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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年前，我曾在安徽淮北农村插队六年半，期间当过两年民办教师。从1973年4、5月起，我成了十里学校的民办教师，直至1975年5月，我病退回沪，整整两年时间。十里学校设在单圩大队与十里大队的交界处，校址属十里大队，所以称十里学校。学生主要来自单圩与十里两个大队的农家子弟。学校1972年招了一个初中班，共有十五名学生，成了所谓的戴帽小学，十里小学也改成了十里学校。我既是该班的班主任，又负责数理化教学工作。 十里学校既无围墙，也无校门，这当然不是因为理念领先，而是因为实在是太穷了。学校有两排坐北朝南的房，倒是青砖到顶，蛮气派的，两排房中间是个园子，西边是操场，有一副篮球架，东边是一条路，南通瓦疃，北连湖沟。靠路旁坐东朝西，有三间又矮又旧的老屋，是泥墙草顶，权当教师宿舍，南屋住许老师，北屋便成了我的寝室，中间则是厨房，有土灶、风箱、水缸等物件。 学校老师大多是十里与单圩大队的初高中毕业生，田明华是校长，吴友胜是教导主任，他们分别住在瓦疃与路庙，许明理是宿县芦岭人，他们三位是正式教师，均毕业于师范学校，其他的均是代课老师，享受公社教委每个月数元的补贴，生产队以壮劳力记工分，年终分口粮与柴火。学校也有几亩地，种些黄豆与小麦，收获后学校可用来接待个人、会个餐什么的。 我接手这个十里学校唯一的初中班，已是初中二年级了，我虽然是1967届高中生，实际上高中只读了两年，要我承担初中年级的数理化教学工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到底是半路出家，没经过正规的师范培训，也没有丝毫的教学经验，心里还是没有底，只有先干起来再说。我四处投书，寻找老教材与教学参考书，还好我亲属中教师较多，这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当时是在文革期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就在晚上点着煤油灯读书、读教材进行恶补，并试着结合当地实际，编写教材教案，出测验练习题，批改作业。乡村学校无理化实验条件，教授物理化学，只能结合农村的化肥农药、柴油发电机、电影放映、有线广播小喇叭等平时学生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来讲授定理定律、原理概念与公式。 由于天高皇帝远，文革对农村教育与师道尊严的冲击远逊于城市。我在办公室里，经常能看到当地的农户，恳求老师对自己的小孩严加管教，该骂则骂，该打就打。尤其好玩的是，有的学生比老师辈份高，我经常会听到某老师先叫一声：俺二叔唉!然后再批评这位二叔上课不认真听讲或没准时交作业等等。 我除了教初中班的数理化外，还兼了小学高年级的体育课。不论城乡，青少年的本性都是喜欢运动的，我从小也喜欢运动，样样运动多有涉及，我特别喜欢打篮球，所以要我兼教体育，倒是得心应手。从广播操列队操练，到篮球运球、定点跳投、三步上篮，再到跳绳拔河玩游戏，校园里一片龙腾虎跃、热气腾腾的景象。 学校的篮球场也吸引了附近大队下放的知青，而他们出神入化的传球、精准的投篮、矫健灵活的身影也吸引学校师生的眼球。偶尔，学校师生会和下放知青组队比赛，每当这时，我这个身兼下放知青与学校老师的人，只能吹哨当起裁判，为显公允。虽然啦啦队一边倒，为学校师生队喝采，但结果是毫无悬念的，总是下放知青队取胜。此情此景，总会勾起我对母校的思念。 我也曾经临时代过一二年级的音乐课，那是最令我头痛、甚至胆寒的事。设想一下吧，满满一课堂，约有五、六十位、年仅六七岁的小娃娃，或坐或站或蹲在用泥垒起的课桌前后，这里二三个扯打起来，那里在泥地上打滚玩耍，有的对着墙根小起便来，大呼小叫，一片混乱，我的头立马变大，只能去搬救兵，才勉强把这堂课代完。   两年的代课教师，除了上课外，我也和男同学一起打篮球，有时女同学也会来帮我拉个风箱，烧个火什么的，也有学生从家里菜地捎些豆角蔬菜，给我与许老师尝鲜。农村的孩子很懂事，对老师也很尊重，老师之间关系很融洽，两年民办教师的工作与生活，还是比较愉快的。 学生毕业了，我病退回沪的申请也批下来了。老乡们把我的大樟木箱，装上平板车，我在浍诃的渡船边，与送行的学生告别，祝愿他们学业有成，有所作为。浍河上原来是有桥的，但早被大水冲毁了，成了断桥。2002年，我们回队，这里已建成坚固的水泥大桥，老乡们赶了十里路，冒雨在桥头迎候。2014年，我们再次回队，已是老师的刘金霞告诉我，当年浍河话别后，她们几个小女生抱头痛哭，两年的师生情呀!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作者简介：高小峻，男，1948年出生，上海市静安区京西中学67届高中毕业。1969年1月23日赴安徽省宿县专区固镇县湖沟公社单圩大队陶庄生产队插队，1975年5月病退回沪。1978年考入上海工业大学分校，就读工业企业管理专业。1983年2月，分配至上海七0四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曾任所管理委员会成员，所法律顾问，工厂副厂长与顾问等职。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民盟普陀区委副主委，普陀区政协七届委员、八届常委，上海市政协八、九、十届委员.）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