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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眼中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时间:2024-01-29来源:文汇报 作者:蒋杰 点击:
埃德加斯诺著《远东前线》 埃德加斯诺著《远东前线》 上海街头(油画)张充仁 作于一九三九年,中国美术馆 藏 蒋杰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不宣而战,突袭闸北,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就此打响。此时年仅27岁的斯诺正在上海,由此成为事变的一名亲历者。在三十余
埃德加·斯诺著《远东前线》
埃德加·斯诺著《远东前线》

 
上海街头(油画)张充仁 作于一九三九年,中国美术馆 藏
 
       蒋杰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不宣而战,突袭闸北,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就此打响。此时年仅27岁的斯诺正在上海,由此成为事变的一名亲历者。在三十余日的交战中,他凭借外国记者的身份,进行了大量实地采访,完整详实地记录了所见所闻,并在一年之后推出了《远东前线》(Far Eastern Front)一书。他亲眼目睹了日军与日本浪人的种种暴行,更见证了中国军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与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
      
       一、与蔡廷锴的两次对话
      
       1月29日午后,斯诺匆匆赶往真如采访正在指挥部队作战的蔡廷锴。在那间被当作战地指挥所的简易小茅屋内,他第一次见到这位十九路军的指挥官。斯诺眼前的蔡廷锴,一副广东人长相,强健而干练:
      
       身高六英尺,肤色黝黑、其貌不扬,年过四十但看上去像三十岁上下。虽然身经百战,却只穿着没有勋章配饰的普通橄榄色军服。厚嘴唇、大嘴、鼻子宽大而扁平。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双又长又直的手。一对栗色眼睛充满活力、智慧和警惕。
      
       两人的第一次对话大致谈了三个问题:战事起因、十九路军的态度以及他们与外国人的关系。
      
       谈到起因,蔡廷锴愤慨地说:“他(盐泽幸一)提出的最后通牒,我们的市长都无条件接受了。可他在昨夜11点25分又提出第二道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撤离华界,他们要在半夜12点进行占领。通知这么急,即使我们想撤退也来不及。至于成千上万正在家中熟睡的中国平民,他们更不可能得到了什么警报!”他接着说,十九路军原本要在29号上午撤退,南京已经下达了命令。在日方接受了市长的答复之后,部队已经开始拆除街头的防御工事,而且昨晚已经从闸北前线撤回了警戒人员,原本打算在今早完成全部撤军。昨夜12点差10分的时候,日军开始袭击我们,率先还击的是闸北的宪兵,而不是士兵。直到凌晨,他才得知盐泽的第二道最后通牒。
      
       “十九路军是否考虑撤退?”斯诺接着问。
      
       “当然不!我们为什么要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战争又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也不想打仗。日本人可以随时撤离中国,这样战争就结束了。……我们不打算求助国联,我们要自己来打这场仗。”蔡廷锴斩钉截铁地回答。
      
       在谈及与外国人的关系时,蔡廷锴请斯诺给租界内的外国军队传话:“我们无意进入租界,或伤害任何外国人。当然,所有外国军队,包括美国军队在内,都没有权利驻扎在上海租界。但我们相信,他们只是想要保护侨民,不会攻击我们。”
      
       21天后,新任日军指挥官植田谦吉,再次送来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军在48小时内后撤20公里。为此,斯诺第二次前往真如采访蔡廷锴。他的答复很简单:“任何独立国家都不能接受植田的要求。接受了就等于承认日本对中国享有宗主权。他要我们撤出自己的土地,并从一个所谓中立的外国租界的庇护所里攻击我们。只要还剩下一个中国人,我们都决不会答应。”
      
       斯诺的同伴问道:“我可以把您的话转告植田将军吗?”
      
       “你可以告诉他,枪炮就是我对他的唯一答复。”
      
       二、十九路军士兵印象
      
       在蔡廷锴的指挥部外,斯诺见到一列列身着灰布军装,头戴塔形斗笠的士兵正开赴前线。对于这些勇士,他进行了如下的描述:“他们虽然一般比日本兵个子高些,但在体格、装备和训练方面都不如日军。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放了假的学生,而不是开赴战场的战士。有些人还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身子单薄。他们的制服是用最廉价的布料做成的。虽然已是隆冬,许多人还穿着短裤,而且没有大衣。”
      
       “你愿意和日本人打仗吗?”斯诺问了一名正在挖战壕的士兵。
      
       他脸上先是浮现出那种中国军人特有的善意微笑,然后举起手中装有刺刀的步枪,“我用这个和日本兵碰面,”他一边说一边恶狠狠又略显滑稽地对空刺杀:“日本人杀害我们的同胞,强占我们的土地,我当然要和他们决一死战。”同样的问题,斯诺又问过很多中国士兵,回答都是一样。在斯诺看来,他们的爱国热情是真挚的。两名广东士兵向他保证:“我们宁愿死掉,也不会让子孙给倭岛上的皇帝当牛做马!”
      
       对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的表现,斯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这支部队改变了中国军队无力进行现代战争的刻板印象。在解释他们为何能有如此英勇的表现时,斯诺首先将原因归结为不错的军饷和伙食供给。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支部队悠久的革命传统。十九路军的多数士兵曾参加过北伐,而它的核心曾在广州接受过以加仑为首的共产党顾问的训练。
      
       他认为这支部队的年轻军官和士兵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受过教育。与一般的中国军队有所不同,它的士兵都是志愿招募的而不是强拉来的。他们多数是具有政治信念的青年,识字率也相当高。……下级军官和士兵似乎受到某种革命目的的熏陶,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日本人声称,在十九路军的官兵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同情者。斯诺也认可这种看法。他指出,共产党的影响无疑是造就这支军队革命战斗精神的因素之一。
      
       三、战区一瞥
      
       交战期间,要从上海的一个区域前往另一个区域不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必须面对各种艰难险阻。人们不光要面对各国士兵的盘查,而且还可能随时遭遇空袭和地雷。斯诺的一段文字,生动地记录了这种困难: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发现桥被占领了,并在横跨马路挖了很宽的战壕,地上也埋了地雷。由于无法说服哨兵让我们把车开过去,只能花费3个小时步行返回租界。我们遭到扣留又被释放,放了又扣,被勒令出示护照和照片;知道我们是美国人后,又给我们道了歉。直到清晨三点,我们才抵达了英国人的防区。
      
       尽管如此,这种“迁徙”却为斯诺带来了很多难得的写作素材。从真如返回租界的途中,斯诺绕道进入闸北。尽管这里已是战区,而且机枪就在不远处哒哒作响,但他见到街上的人们并不惊慌,一些店铺仍在营业,手推车和人力车继续来往。这里的居民似乎远比租界里的人更镇定。
      
       各色人等都成了十九路军的后援,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前方的作战,这一团结御辱的场面令斯诺印象深刻。在闸北附近的田间地头,他看到农民们正帮助士兵挖战壕。成百上千的学生,自发参加了志愿服务队。有些担任救护车司机,有些成了担架队员和护士,有些则充当通讯员和做各种能够帮助军队的工作。童子军负责送信,闸北志愿队还暂时编入了军队。医生和护士自发在闸北火线的后面设立了野战医院。租界里的人们则把食物、糖果、衣服和书刊送到了前线的士兵手中。有—家乐器店几乎把它所有的留声机都捐了出来。在机枪声间歇的时候,人们可以听到留声机正在播放最新的爵士乐。世界各地的华侨在得知“一·二八”战事打响后,也纷纷汇来捐款,或认捐食物、弹药。
      
       上述景象深深打动了斯诺: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表现出西方人所熟知的爱国主义。人民大众开始崇拜这些敢于笑对生死的南方青年士兵。当我看到一个熟识的、本来很娇气的、喜欢唱歌的中国女孩来到前线抬担架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终于被某种东西震醒了!
      
       四、日军暴行
      
       作为战事的亲历者,斯诺亲眼见证了日本人的种种暴行。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最终使他难以承受。
      
       在蔡廷锴的指挥所附近,他目睹了空袭过后真如车站的惨状。在凶残的袭击之后,车站变成了一片断垣残壁,此外还有十几节残破的车厢。……好几颗250磅的炸弹直接击中了车站和停靠在这里的火车,即使在100码开外,斯诺也受到极大的震动。在被毁的车厢中有一个不幸的青年,遇难前的一刹那他还一边吃着人们送来的米饭,一边开着玩笑。突然,他被炸飞到半空,或被从破裂的车厢里抛了出来,他的身体被猛掷到好几码之外的墙壁上。
      
       车站里原来聚集着许多士兵和一些平民,全都遇难了。在一些遗体上,看不见一点弹片造成的皮外伤,因为都死于剧烈的冲击波。冲击波甚至把他们的衣服全部吹没了。他们赤裸裸地以各种痛苦的扭曲姿态在站内和月台上躺了一地。……这种因冲击波和高温致死的景象,比被直接击中更惨不忍睹。
      
       在整个“一·二八”事变期间,日军和日本浪人,以抓捕“便衣队”为名,随意拘捕、关押和杀害中国平民。(详见蒋杰:《魂归何处:一·二八事变中的“失踪人口”》,《史学月刊》2020年第9期)这一惨剧在斯诺的笔下也得到了印证。他写到,他们在后方的几百个村庄里抓人,但很少有人获释。……一些人被押到江湾等地的刑场,不幸成为胆小的日本新兵的刺杀对象。日军要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们训练成凶残的老兵。
      
       在日军战线后方的田地里,到处横陈着听任野狗撕咬的被害农民的遗体。斯诺亲眼见到他们被枪杀或被刺刀捅死。有一天,他进入了一个日军占领不久的小村庄。一些中国平民,包括一两名妇女,被驱赶进一片小竹林。日军随即放火点燃了这片竹林。惊惶的人们从火丛中跑出,随即遭到枪杀。
      
       日军控制闸北以后,斯诺第一时间赶去探访。在这里,他见到了更为疯狂的暴行。他写到,已经连续打了34天仗、疲惫不堪的日军,现在完全占领了闸北。和他们一同到来的是日本浪人,这些年轻的亡命之徒正系统地破坏这个原本拥有50万人口的城区中剩余的建筑。在交战停止很久以后,他们还放火烧毁了许多工厂、办公楼和民房。出于报复心理,他们驾着汽车出巡,绕着燃烧的街区兜圈子,有时停下来从携带的油箱里倒出汽油,重新点火。
      
       日军所到之处,狼藉躺卧着平民的遗体。斯诺看到一对母子,母亲抱着孩子,两人似乎是被刺刀一次穿透的。他又来到一家敞开店面的米铺,发现这里成了一所临时火葬场。店里已堆起四层中国平民的遗体,日本浪人还不断拖来更多的遗体,准备点火焚烧。看到斯诺的出现,他们目露凶光。三名日本士兵走了过来,用刺刀指着斯诺,命令他走开。
      
       这种场景,斯诺见到太多太多。无论在闸北,在虹口,在江湾,还是在庙行,在大场,在吴淞,这种因日军暴行而造成的人间惨剧随处可见,数不胜数。残暴血腥的场面,终于让他无法忍受:
      
       我看够了。我的脑海里充满着一幕幕恐怖和残杀的景象——在吴淞、江湾、闸北、虹口、大场和十几个小些的镇子。我想到数百个无辜百姓的苦痛、损失和死亡,无端被屠杀了,事先连个警告都没有。
      
       如果说斯诺通过《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也是最早向西方社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人之一。他在《远东前线》中指出,“昨天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日本关东‘租借地’,必须占领满洲。更早一些,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本国,必须占领朝鲜”;而“明天他们的军事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需要占领华北”。日本军阀总是会用各种荒唐的理由来为他们的扩张辩护。遗憾的是,斯诺的预言和警告并未引起西方强权的重视。在不断的妥协、绥靖之下,日本的野心和胃口越来越大,最终引发了五年之后的全面侵华战争以及九年之后的太平洋战争。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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