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1904） 【导读】在一个世纪前，在新思与旧学、传统与现代、坚守与开放之间， 张元济这位胸怀“智民之志”并一生身体力行、其事业至今影响国人的知识分子，其所历与声音值得我们重温和倾听。 今年(编者按：2017年)是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也是其投诸毕生心血的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当媒体不断出现“张元济”这个名字时，很多人不免发问：张元济是谁？ 是的，这个名字对多数人，尤其年轻人而言较为陌生，但这名字背后的分量从未因时光磨损——他是现代小学课本最早的编纂者、是令中国有辞书的人、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中一面引进西学一面整理国故的以教育和出版谋求救国者。 在一个世纪前，在新思与旧学、传统与现代、坚守与开放之间， 这位胸怀“智民之志”并一生身体力行、其事 业至今影响国人的知识分子，其所历与声音值得我们重温和倾听。 1936年6月，蔡元培、胡适、王云五曾为给一个人过生日而联名向学术界发出启事，请大家各就研究心得撰写专论，献给一位“学者与学术界功臣”，作其70岁生日的一点寿礼。 “我们觉得像张先生这样的人，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为社会努力，为学术努力，我们应该有一种敬礼的表示。” 他们在启事中写道：“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他兼有学者和事业家的特长。他早年就敝屣虚荣，致力文化业，服劳工所不能服的劳，不计成败，不顾毁誉。三十余年如一日，所以能把一个小印刷店提到全国第一个出版社的地位。” 这里的“小印刷店”指商务印书馆，“张先生”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出版第一人”的出版家、教育家、文献学家张元济。 就这样，1937年初，集结当时一批最优秀学者如胡适、蔡元培、王云五、唐钺、张东荪、孟森、马衡、朱希祖等几十篇珍贵论文的纪念论文集印成出版，其内容涵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成了20世纪30年代学界的一次集体展示。 在其长达93年的生涯中，张元济当过官、办过学、从过商，历经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目睹或参与了戊戌变法以来近代中国的所有重大变迁，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五位“中国第一号人物”并颇受看重。 一度，从政界到学界，当世每位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与他有直接、间接的联系。  但张元济终其一生都是个务实低调、甘居幕后甚至自退边缘之人。 中国传统文人所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向来只重前二，并在此追求中，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影响深远的出版救国之路。 1946年夏，在学术界那次颇动声势的祝寿活动过去十年后，上海《新闻报》记者拜访张元济，请他就几个问题发表感想。  1898年，是戊戌年。这年的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13日，大臣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向皇帝破格举荐五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光绪遂于三日后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 此时，张元济31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光绪平时所读西学新书多由他选购、凑集。与康有为等不同，虽同为维新派，张元济趋新却不激进，倾向于有秩序、少流血的政治演变。 几年前，他踏入仕途不久就遭甲午战败，受此刺激攻读英文，报考总理衙门章京，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继而又创设通艺学堂，在年轻官吏、官绅子弟中培植精通外语、学贯中西的人才，期间，与严复开始交往。 “吾辈今日做事但求有益于人，一己之身名可勿爱惜。”张元济不乏血性与勇气，只是比起推动皇帝进行上层政治变革，他更看重对普通官员的思想启蒙。 在给好友的信里，他说：“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 变法中，张元济曾上折奏请变官制、废科举、重商权、消满汉界限，“振已废之人心，扶将衰之国运”，但他私下对变法前途并不看好。 他劝康有为不要操之过急，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在光绪帝废八股后建议他回南方办学堂，“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康有为自然不肯听取，认为事情一定要“往前进”。 9月21日，张元济带通艺学堂学子去使馆拜访来华日本前首相、明治维新“总设计师”伊藤博文，伊藤颇含意味地对他们说：“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拜访结束，当他们走出日本使馆，旋即听闻慈禧发动政变，宣布垂帘听政。 光绪被囚、康梁奔逃、六君子遇难……忙着办学堂的“边缘人物”张元济受到的处分是“革职永不叙用”。李鸿章赏识他能办实事，将他推荐给在上海办南洋公学的盛宣怀，于是，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张元济离京南下。 晚年，张元济镌有一枚图章，刻着“戊戌党锢孑遗”。彼时，他已是唯一在世的戊戌党人。1898年的风云激荡是他人生早期最重要的节点，而在这年前后，告别传统仕途、前往民间探寻新救亡图强道路的知识分子还有两人颇值一提：清末状元张謇和翰林院编修蔡元培。 从培植人才到“勿存培植人才之见”的教育者：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 南洋公学是今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创始人盛宣怀是洋务运动重要人物。张元济到上海后，负责主持公学译书院，并短暂代任过总理一职，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出版社社长和大学校长。 在张元济主持下，短短数年，南洋公学的译书方向从兵书转向以政治、经济、法律等社科书籍为主，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严复所译的亚当•斯密经典《原富》。 在南洋公学，张元济接触的西方教育理论加上多年实践中的所见所思，使他的教育理念发生巨变。如果说，办通艺学堂时，他热衷于在基层官员里培养推行新政的英才，此时，他的目标已有根本转移。 “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万之一耳。”在一封给盛宣怀的信中，他急切地写道：“今设学堂者，动曰造就人才。元济则以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能稍稍明白耳。” 他慨叹世界各国已由“力争”转为“智争”，智争之世须集“全国之人之智”，但意识到这点的有几人呢?“嗟乎，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 1902年，张元济应杂志约稿写下《答友人问学堂事书》，这篇文章标志着他教育理念的成熟，在百余年后的今天读来也颇富卓见。 例如，文中提出的教育见解，第一条“勿存培植人才之见”，认为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都应在教育之列。如果轻视民智，只顾培育精英，结果民众“国之危亡非所问，种之衰灭非所计”，那么虽有善政，行且见恶，办铁路会被认为有碍风水，废书院会被指责绝寒士生路。 第二条“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强调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要明白各国教育各有独立之道，不可强同，办学“必学为中国人，不学为外国人”“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 把普及教育视为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存亡的关键，并将此重任自觉担负，高等学府南洋公学已不足以张元济施展。1902年，当一家“小印刷店”的创始人夏瑞芳竭诚邀其加入主持编译事务，二人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后，张元济向南洋公学辞职。 “科举出身，历任京职。罢官后侨居上海，入教育界。旋入商务印书馆，为商。”在一份1952年的履历表中，张元济这样简述自己的经历。但在1902年，他的选择几乎惊世骇俗。按旧时士农工商的划分，他是从四民之首自发退居四民之末。 南洋公学时期，张元济曾聘蔡元培来校任教，期间二人同住校内，常彻夜长谈。他们都抱持教育救国的理想，只是蔡元培说“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后毕生致力于办大学；张元济说办学“必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投身出版界。两人主政下的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被后世誉为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奠定了中国近代文化的新格局。 张、蔡二人曾于1917年争聘吴稚晖、汪精卫，从张元济致蔡元培的“抢人”信中，可以看到他投身出版界的动力：“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 胸怀智民之志的出版者：编新书、译西学、喜新厌旧 从1902年入馆到1926年退休，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的一举一动无不着力于普及国民教育，这包括新式教材的编纂、各类工具书的出版和大力引进西学名著。 编教科书是他入馆伊始的主抓要事。当时清廷试行教育改革、兴新式学堂，市面上却没有新式教材，张元济组织蔡元培、蒋维乔、高梦旦、杜亚泉等一流学者全力编写小学课本，这套《最新教科书》一经出版，迅即“垄断”全国市场。 1904年，当朝廷有意重新启用张元济，他写信辞谢，认为给小学生编课本比在官场空谈更高一筹，“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 1908年启动、1915年出版的《辞源》首提“辞书”概念，开创中国现代工具书先河。主编陆尔奎认为国无辞书就无文化可言，时代已变，中国人不能只有一本《康熙字典》。张元济设辞典部请其主持，投入全馆1/4的资本并亲自参与编纂，“编辑者数十人，历时七八载。四百万字，三千余页，得此一书，胜他万卷。”《辞源》成书后，陆尔奎积劳成疾，双目失明，从此不复论学。 引进西学、传播新知方面，商务的贡献更是人所皆知。张元济将当时最负盛名的翻译家严复、林纾网罗门下，以《天演论》为代表的“严译八种”和以《茶花女遗事》为代表的林译小说影响极为深远。“高等学术之书，他家不能出的本馆多出。”商务的这一情结与传统，于现在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上仍有鲜明体现。 20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 今天，在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进门可见墙上挂着两组照片，一组“我们的作者”——胡适、郭沫若、老舍、冰心、冯友兰、钱穆、费孝通、钱钟书、吕叔湘、许国璋等；一组“我们的员工”——陈云、胡愈之、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周建人、竺可桢、陈翰伯等。 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时期步入辉煌，各方知识分子如滚雪球般陆续汇集，许多人都是后来各领域的顶尖人物。商务的资本也从创办时的3750银元发展到1922年的500万元，成为一个拥有出版社、印刷厂、图书馆、电影厂、玩具厂、幼儿园、学校等系列文教机构的出版帝国。 私人信件中，张元济多次阐述自己的喜新厌旧主义，认为商务发展至此离不开这种主义，即凡有新知识之人，不分年龄、相识与否，都应尽力罗致、推陈出新。 但他反对高级职员子弟进公司，曾拒绝儿子加入商务的请求，也拒绝让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印刷所所长鲍咸昌的儿子进印刷所，说愿与鲍一起“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 1926年，60岁的张元济把喜新厌旧主义用在了自己身上，在终身制很普遍的年代，主动要求从商务退休，不再直接管理业务。 “一•二八”事变中被炸毁的商务印书馆 一己之力可以抵国的国故整理者：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为应尽之 1932年1月28日深夜，一•二八事变爆发。在轰炸了上海北火车站后，第二天，日军出动6架飞机，向闸北区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投下炸弹，整个商务于火海中化为废墟，仅存一栋藏版房。2月1日，日本浪人又混入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图书馆纵火焚书，张元济一手操持、搜罗的46万册藏书，包括古籍善本3700多种、35000多册，全部被焚。 老商务人记得，那几天上海东北风吹得紧，闸北的纸灰吹到沪西上空，一片又一片地落入张元济居所的院子。当他们赶去张家探望，66岁的老人已哽咽到说不出话，“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 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盐泽幸一后来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但是，就在事件发生后不到两周，张元济已于回复胡适的信中宣称商务印书馆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他重返商务，与时任总经理王云五并肩投入复兴事务，每天工作十来个小时，直至8月商务印书馆重新开业。 1932年的这场浩劫，最令张元济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五层楼的书籍“片纸不存”。这些书是他数十年遍寻藏家、倾囊书坊甚至花甲之年远赴海外拍摄、影印，历经百般周折、千般辛苦一本本搜罗到的。 他曾数次在书信文字中哀恸动荡年间古籍的命运，说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历代之艺文志，其书之存于今者有几?……而犹诩诩然夸于世界曰我四千年之文明古国也。能不羞乎!?能不羞乎!?” 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也令他十分反感，在给藏书家傅增湘的信里，他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 张元济“保存吾国文明”的方式正是整理、编校古籍，办图书馆向公众开放，并把最好的本子用最好的技术影印出版，让这些书化身千百，分享众人。 他用二十年校勘的《四部丛刊》集合经史子集五百余种，分装3100多册；《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各史最好的本子为底本，如百衲衣般参照不同版本补缀残缺，全书3301卷，分装820册。“一•二八”的轰炸曾致该书照片底版全部被毁，张元济在商务重新开业后，一切从头再来，终于1937年完成这项浩大工程。 一个人、一家公司，做了过去举国之财力方能完成的事业，用周汝昌先生的话，张元济“一人之力，可以抵国”。 《四部丛刊》 已近百龄之躯仍编纂不辍：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有大自信的人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商务印书馆将工厂迁入租界，于“孤岛”内坚持出版。时局愈发困难，王云五率主要行政力量辗转香港，张元济留守上海，商务印书馆勉强支撑到1941年末日军侵入租界——书籍被抄、器具被毁，就连仓库里的铅字都遭劫掠。 张元济的生计也陷入困顿，开始卖字为生。但接踵砸来的重击下，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显示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张元济的孙子、《张元济全集》编者张人凤觉得，这或许是因为他常年沉浸史书，对中国数千年的兴衰沉浮了然于胸，并从中获取了一种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信心。 1937年5月，结束《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工作后，张元济环顾险恶局势、痛愤故人的投敌卖国，从《左传》《史记》《战国策》中择取八则故事、十余人物，以半页文言原文、半页白话释文的方式编了本小学生也能看懂的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 《中华民族的人格》 他在作者自白中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和“杀身成仁”是体现中华民族品格的名言，而良心上觉得应该做的，照着去做，这就是“仁”。他说书里列举的程婴、子路、荆轲、田横等不是演义弹词里装点出来的，但都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这些人都生在两千多年以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此书被一版再版，在日占区则被列为禁书。 张元济一直都是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有大自信的人，这是一种心怀历史又放眼世界后的信心。无论做教育还是做出版，在他的事业中，都能看到新旧中西并行不悖、融会贯通的脉络。 他对西方好的地方很清楚，早在1910年，就用近一年时间环球旅行，深入考察英、德、法、比、意、美等14国，而论及引进西学的功劳，他是数一数二的人。 但他反对妄自尊大，也反对全盘西化。1935年，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近700位文教界人士联名签署的提倡“汉字拉丁化”的文件，他是不曾签名的。 1937年，张元济更对自己与同仁们几十年提倡新教育的主张做了反思，说自己良心上受着严重谴责，“怎样的主张?就是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唯以外国学术为尚，而于己国所以律身行己之道毫不措意。” “就像他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中说的‘必学为中国人，不学为外国人’，他认为中国文化有自己的脊梁骨，主张拿西方好的东西来丰富、而不是取代中华文化，这是他的文化观。”张人凤说。 “凡鸟固不可与伍，而择木亦不可不慎。”戊戌政变以来，张元济一直与政治谨慎保持距离。他多次拒绝清政府对他重新启用的提议，也拒绝过民国二年熊希龄(时任国务总理)请他出任教育总长的职位，认定要以出版扶助教育以启民智之后，就在这条路上埋头前行，再不回头。 1949年，几经推辞后，张元济接受邀请，北上参加新中国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文化界友人会晤，并出席开国大典。 年底，在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上，操劳多日的张元济突因中风跌倒，自此偏瘫卧床。 此后，他在床上借一张小矮桌、一盏台灯，在顾廷龙(古籍版本专家)帮助下，把早年写成的《涵芬楼烬余书录》校理定稿，将东方图书馆被毁时，因存于银行保险柜幸免于难的574种善本进行编目。  年近90岁时，他为自己写好了挽联：“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近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这般新世界，恨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亲见太平来。” 1959年8月14日，93岁的张元济病逝于上海。 以商务印书馆馆歌《千丈之松》中张元济先生的三行诗句结束本文对张先生一生的回顾：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 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之龙。言满天下兮百龄之躬! (此文的写作主要基于对张人凤先生的采访及其编辑的《张元济全集》，并参考以下资料——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张树年：《张元济往事》；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周武：《天留一老试艰难——抗战胜利后的张元济》)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