感谢那次穿越风浪的经历，让我知道了祖辈人如何靠着舟楫在这条江上讨生活，知道了这条江如何滋养两岸的人家，知道了那些粗陋的水泥船、那些沾满粪肥的农事，其实都是这座城市最真实的根脉。黄浦江，还是那条黄浦江。只是江上的人和船，换了一茬又一茬。 公众号开通了留言功能，可以批评指正，如需与我进一步交流，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