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少次梦回绍兴路，都是从绍兴路5号那个拱形门走出来开始的。 那是1979年4月，我与妈妈两个人出了5号上海出版局的门，沿着绍兴路往西走。我们走得很慢，那年妈妈60岁，在25岁的我眼里已是一位老太太。妈妈身材有点胖，她个性温和，安分守己。我挽着妈妈的臂膀，抑制不住的激动。 刚才我们走进的出版局那幢楼，原属于旧上海南市电力公司老板朱季琳的花园洋房。踩着宽阔、铮亮的楼梯上二楼人事处时，我手里拿着离开上海郊区奉贤星火农场开出的正式人事调令。妈妈手里拿着上海市有关部门发给她的一张通知，写着父亲孔另境即日起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为落实政策，允许一位子女顶替进出版局工作。 现在我们办完手续出来了。 我挽着妈妈往前走，妈妈的脚步有些踌躇，她出门时对我说，难得过来绍兴路一趟，办完事我去看看出版社同事。妈妈五年前，55足岁不到时已经提前从上海文艺出版社退休，我想她是在犹豫到哪里去找她的老同事，因为在绍兴路上有三幢楼内设有文艺出版社的办公室，绍兴路7号、54号、74号。妈妈退休后去北京住过一段时间，疏于联系老同事，她不清楚校对科现在在哪幢楼？她的老同事，与她有点交情的那几位还在不在办公，见了她会不会热情。 我们刚才办完了一件大事，妈妈将她在农场务农7年的小女儿调回了上海。可是，出版局人事处的办事人员在盖了几个章后对我们说，最近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知识青年有不少，出版局规定统一分配。其中可能是去新华书店，也可能是下印刷厂，很少量的进出版社。妈妈听后嘴唇嗫嚅了几下，她一向羞于求人，也知道求办事员的结果很大可能是自取其辱。 我初中毕业在郊区农场种了7年地，吃了不少苦，可还是有点长不大的样子，25岁的人梳两根半长的小辫子，眼睛只顾好奇地打量这房间高挑的天花板，四周一米多高护墙板的墙壁，雪白石膏画镜线，气度不凡的办公桌。我听到自己能去新华书店或印刷厂工作已经很高兴，进出版社我不敢想，太高大上了，我一个1970届初中毕业生，凭什么进出版社，进去了可以干啥。  绍兴路5号走出来没几步就是7号，那幢楼当时没有修复，外观比较旧，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后勤部门，包括出版科，校对科，资料室等。我与妈妈刚走到7号门口，从里面出来一位年龄接近五十的男人，冲我妈妈很高兴地笑，问，老金你怎么来了，这位是女儿吗？妈妈停下脚步，告诉他今天带女儿来出版局报到，尚不知会分配到哪里工作。男人一听立即说，来文艺社呀！ 妈妈的想法与我差不多，也许我们家倒霉了十多年，已成惯性思维。她说，哪有那么好的事，如果分配到印刷厂，陆科长你比较熟悉，哪家厂比较好？这位叫陆季明的文艺出版社出版科科长高声怪叫起来，老金！这么漂亮的女儿怎么能去印刷厂，来文艺，来我这里，来校对科当校对呀！他大约发现自己表现得太激动太夸张，我会当他开玩笑，转而笑眯眯朝我说道：“小孔，我是你爸爸妈妈的老同事，你爸爸老作家，你妈妈校对科‘一只鼎’，你有遗传因子，当校对一定也会校得很好，我打包票，我马上就去74号人事科要人。”接着他又调皮地眨眨眼睛，低声补充道，你千万不要去印刷厂，那里的工人每天站着拣铅字排字，两只手墨墨黑的。我和妈妈听闻陆季明的话喜出望外，盯住他看惊呆了，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陆季明科长不与我们啰嗦，真的径直往西去74号了。 我在家等了没几天就接到电话，让我5月正式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校对科上班。当时文艺出版社一社两块牌子，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上海文化出版社。说起来，我父母与上海文艺出版社渊源很深。解放后1955年公私合营，我父亲带着私营“春明书店”并入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编辑室副总编。195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与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合并成上海文艺出版社，父亲任编审。而我妈妈是生完我以后，1955年到文艺出版社工作的，在校对科一直工作到退休。这样，我等于是知识青年返城来到父母的老单位“顶替”上班。25岁的我在上海闻名的文化地标绍兴路找到工作了，第一个上班地点是绍兴路7号二楼的校对科。 绍兴路7号为原中华学艺社旧址，是幢相当结实5层楼高的房子，二楼房间大而方正，走道与门厅都体面宽敞，大理石地面花纹优雅，镶嵌着金线。二楼门厅也很有气派，却摆放着不搭调的草绿色标准乒乓桌，每天上午10点与下午3点工间休息时，校对科、出版科男同事们会出来打球厮杀。女同事们出来到空地动动腿脚，甩甩手。我小时候是乒乓球队队员，看见打球手痒，但显然轮不上打球，便常常倚靠或者搂着旁边的欧风大理石抱柱看热闹。 当时7号三楼是资料室，藏品丰富，长条书架上密密麻麻摞满了好书。再往上有挑空很高的空间，布满了灰尘与蜘蛛网，不知干什么用，我曾经壮胆上去看过，空旷破败，最高处仿佛是戏台，也许是以前学生演戏的地方吧。 文艺出版社像我这样的顶替知青大约有七八位，分在编辑部的很少，大部分在后勤部门。我被分在校对科能接触到文字，有一门专业技艺可学，我很满足，每天与妈妈的老同事一起兢兢业业校对书稿与文学杂志。果然如出版科长陆季明所料，我虽然学历低，但身上仿佛真有校对基因，捉错别字像捉老白虱一样，一捉一个准。妈妈那时还年轻尚有余力，有时，校对科长会让我带一份校样回家让妈妈帮忙赶工，是请她担任责任性较高的三校或者四读，那个称为“外校”，校对费按万字几元计件，可以得一点额外校对费。妈妈乐意做，在家校对时顺便传授经验给我，也讲一些出版社旧事，哪个是坏人哪个是好人，让我心里有数。 对于父母的老单位其实我在感情上有点复杂，可以说有爱有恨。记得我上幼儿园时被父亲带去过出版社玩，那是在出版社花园里举办的一个联欢会。小小的人儿一点都没有心理准备，就被大人拉出来让当众唱歌跳舞，怕羞的我心慌意乱。父亲见状推辞、拦截都没有成功，可能大人以为是小姑娘都会跳舞，请你女儿跳是给你面子，推辞定是假客气。父亲救不了我，我含着一泡眼泪跳了个“呀呀（乱七八糟）舞”，心理留下阴影，一生未消。 我还记得，9岁时父亲办提前退休，出版社给了他一张职业写着“资方代理人”的退休证，1963年那年头讲究阶级成分，职员与资方代理人的差别性命攸关，父亲无论如何不肯收。他不断申诉，当年是怎样在春明出版社老板逃到台湾去后，书店无人负责，为了维持出版营业，为了那些职工生计，被大伙儿推上经理职位，无奈之下才应承代经理的，自己没有书店一丁点股份，从未拿过定息，怎么能算是资方代理人，属于资产阶级那方面的人呢！父亲十四岁离开家乡投身学运，考进革命的上海大学，1926年加入共产党，他不服。 我记得那些日子，家里的门槛快被踏烂了，每天下班后出版社有人来与父亲谈心，软硬兼施让父亲妥协。以前家里有客人来，父亲总是喊我传话，让保姆倒茶、留饭，只有那些人来了，父亲没有好脸色给他们看。吵吵闹闹了很久，大约谈定了什么内部条件，父亲终于还是妥协，收下那本退休证。但是“资方代理人”这顶帽子父亲绝对不肯戴，我从小学到初中在学校里填表格，填到出身，小心地请问父亲，他一律坚定地说：职员！高级职员！ 之后就是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家里来抄过5次家，来的都是我如今工作单位的同事，他们当年很年轻，是造反派。我记得很多细节，记得好几张脸。 我在绍兴路7号二楼校对科总共工作了5年。同时在那里当校对的，有改革开放后招来的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当校对属于业务培训，有一年期限，随即便能升到文学一室二室、民间文学室、《故事会》等当编辑。这些大学生年龄比我大一点，一起当校对的时候听他们说校园，谈作家作品，非常羡慕。我没有上正规大学，心里很急，就去读业余大学，在夜校补文凭，暗暗下决心将来也要当编辑，要从7号跳槽去74号。 绍兴路很短，不通公交，东头是瑞金二路，瑞金医院大门就对着绍兴路。左手边是一条大弄堂金谷村，中间有横弄堂可通往瑞金二路公交车站。绍兴路西头是陕西南路，右手边是黄浦区明复图书馆，原卢湾区图书馆，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成立旧址。左手边是瑞金二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也是一幢很漂亮的老建筑。 我每天早晨从四川北路坐21路换17路电车建国西路下，面朝西，走去绍兴路7号上班，中午去54号大食堂午餐，下午三点去62号绍兴公园做广播体操。有时开全社大会，就要走到74号，那里有大会议室，弹簧地板，中间有移门拉开可以开舞会。这条路上最多的时候有7家出版社，文艺社，音乐社、文化社，人民社、三联书店、音像出版社，百家出版社，还有新闻出版局。我很喜欢这条安静、清洁的道路和这条路上朴素却有特殊气质的居民。在我的散文与小说中，有很多片段是描绘这条路，这些人的。都说一个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在成人之前已成定局，我觉得自己11岁之后的记忆很糟糕，想揩掉十年，由绍兴路起步，建立三观，重新成长。 我们校对科在绍兴路7号二楼有两间办公室，我起先坐在大间，对座杨老师是带教老师。杨老师长得很福相，家里经济情况很好，是个说话处事潇洒的女子，她觉得校对没什么可教的，仔细就行，而我的妈妈是老校对，更是无需她来教了。我们校对科长也是女的，她却相反，认定我们这些没有学历“顶替”进来的年轻人基本上没有读过书，她不放心我们，事无巨细，谆谆教导。在办公室里，她最爱说的就是她考进大学的两个儿子，一说起他们满脸骄傲滔滔不绝，办公室里总有那种爱打顺板的人，啧啧啧、哈哈哈声声刺耳，搞得我这个初中毕业生灰头土脸。 杨老师退休后，吴老师坐到我对面来了，他戴副眼镜，矮个儿，是个谨小慎微的人，肚子里学问很多，却从不大声说出。他常常一面校对一面讽刺校样里的错别字和常识性错误。他低头叽里咕噜埋怨，用铅笔圈了拉出来，再打个问号在旁边。因为是校对员，尊重原稿是科长反反复复告诫我们的，一切都要保留原始证据，不能擅自涂黑改掉，只能用铅笔提建议。吴老师的知识层次显然不止当校对，不知是 怎么 被分来这里，他整天气不打一处来，说现在的编辑素质太差，不读书不负责。吴老师对 我这个实际只有小学生学历的人却很宽容，他说话急促又尖刻，因为压低声音，总像与我密谋什么事情，常常让我忍俊不止。吴老师博览群书，一得空就抓本书，凑在鼻尖看。与吴老师熟悉了以后，我渐渐忘记师道尊严，遇到校样中的问题经常偷懒不查字典，张嘴就问，长了很多知识。 我们办公室有十来张办公桌，众人工作时很安静，只闻纸张的翻动声。一开始我负责初校，规定是折校，就是底稿放在底下，校样折起来压在上面，一行行地对校对，那样的死办法能够最大限度看出错字，但是很累。年轻人视力好，干劲足，我连续埋头两个小时也不怕。到了10点是休息时间，放下手里的东西，男同事出去抽烟打乒乓球，巴结的女人捞起绒线编织，吴老师看书，我出去透气。 70年代末80年代初，禁锢已久的图书出版逐步放开，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重放的鲜花》一书，收了很多著名老作家的散文，年轻作家的小说也开始出版。记得当时我们校对科负责几本文学杂志的校对工作，我在校样当中读到孙颙、竹林、王安忆、赵丽宏、陈村、王小鹰等同龄人的小说，非常新鲜好看吸引我。听到出版社同事谈这些文学新秀，感觉他们在天上，我在地下，相当自卑。我从小爱读小说，在校对过程中有时读到好看的情节，糊里糊涂忘记了校对的责任。科长好像背后长眼睛的，她会猛然提醒道，你们不要看小说忘记自己是校对！ 校对科老中青三结合，两头大中间小，年纪大的兢兢业业自是不用说，仅有几位中年人出版学校中专出身，专业程度也高，只是我们一些年轻人，来源五花八门，有部队文工团退伍的，有顶替家长进来的，有中学毕业分配来的，也有去食堂里劳动过几年转入校对科的。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77届大学生毕业分配来到出版社，人事科规定新大学生不能直接到编辑部工作，必须先到校对科工作一年。于是我们这些初中毕业生幸灾乐祸地看着当时在文学界已经崭露头角的几位年轻作家，每天乖乖地到校对科上班，从头学习怎样当校对员。 记得有一两位大学生对工作很认真，可另外几个看上去是藐视校对这门技术的，他们以为自己大学中文系毕业，改个错别字，标点符号什么的还不容易，还需要学吗。我们校对科有两个房间，科长在的那间寂静无声，隔壁那间经常欢声笑语。我不幸一开始就在科长眼皮底下工作，有时候到隔壁去送校样，看见他们经常举头嘎山湖，低头讲戏话，休息时间下棋、打牌，门口打乒乓，切磋交谊舞技艺，羡慕得很。 科长也知道我们的心思，她觉得需要收骨头的新手，不得离开她的房间，我坐在她身后，感觉她有特异功能，不转身能知道我在做什么，甚至想什么。现在想来，校对科５年严格要求的经历对我非常重要，我必须得感谢在那里受到的管教，包括被揪出校对漏洞后的当众“羞辱”，刺激到我的自尊心，使我奋起读夜校，考文凭。 我一直以为，我在出版社１０年自学与工作经历胜过读一般大学中文系，甚至可说胜过拜在乏善可陈的教授门下读研究生。 我们出版社与我进社情况相同的青年大约有十来位，分散在各个科室，校对科算是不错的，分到后勤部门的也有，直接进编辑部的似乎只有一位。人都是那样的，刚刚改变处境时还很欣喜很满足，时间一长，横向比较之后就产生非分之想了。那时出版社分配来一些大学工农兵学员当编辑，再往前一点有“掺沙子”（工农兵作为沙子掺入知识分子那个板结的泥土）进来的，要说知识结构、办事能力与我们返沪知青也相差无几，而他们能大模大样坐在编辑部写写弄弄，冠上了知识分子的帽子，为什么我不能。 我妈妈是个性情温和的女人，从不奢望天上掉馅饼，她知道我的心思，常常旁敲侧击，让我踏踏实实工作，多读书。８０年代兴起了补文凭的风气，出版社人事科出面，组织我们把初中文凭补出来。想想真是可怜，我算７０届初中毕业生，十年动乱是从我小学５年级开始的，之后其实根本没有读过书，不要说初中文凭，小学文凭也是没有的。 我与出版社一些顶替进社的，还有中学毕业后分配进食堂工作的同事一起嘻嘻哈哈补数学、地理等，初中文凭我很顺利通过。紧接着就是考高中文凭，这个稍微难一点，也只花了几个月时间就毕业了。人事科长董老师每次看到我总要称赞我几句，把我列为培养对象。那时出版社有团支部，我总感觉虽然大家都是年轻人，但是当编辑的说话举止与当校对当编务的不一样，与食堂里洗菜、卖饭的小姑娘比，我觉得自己高一等。社会层次约定俗成，势利眼自然发生我也不例外。我从小当班干部，在农场里也是干部，一向在小环境里感觉良好。我暗暗下决心要改变命运，第一步父母将我从农田里救上岸，第二步靠自己。俄国作家高尔基有关读书的名言，我的抄写本上有很多，读书改变命运应该可行。 我所在的绍兴路７号三楼整个层面是资料室，藏书无数，眼前又有那么多学问知识丰富的编辑老师，在出版社这样的“圣殿”中，读书条件不是一个好字，而是三个字“太好了”。  尽管这样，老丁还是对我们这些不在编辑岗位的年轻人非常重视，也许是他家里也有与我们年龄相同，上山下乡回来的子女，他让人事科挑选基础尚好的且没有学历的年轻人，安排有经验的编辑老师上课，开书单，让我们突击强化读书，写读书体会，定时交流。记得给我们上课过的有文艺出版社有名的几位才子，郝铭鉴、金子信、邱峰等等，我的同学有魏心宏、修晓林、赵咏梅等十几位。我在校对科呆了5年后调到文艺理论编辑室当编务，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后，一步步朝当编辑的梦想前进。 绍兴路是上海一条很有历史底蕴的文化路，最多的时候有十来家出版社与书店，我有幸在人生最青葱美好的十年中几乎每天亲炙它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文化气息，在油墨书香中开启心智，学习成长。  绍兴路74号门口，上海文艺出版社老前辈们。前排中为丁景唐先生，左一钱君匋先生，左二姜彬先生。第二排中江曾培先生，文中提到的陆季明老师在最后一排左6（扣子扣紧的），其他很多熟悉的脸庞，不一一介绍，向他们致敬！（原刊登于作协内刊《上海作家》） 孔明珠，女，祖籍浙江桐乡乌镇，生于上海。自幼受家庭熏陶，热爱文学。大学中文系毕业。出版社工作10年，后东渡日本，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交际与口才》主编。现为《交际与口才》杂志副编审、编辑部主任编审。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以小说、散文创作为主，在全国多家报刊开设“孔娘子”品牌美食随笔专栏。 责任编辑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