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开代表10263名上海插队贵州的500多张知青相集《青春留痕》，一张张在车站热烈欢送下乡场面的照片，和同学们欢送我下乡的合影，印证了自己从城市到农村再到城市不断地在蜕变中成长、成熟、发展，重现了五十一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 憧憬中的朦胧 1968年12月22日下午中央电台播出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兴奋之中尽管不清楚农村到底艰苦到什么程度，此刻却萌生了想在农村干一番革命事业的念头。 第二天就告诉父母，自己的志向：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坐在桌边的父亲默默地看了我一眼，生病躺在床上的母亲也只说了一句：我去跟你们老师说说不去远的地方好吗？我慷慨激昂地表白，想去最远最艰苦的农村干革命。作为党员的母亲，转过脸沉默了。 第四天我选择了“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的贵州，向校革命委员会报了名。校革会高龙飞主任（等于现在的校长）一听，从玻璃镜片后面投射出惊诧的目光。因为大多数同学都选择最近的江西或云南、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而恰恰没有去贵州的，我可是本校第一个！ 1969年元旦一过，欢送下乡的大红喜报贴到了我家大门上。 难道当时我没有仔细考虑过躺在病床上已二年的母亲？想过15岁的老二弟弟能否像我那样踏着“黄鱼车”（货运三轮车）载着老妈去看病？难道没有犹豫过所有生活重担都压在上班的父亲身上怎么办？都没有!顾不上啊，整天沉浸在对未来“下乡革命之路”朦胧的神往中！ 因为1966年11月26日下午，北京某大街路边，在汹涌起伏的人海波涛中和大家挥动红宝书、淌着眼泪嘶哑的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终于见到了站立在敞篷车上挥手致意红卫兵的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听他话，跟他走!”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顿时就在我血液中沸腾起来！ 1969年3月21日上午，在兴奋中等来了离别的时刻。我背着背包提着旅行袋兴冲冲地走出家门，刚迈出二步突然停下，下意识地转身仰脸朝母亲睡的二楼房间窗口望去，一怔，发现二年来不能起床的母亲竟然两手撑着窗台，无声地注视着楼下即将远离自己的大儿子。心中一阵酸楚，迅速收回了目光，我向她挥了挥手，喉咙口忽然冒出一个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心声:姆妈，等你老了，我一定在身边伺候你！毅然回过头迎着遥远而朦胧的目标——贵州山区走去。 上午十点，原闸北区彭浦火车站，载着千余名老三届同学的知青专列，在旌旗飘扬、人山人海的欢送声中缓缓移动了。我向车窗外跟着火车跑步送行的老父亲和同学们一一拉手微笑着道别，还不断地摇着手安慰边哭边跟着火车跑的老三妹妹和六九届何金宝同学，怎么就没见到老二弟弟呢？ 一个意想不到事出现了。 火车快要开出上海时，我这个知青连长（去每个公社的同学各编为一个连）正忙着领发同学们的午餐券。突然座位下面爬出个人来，一愣，二弟！脸上还堆着调皮的笑容，我忙拍打着他身上的灰尘“怎么没下车”？他嘻嘻地说要跟我去插队。问他父母知道吗？他摇摇头。 还没有问完，身边突然贴过来熟悉的身影，转脸一看，心头顿时一惊，1969届初中三班曹国珍同学（校红卫兵团的）！“你怎么还在车上？”她狡黠地眨了一眼“我躲在厕所里。”“现在下不去了呀！”急得我头上有点冒汗。她倒微微一笑：“和你一起去农村。”竟然和我有同一革命目标？！我开心地松了口气。 夜幕降临，白天车厢里的嘈杂声渐渐消停了，内心反而不平静了。二弟、小曹都是私自出走，我去了贵州，家里老妈看病怎么办？更要命的是小曹母亲还不知道，第二天她妈到我家来要人怎么办？不知为什么心中又隐隐地希望她能同去。 犹豫中，天越黑就越焦虑，手心也慢慢地渗出星星汗水。车一到浙江诸暨站临时停车时，终于一咬牙，告诉他俩不能跟我去！特别叮嘱二弟一句：老妈就交给你了！无奈的小曹和二弟边下车，边在站台上回过身来和我默默地对视，小曹眼神里还透出一丝哀怨。直到火车呼哧呼哧地转动车轮，我才挥手喊了一声“写信”！ 终于我长长地吐了口气，心中却五味杂陈，爱乎？情乎？朦胧而迷茫！望着车窗外往后驰去的点点灯火，似乎只有火车奔驰的方向才是人生既确定又朦胧的征程。 当把《青春无痕》相集翻到熟悉的遵义会址，联想到党的十八大习总书记刚上任时就赶赴遵义瞻仰会址，感叹“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后对讲解员提出“要给大家好好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的要求，才明白当初贵州省遵义地区行署安排的良苦用心。 3月24日早上，知青专列到达终点站遵义市，我以为要转乘汽车去绥阳县。不料在遵义饭店住下了，第二天就安排参观遵义会址。讲述了34年前，在原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二层官邸里，召开了建党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决定自己路线方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扭转中国革命命运和四渡赤水的传奇故事，大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讲解员的教鞭，当听到毛主席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党中央重新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时，又一遍遍地挥着《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坚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乡就是革命”的等式似乎就像遵义会议作出的决议，让我们终身牢记独立自主，毫不气馁，为信念而奋斗牺牲的长征精神。 下乡的第一坎 3月25日午饭后，按分配，每个公社的知青同学都上了同一辆解放牌卡车向绥阳县进发。一过洋川区，车队盘旋在陡峭的山路上，望着从未见过路边右侧仅仅一米远的万丈峭壁，从大城市来的同学们，在汽车每个180度转弯处都发出“啊”、“哇”的惊叫声，尤其女同学们多数露出害怕、惊恐的目光。 天刚黑，我们连的卡车在离遵义市最远的79公里处小河口公社（现叫“乡”）大门口停下，没有照片上余庆县满溪公社、芩巩县思旸公社农民的夹道欢迎场面，但公社牌楼上还是挂着“热烈欢迎毛主席客人上海知识青年下乡落户”的大红横幅标语，还摆了五桌当时最丰盛的晚餐：扎肉、腊肉（绝大多数农民只是拿来待客用的）、素菜共有八九大碗，还有黄白混合饭。 可是，刚从上海来的同学们，在汽油灯下，误认为“黄白混合饭”是蛋炒饭，一吃发觉是粗糙的玉米碴饭，胡乱吃上几口就剩下扔了。“黑秋秋”（绥阳方言：暗黑色）的腊肉无人问津，其他随意吃了几筷也觉得不好吃又吐了，我虽没有乱吐，但还是硬着头皮强迫自己吃了半碗玉米碴饭。当各生产队（现叫“村民组”）队长领着到本队落户的知青同学走后，四大桌（除陪吃的干部一桌）一片狼藉，桌上、地下都有吐出的菜和饭，许多围观的农民连连说“可惜，可惜”。还是公社书记王明德见多识广，不断解释：刚从大上海来的，吃不惯我们这里的饭菜。 如同厚厚云层缝隙中漏出的一缕光亮，朦胧的憧憬似乎有点清晰了，看来理想与现实完全不同。一到农村“吃”的这关都没过，后面将有多少“关”怎么过啊？ 不信，你看当晚我就出丑了。 木厂生产队长徐天鹏把我和凌英同学带到徐少云老伯家，他在木厂生产队的家境是最好的。当我在他家腾空的右厢房外间（里间是女同学凌英住）铺好了上海带去的床单后，一屁股坐下去觉得很柔软舒服，心想“贫下中农真好，还给我们弹簧床睡”。于是站到床上，用力踩试试“弹力”如何。不料“咵哒”一声，一只脚就直插地面，原来该床没有床板，只拉了几根竹篾条，上面铺的稻草，现在竹篾条断了，怎么办？还不好意思说呢。 贫穷山村哪来的弹簧床！幼稚啊！我马上意识到“吃住行”的生活关过不了，还谈什么和贫下中农相结合干革命？虽说第一年国家月供40斤粮三两油9元生活费，但第二年是靠工分吃饭呀！于是我给自己定下规矩：必须学会生存（队里全劳力不扣口粮款的年收入才60元左右，属全公社最高水平），像贫下中农那样生活。他们能生存得了，我这个工人后代也能活下去！ 人生的“百科全书” 人生存的第一要素就是吃喝拉撒睡。对于一夜之间从城市到农村的我，确实一切得从零开始。那么谁是我的老师呢？所有社员！古人云：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烧灶头饭，拜邻居小女孩为师，她教会了我使用做饭的蒸桶，又如何点火、拨火、架火、加柴、特别是烧湿柴；才告别了烟雾熏得直流泪还烧夹生饭的历史。上山砍柴，跟着邻居小伙，穿上草鞋，腰栓麻绳，爬着羊场小道，去识别可砍的什么叫灌木？什么叫杂木？有哪几种？否则，我将会破坏封山育林的政策。取生活水，在一里地外的一口泉眼，初挑起两个半桶水，需二只手同时托起扁担，一步一摇，晃晃攸攸，没走多久肩头疼的龇牙咧嘴；半个多月的坚持，竟然像老乡那样光着脚板、装满两桶、双手抓绳、一起一伏，直到来回六次把大水缸装满。补破衣裳，缝被子，请教房东大嫂，如何穿针引线？如何确定针脚的疏密？不知多少次把手指头扎出血。四个月下来，一天大嫂看着我肩头的补丁和洗后缝好的被子笑着说：“余同志可以吆”。此后，农村姑娘要帮我补衣服我还骄傲地谢绝了。 我常去队里老乡家串门。他们端来再黑的茶碗也喝，盛上不见一颗米粒的四季豆和苞米碴子的混和饭我也吃，沾满土灰的凳子我也坐；还认了小桥生产队徐明和刚满周岁的干女儿，给二个发烧的老乡治好了重感冒，更能在一年后修铁路时，来回六十里光着脚丫子和民兵们一起进深山挑碳（烤火用）。 特别是连夜替文化水平很低的柳杨大队（现称“村”）干部徐天星写公社“三干”（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上的发言稿，这最难熬的一夜还记忆犹新。 当时天已很热，耳边一片“嗡嗡”作响，不停赶着持续向我光膀子俯冲的蚊子。怎么驱蚊？他家就用燃着的树疙头（树根）冒出的黑烟驱蚊。满屋烟雾腾腾，桐油灯火摇摇晃晃显得更暗淡，眼睛被熏得直掉泪，写的字越看越模糊。蚊子被熏死了，我也被熏得差不多了，一篇发言稿竟然写了四、五个小时。 已过半夜，外边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无法回去，还是留宿他家吧。刚盖上被子就一刺挠蹭地坐了起来，浑身直哆嗦，全身刺痒难受，像是赤膊睡在在荆棘丛中，那也叫“被子”呀！那是用麻袋布做的被套，里面塞的秧草做成的“秧粘被子”，不要说我平生没见过，可以说江浙一带农民在解放前也从未见过的“被子”。 当公社干部听说我不嫌弃柳杨大队最穷的徐天星家过夜，还帮写发言稿时，在公社“三干”会上表扬了我。 想到这里，猛然想起一张照片，欣赏着个人相册中当年刚满18岁的我，在公路边，手叉腰间，身站巨石，傲视群山。凭着这股劲，不到半年，除了没在头上“包帕子”（当地人头上都爱包二层白布）外，一口绥阳县小河口话，光着双脚，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有时还特地去抱抱认的一岁干女儿。终于开始融入当地农民的生活，越来越不像上海学生了，也开始明白我们这些“城里人”为什么过着贫下中农的平常日子会觉得“苦不堪言”？ 为此，1969年10月的一天，我被公社党委推荐出席了绥阳县首届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面对着来自上海、贵阳、遵义和县城三方知青百多人，我在县革会（现称县政府）礼堂讲台上足足介绍了一个半小时“闯过第一关”的艰辛，还把贫下中农在如此贫困处境中却还在默默地奉献的亲身体验告诉大家，赢得了知青们阵阵掌声，当晚县革会知青办还把我演讲的录音在全县城播放。 梅花香自苦寒来 梅花素以苦斗严寒而著名，知青则以百炼成钢而著称。 所以外表的相同只算相似，而能学会干农活，才能真正地把自己从城市学生转变为贫下中农的一员。我暗自叮嘱，“农民们干什么我就学什么干什么”。 《青春留痕》相集中“劳动锻炼”一节的照片，展示了各县上海知青干各种农活的场景。其中一张本县本区晨光九队四位女知青踩水车抗旱的照片令我羡慕不已。因为下水田（犁田、打田、插秧、薅秧、割稻、打谷、播谷）、上坡土（翻地、打窝、垫肥、下种、薅草、扳包谷、收杆）等农活我都干过，唯有水车没有踩过；但我也有令自己骄傲的一种农活是照片中的知青们都没有干过。 1970年3月初，春寒料峭，跟社员学打秧田。我光脚一踩进水田，一个激灵，身子在裹着的棉衣里不停哆嗦，上牙与下牙直打架，稻田水冰冷得刺骨啊。硬着头皮学着社员把犁过的田耙平，再用双手从粪桶里把人畜混合粪捞出，拋向田里。每捞一次都屏住呼吸，臭味难闻啊！环顾社员们却若无其事地有说有笑地撒粪，我不由得为自己的表现暗暗羞愧，明白自己与他们的差距还大着哪。 此时此刻，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每一粒米来得是多么不易呀！ 看着《青春留痕》中我提供的唯一一张修后水河水库时的照片，比起其它照片中知青们所干的活，更值得骄傲的是自己有二次参加了水库修建的经历。 1969年12月农闲，社员们开始休息了。我却参加修建本公社青杠塘水库。跟着水利技术员唐永智划船考察芙蓉江沿河地形，查找岩石空隙渗漏暗洞。从这里我懂得了什么叫“流量”、“流速”、“蓄水量”、“泄洪量”“阴河”等技术术语。 1970年4月，我被任命为旺草民兵连副连长，奉命参加修建在绥阳县蒲场的后水河水库大坝（总库容1590万立方米）。没有脱产过一天，始终和民兵们一起三班倒，两人一组，接力抬河泥。 即使患了痢疾病，我也只休息一天，第三天照常上夜班。那天忽然觉得每筐河泥同原来一样满，怎么现在却比原来轻了？月光下，发现搭档的旺草公社农民小伙刘宗全把挂在抬杠中间的绳子悄悄地移向他那边。我马上拉了过来，“你是知青，病还没有好！”他又拉回去。我急了“不行！不行！”死死地拉着他又要移向自己的筐绳。我好赖也是民兵副连长，怎么也得有红军长征毫不气馁，不怕艰苦的劲头哪，这点小病算个啥！ 1970年8月8日，我代表后水河水库民兵团光荣地登上了绥阳县首届毛主席著作学习讲用会的讲台。 从这里我又懂得了什么叫“重力坝”、“连拱坝”和它们的区别，尤其是两者在敌机轰炸时抗爆炸破坏力的区别在哪里等知识，这才理解毛主席《实践论》的精髓——实践出真知的真实含义，似乎觉得自己有点“资格”可与贫下中农一起为农田水利建设出力而高兴。 知青人生航向的罗盘 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自己倒底能否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还要像遵义会议独立自主精神那样主动地去完成所有工作？这一切似乎还处于朴素而感性的状态。但20岁左右正是自己世界观定型，理想信念定格的重要阶段，如何使人生定向不偏，靠的恰是生产实践的磨练和干部榜样的力量！否则人生的航船势必搁浅。 当把《青春留痕》相集翻到一张熟悉的照片，那是公社党委谢明光书记带队于1971年8月17日来七连慰问时，和我、部分连队干部的合影，思绪如同后水河水库开闸的洪水从湘江支流直泄湘黔铁路路基边的镇远县舞阳河。 1970年10月，为响应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我成了80多万民兵会战湘黔铁路（贵州贵定县——湖南株洲市）的一员。被任命为绥阳民兵团二营（旺草区）七连（小河口、石羊公社）文书（当地人喜欢称我“秘书”），负责路基段土石方的任务领受、分配、验收、上报；还负责全连的宣传、总结、领导的各类发言稿起草等工作。 我们连驻地离镇远县城近7公里的在建老王洞车站旁清菜湾生产队里，负责车站附近铁路路基修筑任务。所有路基石料，都从舞阳河对面山上，用钢钎铁锤开凿填防炸药后放炮，通过铁索桥（类似长征中的泸定桥），人工抬到路基旁。所以每天下午，我都去车站工地上检查每堆石料是否混进鹅卵石，再量方、确保产量和质量。 而每天上午，不是调一排三班毛笔字写得漂亮的吴万寅（知青）抄写大字报稿子，我画插图，编辑墙报专栏，就是更换七连辖区内从山顶到山脚的大幅标语；一到天黑就伏在煤油灯下，统计完当天任务完成量和报表后，不是给连长指导员写参加会议的发言稿，就写周、月总结，或多种内容的报告、宣传稿，一干总到后半夜2点后才睡。一早起来洗脸时发现毛巾怎么是黑的？照着镜子看着脸上二只烟囱似的鼻孔（煤油灯烟熏的）自己“嘿嘿”地笑起来。 连续一年，不仅学到了多种应用文体的写作格式、宣传栏的编辑方法、提高了画画的水平，而且又学到铁路路基用料质量要求和施工规范。这让我越发觉得到实践中学习才能学得到、学得快、学得好，才能不断改造和养成好的思想、作风与习惯。 一天早上，团部的高音喇叭突然喊出我的名字，咋回事？侧耳一听，哦，正在播出我写的《七连路基施工的安全调查报告》，播音员还说对全团的安全施工有着典型的指导意义。当时一种成功的喜悦之情油然而生。因为我在工地上连续调查了二周，用毛主席对农民运动的调查方式、写作方法，把我连的路基施工安全隐患、麻痹、危害一一列出、分析，并提出了预防的建议。这可是我第一篇模仿学习毛主席《湖南运动考察报告》后的写作成果，尝到了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甜头。 回想中，突然似乎在云层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余秘书嗳，去了解一哈我们连施工的安全倒底哴个样？”（绥阳县方言：一下、怎么样）。那是曾长期蹲点我连的二营教导员蒋应仕同志，在我的床上（住与办公合为一体）谈心时的嘱托，也是我写该文最初动因，实践出真知，但首功归他！ 蒋应仕同志，出生在贫苦农民家，二十多岁投入到解放初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对翻身解放有着对毛主席共产党切身的感激之情，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绥阳县旺草区区长。一年四季都喜欢戴着一顶蓝布帽，帽沿下一双微微斜睨的眼睛，看你时总透出柔和的眼神；方脸瘦瘦，鼻子显得略长，鼻尖上凸显出一团淡红色，说话时总挂着笑容；冬天爱披着一件打了多个补丁的老棉袄，平时总披着洗的发灰的四兜中山服；穿着布鞋，拿着木棍翻山越岭；背地里人称“红鼻子区长”；现在湘黔铁路二营任党委书记兼教导员。他，可是我思想引路人，心中一座永恒的丰碑。 记得1970年3月初，乍暖还寒的初春之晚，蒋教导员正召开七人连部会议，堂屋的门紧闭着，但冷风嗖嗖，直往一指宽门缝里涌进来，年岁大点的杨德全副连长、骆开忠副指导员都把被子披在背上。忽然大门敞开，炊事班长带人端来七碗热气腾腾的猪杂汤（贵州人把猪血和五脏六腑统称“杂水”），猪肉香味、葱蒜味混合着扑鼻袭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们手上端的碗，我差点儿流下口水；馋哪，多少周不见荤了（当时每人每月只给半斤猪肉）。这下好了，今晚能美美地喝上一碗了！ 美好的期盼中只听蒋教导员问炊事班长“哴个事？”（绥阳话“怎么回事”）蒋班长解释：连队杀猪（养猪是连队的副业），把猪杂水给大家做了几碗汤嘞火嘞火身子（绥阳话“暖和暖和”）。不了蒋教导员挥了挥手，“拉嘅（绥阳话“拿走”），明天中午倒在食堂大锅菜里让大家吃”。完了！口水只能往肚里咽。他也和我们一样每天排队吃食堂炒的不见油的大锅菜啊！不馋吗？！那刻有点抱怨的我脑海里却升腾起无比高大的党员干部形象，崇敬之意油然而生。 回忆的影片止不住地播放。那年红5月到了，为了超产，许多民兵排战士们到半夜11、12点都悄悄地集合开往工地，偷偷地加班挖土垒石。我也跟着二排去了。不料没到半个小时，恰巧巡夜的蒋教导员带着田指导员、陈连长，拄着木棍，打着手电赶到工地，把排长狠批一通，强制命令“回去睡觉”！ 第二天还专门开了全连大会，“我内心感谢大家响应毛主席号召，想叫湘黔铁路早点儿通车，不睡觉加班干，不怕吃苦”，拄着木棍的蒋教导员说着慢慢举起了右手“敬礼”！顿时全连爆发出热烈掌声。然后话锋一转再次点名批评了那几个排长，并再次命令：必须让民兵们睡好觉，十点一定吹灯（煤油灯），哪个排或哪个班再私自加班，你这个排长、班长就不用做了（土话：撤职）！ 过去，我只在史书中看到岳家军、杨家将“爱兵如子”说法，但不知怎么个“爱”法？那几天，我却看到了毛主席的干部超越古人的是“爱民如子”！突然顿悟36年前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在遵义会议后为什么能走完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追忆的影像接着延伸到1969年夏粮收割前夕，蒋区长下乡视察。一到我公社，就来知青点，询问我们的生活、劳动状况和思想情绪。第一次见到区领导对知青的关心，激动的我握紧他的手不放。 到了11点多，总要留他吃午饭吧。他也不客气，也不讲究我炒什么菜（自留地只有棚瓜、青菜），端起碗就往嘴里刨饭。 不料他走时，“余同志，收道”（绥阳话“收下”）拿出了四两粮票，四角钱递过来。他是客人，我是主人，哪有主人收客人的饭钱之理！我推开了他递过来的手，可他坚决要给，围着灶台他追我跑。突然他拉下脸，把钱和粮票往灶台上一放，“不拿，以后不来了”。这下轮到我傻了，低下头慢慢地伸手检起他扔在灶台上的粮票和钱，心中交织着惭愧与钦佩之情。而他红鼻子两侧的脸颊上总算又露出了微笑。从此我和他之间有了不成文的规矩：他来公社，必到我家（知青点）；我留他吃饭，必收他给的四两粮票和四角钱。 “哪天，我当了干部，一定要像他那样！”我暗暗地对自己说。党的干部不多吃多占的平等公正品行渐渐地筑牢我正在形成正确世界观的基础！也是催发我想入团的动因。 不幸，1971年9月15日，身患严重风湿性心脏病的蒋教导员因公殉职！ 想到这里，我找出与他二儿子蒋勋和二个孙子们合影的照片，看着看着鼻子阵阵发酸。 时光的镜头又拉回到1990年10月的一天，我重返第二故乡小河口公社时，专程去了蒋应仕同志的老家。 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中，沿着田坎，深一脚浅一脚地一路问过去，花了二个半小时到了原石羊公社群峰大队石梁河，终于踏进了一栋与绝大多数农民一样的普通木板墙黑瓦顶的老屋。在蒋勋的引导下来到了他的坟前。看着长满了野草连墓碑也没有的荒坟，眼泪夺眶而出。慢慢弯下腰，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教导员，我憋了二十年了，今天向你汇报来了”！双肩抽搐着喃喃自语的告诉他：“咱们湘黔铁路老王洞车站路基段在73年就通车了，你老蹲着查找的施工安全问题，我们营、连没有一个受伤，这下你......你该放心了吧？” “记得修铁路前，你下乡时总拄着木棍，走着走着就疼得蹲下来，坐在地下揉了好一阵膝盖才能再走，你为啥不去医院好好治治呢？还要去湘黔跌路干什么？看着你整天蹲在工地上边揉着腿边研究施工进度和观察安全隐患，晚上还要巡夜查看战士们是否都睡了，否则你就不睡。甚至连一碗猪杂汤都不喝，倒进食堂的大锅菜里，你心里只有群众哪有你自己呀！”心疼的责备催着眼泪涌泉般的滚落。 “20年了，没法忘记你那天在床上揉着疼痛的双腿，要我向团组织靠拢。三个月后我入团了，没有辜负你。可已来不及告诉你啊，现在你听了高兴吗？”此时脸颊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 “20年了，没法忘记，因我让地主家庭出身的知青吴万寅帮搞宣传专栏，还向团支书骆宏推荐他入团；但在连部会议上，杨德全副连长指责我阶级立场有问题，你严肃地批评了他，还意味深长地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呀！'你遵循毛主席教导不唯成分论只重表现鼓励知识青年进步。后来他终于也入团了，你现在知道了一定会笑吧？” “20年了，没法忘记，当我扶送你的棺木装上卡车，车轮一动，你可知道我心里顿觉空荡荡的没了“支柱”......每当连部开会，总觉得你还像往常盘腿坐在床上说话呀......”突然我放声痛哭，心碎的哭声在他坟茔的上空久久回荡。 泪水像秋雨那样绵绵不息，任凭雨水淋洒，默默地沉思在诉说不完的往事中。蒋勋几次催促我都不愿离开，最终在强制拖着我胳膊要走，才不得不在悲痛中收回了追忆，再次向我的思想引路人蒋教导员深深地三鞠躬 ，并拿出了50元钱，郑重地塞在他二儿子蒋勋手里，“好兄弟，帮我个忙，把你父亲的坟打整一哈”。（绥阳话，“修整一下”）蒋勋接过钱点了点头。 劳动关易过，思想关难过。但在建水库、修铁路等环境的磨练、责任的压力下，贫下中农苦干实干精神的教育下，尤其蒋区长式的党员干部模范形象的感召下，终于让我理解了党的事业中每件小事都不是小事，每件平凡之事都不平凡。所以党叫干啥就应无条件地干啥成了我此生的信念。 1971年1月，到工地才三个月，贵州061军工系统（上海内迁三家兵工厂）来县里招工，得知有我的名字，但民兵团不放。别人羡慕不已，我无悔无怨，因为修铁路的七连需要我； 1972年5月，上海纺织学院来湘黔铁路绥阳民兵团招生，也有我的名字，那可是回上海啊！别人为我惋惜不已，我还是无悔无怨，因为新建化工厂需要我。 勒住了泪水中野马般思绪的缰绳，个人相册中，又翻到一张欢送我和知青王光清的六人照映入眼帘。 1971年11月下旬的一天，连指导员田泽君奉绥阳民兵团指示，通知我和二排知青王光清立即返回县里，接受新任务。连队其他四位知青送我们到镇远县城，上汽车前，在照相馆里留下了这张合影。 快到汽车站了，突然一排副排长徐广记（知青）抱着我留着泪：“小余，我对不起你啊！”“你有什么事会对不起我？”我突然楞住了，呆呆地注视着他的双眼。 原来刚下乡不到四个月，他邀了几个爱打架的知青，乘着月黑风高，在我安置点家门口把我打了一顿，农民听到了喊声出来，打人者逃跑了。 第二天，生产队老乡分析后，要为我报仇，就把另一个落户新桥生产队出了名爱打架的知青郭伟新狠狠揍了一顿。时隔一年半的今天才知道的那夜是他干的。虽然意识到生产队的老乡为我打错人了，但老乡们对我的保护、爱护、父母般的深情厚谊却终身难忘！此刻，脑海中又掠过生产队一张张熟悉的老乡脸庞......“终当有机会要报答你们”心中默默暗许，在不舍中，我上车了。 什么新任务呢？我与兄弟连的几位知青一起坐汽车到贵阳，再坐火车过遵义到李家湾站下，已凌晨一点多了。怕误了不知道要接受的什么重要任务，几个人一合计，干脆不睡觉连夜赶路，还省了旅馆钱。摸黑走了三十多里地，清晨，大家披着寒露走进县革会知青办，才知道正在建设中西南最大的贵州有机化工厂来招我们进厂。 从此，我走上了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道路，人生的又一次蜕变开始了。  后记：这是从我的中篇报告文学中选取人生中插队落户的经历，旨在说明上山下乡对我人生观的形成、理想信念的铸成的深刻影响，最终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用的普通一砖。 我是上海市汾州中学1968年初中毕业的“老三届”，1969年3月21日到贵州省绥阳县旺草区小河口公社柳杨大队木厂生产队插队落户的知青。2011年满60岁在上海退休，但在北京的中国质量协会质量保证中心却工作到2017年二次退休。 （研究会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