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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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烙印

时间:2024-08-11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李金年 点击:
1969年4月28日,我乘上专列,加入奔赴黑龙江插队落户的知青大军。远离了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喧闹,告别了昔日放荡不羁的小兄弟,在外三道沟宁静的黑土地上,迈开了我青春的步伐。虽然历经磨难,但同时也书写了我的人生,完完整整记载了:务农、上调、求学入党、

 
1969年4月28日,我乘上专列,加入奔赴黑龙江插队落户的知青大军。远离了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喧闹,告别了昔日放荡不羁的小兄弟,在外三道沟宁静的黑土地上,迈开了我青春的步伐。虽然历经磨难,但同时也书写了我的人生,完完整整记载了:务农、上调、求学入党、调回上海的成长“四部曲”的艰辛历程。
一、务农——在外三道沟
我是1966届初中生,家中我最小,父母比较宠爱。1968年,学校安排我去崇明农场,我没去,后来“一片红”。本来我准备和一些朋友一起去云南下乡,但听说云南的气候不适应,饮食不习惯,交通也不方便。听了学校老师和家中亲属的介绍和劝告,决定到黑龙江插队落户。
黑龙江边的外三道沟村
初到外三道沟,开始插队生涯,很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尤其是上海不少小兄弟们,分布在黑河沿江一带各个大队,我昔日在上海称王称霸时的绰号“排骨”,在这里又重新响起,一度成为沿江一带的“闻人”,成为当时后进青年的标杆人物。正当自我陶醉不思自拔时,一九六九年底,也就是到外三道沟后8个月左右,“同党”好兄弟突然被公安拘留,我又因身患“阑尾炎”住进黑河医院手术治疗。我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只有同室兄弟卢宝祥陪伴着,照顾着我。我不感到伤痛,不感到孤单,因为我骨子里不屈不挠,永不服输的傲气在强烈地驱动我:既然已来到这块黑土地,一定要活出个男子汉的人样,实实在在干一番事业来。在短短的几天病房生活中,我与卢宝祥不约而同地下了决心,一定要成为知青中的佼佼者。
回队以后,我安心了,也安静了。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务农的现实生活中,好胜争强的性格使我很快成为大田农活中一个强者。我挥舞着大钐刀,一片片稻谷趴倒在我的脚下,连老乡也赶不上我;我甩起皮鞭驾驭着马车疾驰,引来阵阵叫好声。我内心得到了满足,我享受了人间正道的无穷乐趣,自然我很快成了知青、老乡公认的生产好手,博得了大家的好评
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在二年多的外三道沟务农生活中不仅成了生产能手的标杆,而且赢得了终身伴侣的甜蜜爱情。
二、民工——在大罕公路
一九七一年队里派我参加修筑大罕公路,担任连队施工员,负责每天开工前的测量定位和质量监督。修建大罕公路的艰辛,不少知青都在回忆中详细记载,但对我来说最难忘的是将我从所在的四连调入八连的趣事。
大罕公路,东起黑龙江省嫩江县的大岭,西至爱辉县腹部的罕达气乡,全长112公里。1970年春天,近千名来自爱辉县各个公社的上海知青和带队干部投身到这项战备工程中。那段艰难的岁月,深深地刻在他们的记忆中。图为大罕公路0公里入口处
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每年各生产大队都要派青壮劳力修建国防公路、桥梁和水坝等,上海知青自然成了公派的“主力军”。大罕公路也不例外,修筑工地沿线几乎成了黑河地区的“小上海”,基本都是讲着“阿拉上海人”的天下。由于各连队都是以派出公社或大队为单位组建,工地虽然处于半军事化管理,但因为都是临时抽派,又在深山老林,上海知青中的打架斗殴、不服管理、酗酒闹事经常发生。唯有我们外三道沟大队犹如“世外桃源”,紧密抱团同甘共苦,按时完成工地指派的任务,没有受到外界的任何干扰,因为打架的都知道外三道沟的知青和老乡不能惹。
 
虽然,我担任连队施工员,但仍坚持和大家一起卖力干活,内心只有一个心愿:超前完成,提前回队。没想到有一天工地领导找上了我,要调派我去由西岗子公社组建的八连担任施工员,并明确告之不仅负责施工测量定位和质量监管,而且还要负责对八连上海知青的管理。我二话不说,扛着行李去了八连。
八连在大罕公路是有一定“名气”的,有那么几个“闻人”以打架闹事不服管理而著称。派我这块“排骨”去能震住他们吗?不少人都很担心,怕我又要大打出手硬上。当我扛着行李走进八连的帐篷,满屋的酒味,满地的酒瓶,还有好几个正在酣睡的知青。我什么也不说,一个一个拎着耳朵叫醒。当他们迷迷糊糊醒来,一看我大驾光临,个个起床,又是递烟,又是要准备酒菜激动不已。此刻我摆出了老大哥的架势,对着他们吼道:“赶快穿衣服,跟我走。”他们以为又有什么“好事”降临,个个迅速穿好衣服跟我走出帐篷,来到了他们的工地上,这下子炸锅了。打过招呼之后,我平静地问他们:“兄弟这次调来八连担任施工员,大家给不给面子?”
“给”!我在八连几个朋友(当然也是首要“闻人”),异口同声叫嚷着。
有了这句话,够了!那个年代在这个遥远的地方,我们上海知青的情和义超过了一切,至今仍难以忘记的留恋!
 
八连的干劲上去了,八连的“导弹”(捣蛋)消失了,一个抱团的八连,一个争上的八连在大罕公路上声名鹊起。但却苦了我,每天总要比他们早起,像赶鸭子似地将他们从床上赶下。拿把自制的凳子坐在帐篷门口,点着数看着他们一个个出去上工,当然免不了还要跟几个与我玩“猫捉老鼠”的兄弟们来一番斗智斗勇。
如果说在外三道沟务农的知青生活,让我尝到了平静生活的乐趣,那么大罕公路八连的工地生活,让我享受了“正能量”尽情发挥的乐趣。
在农村时还曾有个小插曲。有一次,我、卢宝祥、还有一个知青,从爱辉回来,我戴了一顶解放军的大檐帽,卢宝祥戴了一顶海员的大檐帽,在路上被边防军和民兵拦下,以为是苏联特务过来了,后来查清楚是上海知青,就放了我们。
在农村我先后待了7年,1976年6月5日,我有机会离开外三道沟,招工到黑河航运局。以后又经历了求学、入党、返沪。
每当回顾往事,我深深感到那七年的农村生活才是我人生的真正起点。
 (晓歌 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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