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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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绿皮火车之缘

时间:2025-12-21来源:原创 作者:林嗣丰 点击:
又到了年底,每到此时总会想起数十年在外漂泊时,到这个时候就想着要回沪探亲的情景,于是就有了与绿皮火车打交道的缘分。 我今年已经75周岁了,在这75年中,有近六十年是与绿皮火车打交道,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个运动初起时,学校通知我

 
  又到了年底,每到此时总会想起数十年在外漂泊时,到这个时候就想着要回沪探亲的情景,于是就有了与绿皮火车打交道的缘分。
  我今年已经75周岁了,在这75年中,有近六十年是与绿皮火车打交道,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个“运动”初起时,学校通知我和另一位同学去金山枫泾镇我们曾经的下乡劳动地,把到那里“发动”老乡闹“革命”的一个同学劝回来。那天一早我们从上海北站出发,第一次坐上绿皮火车,于中午时分才到了枫泾,那位同学各我们打民个时间差,已经“发动”完毕回上海了。慢悠悠的火车使我们未能圆满完成学校交给的任务,却让我与绿皮火车开始了难解难分的缘分。
  两年后,我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8年的8月19日上午,我们挥泪告别家人,随着火车“呜”的一声鸣叫,长长的绿皮火车拉着我们“呼哧呼哧”地向北开去,于傍晚到达南京。
  那时南京长江大桥尚未建造完成,我们乘坐的火车被分成几段,由专用的轮船摆渡过江,到达北岸的浦口。船在江上走,火车随船行,人在车上观风景,只见远处的大桥只剩中间小小的一段尚未合龙。我们就这样在绿皮火车上见证了这一伟大工程即将合龙的壮丽场景。
  
 
到浦口后,火车重新组装,我们又听着火车车轮在铁轨上发出的“咣当咣当”的声响,穿过江淮平原,跨过淮河黄河,由天津折向东,奔驰在东北平原上,在哈尔滨稍作停留后,于第三天早晨到达一个叫“双山”的小站,开始了屯垦戍边的生活。可以说,是绿皮火车载着我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第二年春节,连队批准我回沪探亲,我是和团部生产股的现役军人严股长一起走的。我们从双山上车,到齐齐哈尔转车。到达沈阳时,严股长下车,我便一人完成余下的车程。那时,还没有从齐齐哈尔直达上海的火车,必须要从天津转车才行。在天津转车十分麻烦,需要背着沉重行李在承接从东北方向来旅客的东站再到去向南方的西站间转乘。到了西站,上车前又需要背着沉重的行李在站前广场上转圈,直到累得没有力气了,才被放进车站上车。一路走来,从北国边疆到东海之滨,坐着绿皮火车的硬座,时常要将屁股分配成好几部分,轮换着坐,否则真的难以坚持。再看火车上,过道里全站满了人,上厕所是必须有真功夫的,要小心地在人群缝里找到可落脚的缝隙,轻轻地放下去,慢慢地拔出来;好不容易挪到了厕所门口,发现厕所里也挤满了人。晚上更遭罪,或靠着椅背或伏于小桌,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又要防着自己的行李,几乎是在加倍的疲劳中度过的。到上海后,好几天都觉得还在火车上,白天走路感觉都在摇晃,睡梦中仍然有“咣当咣当”的声响,好像仍在火车上。

 
  后来探亲我们开始改从哈尔滨转车,因为那里有直达上海的56次列车。但这里有聚集了更多的来自黑龙江南北农场、兵团、插队的上海知青,大家都要到此转车回家,于是56次成了著名的“强盗车”,为抢行李架而吵架打架是常有的事。(当然,一旦火车开动,大家又亲如一家了)我们由哈尔滨知青送上车,他们大多是铁路职工子弟,领我们从三棵树车辆段那边直接进站、上车,先把我们的人从车窗里塞进去,再把行李一件件地从窗口递上来,这才保证我们一路有座位可坐。要知道有座位尚且困难,无座的滋味是无法想象的。

 
  后来我到齐齐哈尔上学,绿皮火车也有了从齐齐哈尔直达上海的临时火车,回家也省心了不少。我的两位女同学却上演过惊险的一幕:她们在一小站下车透气,没有听到开车的铃声,等车开动了才发现,急忙跳上踏板。一个走得快上去了。另一个未能进门,只好紧紧拦住车门拉手,拼命敲打窗户。先上去的赶快去找税务员,只才唤来乘务员开了门,让那一个进了车厢,否则后果不敢设想,至今对绿皮火车还心有余悸。毕业后,我分到齐齐哈尔车辆厂中学,这是所属于铁路系统的企业学校,探亲是可享铁路专用的免票待遇,让我们不免自豪。但第一次回家的经历就把我这种自豪感粉碎了。


 
  那是从上海回齐齐哈尔时,我和同伴俩半夜到售票处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好不容易签到了到天津的车。到天津西站后转东站去签票,人家一看是免票,一脸的不高兴——赚不到钱呀,冷冷地回答:“没座!”总不能在天津街头流浪呀,于是我们咬牙签了两张无座票,在广场上转了一大圈后挤了上去,车上都是人,过道里无法插脚,我们两个就在车厢连接处安下了身。还好离开上海时,姐姐给我烧了一大杯子的鸡蛋烧肉,我们俩才度过了这最难熬的路程。
  探亲免票是只好坐硬座的,虽然当时已经开通了从齐齐哈尔直达上海(后来到杭州)列车,可以坐到上海,但两开两夜的坐硬板凳也不是好享受。这时另一位上海朋友出招了。他用消字药水把写在“票别”类中的“探亲”二字消去,然后用他用橡皮刻出的“公出”两字盖上。当然这二字要往边上盖点,以便回来后销票时把这两字撕去。这样,我们就能够持着盖着“公出”二字的免票坐上卧铺了,取得了一路舒适而从来没有出过事的功效。虽然这是投机取巧的事,但那也是在当时的情景下做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谁让那种规定是这样的毫无人性呢?我们终于享受到了绿皮火车卧铺的好处。
  1982年春节,我结婚了,爱人在常州戚墅堰。那年11月,接到大舅哥的电报,说是爱人难产。我急忙向学校领导请假,匆匆登上南下的绿皮火车,那“咣当咣当”的火车声显得那样急迫,催着我的心。到了戚墅堰,我直奔医院。看到爱人已经平安,孩子也好,悬着的心才放下了。后来又看到了孩子,是个女孩,高高的鼻梁小巧的嘴,像我。虽然我家就我一个男孩,但我依然十分喜欢,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嘛!在医院照看了几天后,看她们母子平安,我又惦记起远在千里外更多的孩子——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呀,让人代课总不放心的。我给岳母留了些钱,依依不舍地再次登上绿皮火车。等到放寒假回来时,女儿已经好几个月了。

  1983年底,我接到了调常州的调令,要我年底前必须报到。接到通知时已近年末,我在短短的时间里将各种手续办完,将行李托运后,在学校老师、学生和朋友的送别下,踏上南行的绿皮火车。车还是直达杭州的绿皮火车,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坐的硬卧,一路挟着东北的风雪,枕着“咣当咣当”的响声,带着即将见到爱人和女儿的喜悦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到家后,爱人自然高兴,一家人终于可以团圆了,女儿居然能叫“爸爸”了,虽然自暑假一别又过了好几个月,她仍然认得我。从此我就在这个江南小镇安居下来。
  本想着就此可以与绿皮火车告别了,不想我们之间的缘分未尽,仍然要续写缘分篇章。那就是每年春节回上海家中,火车票还是难抢,要排好长的队。慢慢地,车票渐渐好买起来,再也不用去抢了。再后来火车提速了,车次多了,更不用去抢票了,在我们戚墅堰的小小车站就可直接登车了。
  我所在的学校也是铁路企业所属的厂办学校,为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子弟中学。工厂是“8•13”日本人侵占上海后从上海吴淞搬迁过来的,为京沪线上著名的“龙头厂”,建造和修理火车头的。铁路第一第二次提速,用的就是戚墅堰工厂制造的东风系列内燃机车。虽然是提速了,但车头车厢仍然是绿皮的。因为工厂属于铁道部,所以出行同样可以用免票,而且管理上比我在齐齐哈尔时人性化,可以开定期免票,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延续与绿皮车的情缘。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受学校委托,去东北师大招老师。那时我已经是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享受红色免票,可以乘软卧。于是我一路从常州到沈阳躺在软软的卧铺上,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再也没有当年拼硬座、挤过道、站车厢连接处的窘况,幸福感满满的。而乘短途车就更方便了,上了车便往一等车厢走,随便找个座位就可以,只要把红色免票向乘务员亮一下,就没人来赶你了。
  2008年冬,我去上海看望正在住院的姐夫和妹夫,不料半途下起大雪来,车被阻在无锡车站,原来大雪铺满铁轨,沿途通讯线路又被大雪压坏,为了保证旅客的安全,列车就只好停下等待了。这是我首次坐绿皮车遇到的因气候原因停车的情况,即使在气温常常零下三四十度的东北也没遇到过。这可能是纷飞的大雪是要给我这只南飞雁以提醒,别忘了曾经养育过我的北大荒。
  其实,在我的心里一直有着给予我锤炼的北大荒那块土地。1992年,我任学校办公室主任时,就趁铁路系统在齐齐哈尔铁路一中召开校长、主任会议期间回了一趟齐齐哈尔,专门到我原来任教的车辆厂二中看望了老同事老朋友。来回乘的都是没有提速的绿皮车,临走时,东道主齐齐哈尔铁一中除了把我们送上卧铺,还送了我们一箱北大荒酒。

 
  2008年下乡四十周年,2018年下乡五十周年,我们组织知青们回农场(兵团),在多种方案中依旧选择乘坐绿皮车。即使是2018年那次,虽然已经有了更加现代化的动车、高铁和飞机,我们仍然选择绿皮车,因为它寄托着曾经的我们与之的情分,寄托着我们在黑土地上的喜怒哀乐和在绿皮车上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故事。我们在车上唱歌,小酌,畅谈,寻找窗外熟悉又陌生的一个个地名和景色,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抢行李架、挤过道、站车厢连接处的日子,仿佛青春又回到了身上。
  五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现在出行不要太方便,动车、高铁、私家车乃至飞机,但我还是想着绿皮火车,想着它与我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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