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着公路往昆明方向行驶。爬上一坡顶后，前方豁然开朗，就像是垭口，这个关口，就是名符其实的通关。遥远的记忆中，每次回上海，途中总会在路边的旅馆住宿一晚。老街上寥寥可数的几十间房屋，谈不上是条街。 到通关休息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在大队干部的带领下，我们徒步在杳无人烟的小路上，朝文胜大队走去。覆盖着草丛的林间小路异常寂静，偶尔会听到鸟鸣。老杨告诉我，在草丛里行走，手里要拿一根竹棍，不断地拨动前面的乱草，让潜伏其中的蛇尽快游走。“打草惊蛇”，这个在学校学过的成语，在这条小路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我感叹，中国丰富的文字，来自于民间的实践！ 走了一天，有些疲惫。我早早栖息在大队部的茅草房里，明天还要赶往壮山生产队。第二天清晨，住在隔壁的年轻女同事李雯，唤醒了我，原来她要上厕所。山里的厕所特简单，两块木板，中间一条空隙，就算是厕所了。我跟着她来到屋后的小坡上，不禁哑然失笑。两条狗，两头小猪，排成一列蹲在山坡上，眼晴直勾勾地盯着厕所，吓得李雯不敢用厕。我拿了根棍子，横在它们的面前。等李雯上好了厕，我把棍子抬起，四个小家伙猛冲上去，呼啦啦地把人的渣渣一扫而光。狗改不了吃屎的习惯。云南的猪也怪，也爱吃这渣渣。 早上匆匆吃了些稀饭，我就一个人在林间小路上往壮山生产队行走。那时，不懂得害怕，可是走着走着，我迷路了。脚下一滑，整个人摔了下去，胸口紧贴着乱树枝，感觉剧烈疼痛，掀开衣服一看，胸口被树枝划了一道长长的血印。我大声呼喊，山林里只有我叫唤的回音。我想起老杨曾经说过，迷路时要朝山顶上走，这样才能看得见路。我按照老杨的经验之谈，气喘吁吁地爬上山顶，真的看到了路。一路上自怨，命运怎么这么捉弄人啊！ 转了几个山坡，我终于来到了壮山生产队。这是一个“卡多”族的寨子，据说卡多族是哈尼族的分支，我从未考证过。说是寨子，其实也不像，十几间茅屋，分别坐落在各个山包上，每家相距几十公尺。早上叫出工，要朝着各个山坡大声地叫喊，我听不懂喊什么。傍晚喊收工，我学会了，叫“哈米妈弟啦”。 我也下田劳动，每天都盼着早些收工。晚上要评工分。漆黑的夜晚，只见各山坡上点燃的松明枝火把，朝着我住的会计家移动过来。大家的火把堆在一起，形成熊熊的篝火。火光忽闪忽闪，照映在人们古铜色的脸上，每个人的嘴里都含着一根烟枪。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只能静静地听他们七嘴八舌的争论。这山里的寨子，自解放以来，工作队只来过三次。他们在这闭锁的大山里，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我住在会计家，会计是这里唯一会说汉话的人。他家有九个孩子，其老婆在生第九个孩子时，因严重感染而去世。山里的农民，没事就生孩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里不起作用。我在他家吃住，还能在生硬的苞谷饭里，找到几粒大米。记得刚到他家的那天，他请我吃野菜（民锅草）煮饭。由于赶路饥饿了一天，野菜饭又特香，我狼吞虎咽了一大碗，可是过了半小时，一阵胃痛，把吃下去的菜饭全部吐了出来。 会计将相对整洁的小屋给我住。屋內有并排的两张床，是用泥砖砌起来的。刚到的第一天晚上，我把包放在枕边，点燃了蜡烛，听着远处的狗叫声，显得格外孤单。突然门外有个姑娘叫我：“阿叔，能帮我写封信吗？”那时我才二十五岁，叫我叔，我有这么老吗？进山前听大队干部说过，前两次工作队进壮山，都是红旗进去白旗出来的。当时，我觉得里面有故事，但又无法推辞，只好硬着头皮进来了。 展开信纸，她说我写。其内容无非是：远方的阿哥，我想你什么的······。这些话，似乎是在对着我说······ 写完信，姑娘就不走了。她脱去外衣，露出贴身的肚兜，在我对面的床上睡下了。我走出小屋，会计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坐在屋外的门沿上，眼前漆黑一片，沒有一丝月光。我有些睡意，又回到自己的床上半躺半坐着，望着旁边发出轻微鼾声的姑娘，我还是不敢唾觉。在一闪一闪的蜡烛光中，我接连不断地抽烟，支撑着我困倦的身躯，就这样熬了一整夜。远处传来报晓的公鸡鸣啼声，我终于熬过了那紧张的夜晚。 一个月后，我离开了壮山生产队。轻雾缭绕的小村寨依然美丽，我对卡多人的风俗了解甚少。庆幸的是，我沒有扛着白旗离开，留下的是一段难以忘却的人生经历。 原标题为《我没有扛着白旗下山》晓歌编辑(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