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家伦在晚年还清晰地记得这一瞬间，“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我眼中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而据在场的学生回忆：“罗校长热泪盈眶，下车与那些畜牧拥抱亲吻了一番。” 当天，中央大学及附中、附小师生和家属近万人闻讯，全部从教室和家属区里涌出来，排成两行队列热烈鼓掌。校长罗家伦亲自带队，就像欢迎历经千辛万苦、从前线出征回来的英雄将士一样。王酉亭虽然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依然精神十足地率队抵达沙坪坝畜牧场。 王酉亭的一生平凡，只是痴迷畜牧兽医技术。他率领的这次独特的“动物长征”，却成为南京大学校史中一个感人的段落。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8月14日，日军轰炸机开始连续袭击南京。当天，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令准予中央迁校。10月下旬，中央大学7个学院的学生、教职员工连同家属共4000多人，开始分批乘船向重庆撤离。 中央大学各院系图书设备均已搬迁完毕，唯有大群牲畜无法随校西迁。校长罗家伦在离开南京前，曾来到农学院畜牧场，集中职工宣布遣散，并与场长王酉亭等人落泪话别。他再三叮嘱：“敌人逼近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也可放弃，我们也不会怪你。”最后他又补充一句，“或杀或吃，不要留给日本人。” 王酉亭和畜牧场的留守职工清点了他们从外国高价引进并饲养多年的牲畜家禽，这里头包括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品种，是教学科研和畜禽改良的稀缺品种。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绝不流失丢弃。把没能迁移的动物护送到重庆，送到我们的中央大学。绝不留给敌人，成为日本鬼子的盘中餐！” 12月9日凌晨，在日军的炮火声中，四条大木船悄然驶至下关。此前一天的晚上，畜牧场几乎全员出动，鸡鸭鹅兔等小动物装箱进笼，并置于牛马背上驮运，猪、羊等家畜则驱赶随行。星夜寒风中，四条木船来往三次，第二天拂晓时将所有动物送到了长江北岸，踏上征程。 长达四百米的动物大军行进速度非常缓慢。百余头牛马背驮装有鸡鸭鹅兔的木笼，几百头猪、羊随后，每天仅能走一、二十里路，有时候走一两天还要歇几天。王酉亭只好雇佣沿途农民的板车、毛驴车，拉着走得慢的动物加速西进。 路途中，最大难题就是伙食问题。如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等，以前都有专人配制饲料，战时赶路缺乏条件，只能一路沿途割草并向农家购买饲料、粮食，粗细合理搭配，精心饲喂这些动物。动物生了病，他们就用带出来的有限医药，并就地采摘草药进行诊治。天黑了，只好先安顿喂养好动物，大家才能席地而睡。一路迎着雨雪，一路风餐露宿，艰难举步…… 战时兵荒马乱，大批难民也沿着这条道路西撤。前方既有军队撤退后方，也有大部队开往前线。由前线溃散西撤的散兵游勇，见到这批西撤“大军”，自然要顺手牵羊，动手抓走鸡、鸭、鹅来犒赏自己，让人无可奈何。路途中还多次险遇横行霸道、拦路抢劫的土匪。王酉亭冒着生命危险，一路巧妙周旋、涉险过关。 在最冷的时节，实在无法行动，他们就停留在大别山北麓的山村。天寒地冻，虽然可以点燃篝火取暖，但还是有些小动物被冻死了。可喜的是，在山村休整期间又陆续诞生了一些幼畜，王酉亭破冰担水、寒夜挑灯为两只牛犊接生，为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走过寒冬，走过春雨秋风，耗时一年、跨越半个中国、行程约四千多里，终于在1938年深秋，这支奇异的大军行程数千公里，终于随着大批的难民抵达重庆。这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在罗家伦校长那篇在警报声中写成的著名的《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中，他形容这次久别重逢，用了“骨肉重逢”这个词。  王酉亭（1901-1982），又名友廷，江苏涟水人。曾就读于淮阴中学、涟水农校、国立东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1931年起，任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畜牧兽医兼场长。1937年12月至1938年11月，毅然率领畜牧场部分员工及牲畜家禽长途跋涉、成功西迁重庆。到达重庆后，被罗家伦校长推荐担任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技师，在重庆大轰炸中保护牲畜、发展西南畜牧事业、培养畜牧兽医人才工作中做出重要业绩。1952年院系调整后离开学校，此后，从创建中华牧场，到公私合营后的南京乳牛场、卫岗牛奶场、仙林农牧场，在平凡额岗位，他坚守执着痴迷所学专业，为畜牧兽医技术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