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4年的夏初，皖北土地上玉米长到了我的腰间，绿绿的一片又一片，麦穗也开始饱满，由青转成金黄，随风起伏，一浪追着一浪。 淮北平原的风裹着热气、青草气和麦田里农民才能闻到的些许甜味。 村里很安静，偶尔传来铁匠打镰刀的叮当声。 麦熟牵动着人心，而当了四年知青的我，心收得更紧——不是为麦子，是为能否被推荐上大学。 几天前，大队通知推荐一名知青上大学。全大队有十个生产队，十名知青，只有一个名额。消息传来的夜晚，我躺在铺上翻来覆去。四年了，从没有哪一夜像这样，脑子里像窝蜂在嗡。黑暗中，我看见父亲读书的身影，听见他常念叨的话：读书才能有出路。现在，那条路好像就在前方。 大队部是一排土坯房。会议室在最东头。十几个知青等在门外，谁也没说话，却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六月的风从田埂吹来，带着热气，也带走了说话的心情。 老张蹲在墙根，一根接一根抽烟，烟头红光明灭，像焦急的暗号。小陈来回踱步，鞋底踩得碎石子咯吱响。我站在人群后面，手插在裤兜里，手心全是汗。 门是厚实的木门，黑漆起了壳，像老脸上的斑驳。门上的红纸写着“农业学大寨”，纸角翘起，风一吹簌簌响。我盯着那五个字，什么也没看进去，耳朵却竖得像兔子——隔着门板，能隐约听见里面说话声、咳嗽声、搪瓷缸搁在桌上的钝响。 里面有人咳了一声。“各生产队都说说吧。”是大队朱书记的声音。 一阵沉默。然后一个粗嗓门响起：“我们队小王，干活肯下力气，修水渠带头跳进冷水，这精神，该他。” 另一个声音带着计较：“论干活谁不卖力？但这是上大学，得看文化底子。我们队小陈正儿八经高中毕业。” “小陈是不错，只是听说成份……” “成份怎么了？不唯成份论嘛。” “静一静，听我说两句。”是高大队长的声音。他五十多岁，背有点驼，脸像被风吹干的红薯。他平时话不多，但说一不二。四年前他赶着牛车把我们接到生产队。 “我推荐常照。”他说得不紧不慢： “去年我不再兼任生产队长，乡亲们一致推荐他当了队长，让知青当队长，是乡亲们对他的信任和认可”。 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顿了顿，又慢慢地一字一字地说道，好像只说给自己听： “知青们都很好，对他们来说，去上学，人生就这一回”。 “但名额只有一个，咱们就投票决定吧”。 “王建设一票，陈宝国一票，张金发一票，常照两票……” 我攥紧拳头，指甲掐进肉里。心跳得要从嗓子眼蹦出来。我闭了一下眼睛，又睁开——闭上怕听漏，睁开怕错过。眼前只有那扇黑漆漆的木门，像个沉默的判官。 安静了几秒——长得像一辈子。院子里静得能听见灰尘落地。我盯着门缝里透出的一线光，细得像头发丝，却亮得灼眼。 “常照七票，得票最多。大家有没有意见？”朱书记的声音不高不低。 没有声音。 “那就定了，推荐常照。” 门“吱呀”一声开了。那声音我记了一辈子——不是“吱呀”两个字能描述的，那是一声悠长、干涩的呻吟，仿佛很久没有被这么郑重地推开过。门轴转动的瞬间，阳光挤进来，像一把利刃，把昏暗和明亮劈成两个世界。 朱书记站在门口，看了我一眼，说了两个字：“进来。” 那一瞬间，我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阳光漫过屋顶，把土墙照得发亮。墙头的狗尾巴草干枯的穗子微微颤抖，镀了层金边。老张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朝我点了点头。小陈把脸转向墙根，半响没转回来。其他知青站在那里，有朝我微笑，有木然。 我转身走进会议室。土墙上贴着红纸标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桌上搪瓷缸子里的茶已凉，烟灰缸里堆着烟屁股。一束光从窗户透进来，灰尘在光柱里缓缓飘浮，像极细的金粉。我站在那束光里，忽然觉得那些灰尘是活的——它们浮沉了几百年，看着一拨拨人走进来，开会、争吵、决定别人甚至自己的一生。 朱书记把那张写着我名字的纸递过来。那是翻过来用的作业纸，背面还有算术题，我的名字后面画了最多的“正”字。他说：“好好准备，别给咱大队丢人。” 我接过那张纸，手指发抖。对折，揣进上衣口袋，贴着胸口。那张纸很轻，可我觉得比一袋麦子还沉。  人生只有一次，这话人人都可以挂在嘴边。可只有站在命运的门槛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着别人决定你的将来，你才懂得它的分量之重。决定你命运的往往不是自己，是时代，是与你有关联的人，就像加缪说的：人的命运往往不在自己身上，而是在人的四周。 用中国人自己的话，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决定你的命运。 那个初夏的上午，阳光正烈，风从淮北平原吹来，带着麦穗的气息。我跨过那道木门槛，像跨过了一条河。 河的这边，是四年的泥土、汗水和等待；河的那边，是一个我还不甚明了、却再也不同的人生。 又到玉米长高时。 那扇门，那束光，还有那句话“人生只有一次”。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