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道《中国青年》，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看到上面的潘晓讨论，埋头读书的文革后第一批学子，也难免为其提出的同代人困惑怦然心动，觉得期刊如斯，不遑潮流之砥。 毕业分配到团中央，组织部询问我的就业意向，我以就学前的一段文字经历，脱口报出团中央的一报一刊，结果组织部说，你的意愿无非是文字工作呗，安排你去研究室，正合适。于是，我与中国青年杂志擦肩而过。 再次相逢，是在1994年春末夏初。我在中国青年报工作了十年之后，因年龄等原因准备转业，目标是国务院新闻办。经过组织考察，拟调任该办的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办主管领导及人事司司长都已经和我谈好话，一切安排就绪。那天，我去团中央作别。不曾想，团中央领导一见我，就说：你别走了，中国青年杂志的老肖已去记协上任，愁得我昨晚寻思了一夜，正好中青报也同意放你，何不由你接肖东升的班。 我就这样被“截胡”，续上了与中国青年杂志的缘分。 与我远远看到的杂志社的光晕不太一样的是，中国青年杂志与传说中的和我心目中的杂志已经有了很大的落差。发行量由当年的400万，跌至40万；账面上可支配的资金只有40多万，可是加上离退休人员将近百人，可谓人多而薪少。为了扭转颓势，同志们做了许多努力，如办了不少公司，开发一些实业，但效果甚微。主要是发行量的不断下跌，使本来依靠发行收入的财政，开始难以平衡全社的收支。人心在浮动，人才在流失。 我们知道，这是中国青年杂志历史进程中从未有过的一道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给各行各业带来冲击，包括新闻出版行业。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过程中人们经历的种种抉择的痛苦，都让我们那一代的中国青年杂志人遇到了。 中国青年杂志，毕竟具有几十年的光荣传统，也有承载巨大压力的历史厚重；杂志社的员工，尤其是青年编辑记者，都曾经站在改革的潮流，报道过许多改革开放弄潮儿的事迹，面对现在自己单位遇到的窘况，大家明白，目前的困难和冲击，也是传统媒体共同所面对的，不改革就消亡，谁先改，谁就先跳出重围，获得新生。经过大讨论，社里明确了几个基本认识：辉煌只属于过去，读者要看你的现在；发行量的下跌没有底线，不要指望有一个天然保底盘；谁也不会因为你是老牌子而为你担保饭碗。 时代的转折给懦弱者一场危机，给勇敢者一个机遇。 面对压力，我们在团中央书记处的大力支持下，在社里同志们的努力下，迈出了三年改革之路。党组的几位主要领导向团中央保证，给我们三年时间，扭转颓势，重振辉煌，达不到目标，辞职下岗。全社上下形成一个共识，“重振辉煌”是目标，关键还是要从“扭转颓势”做起。因此，一个叫得比较响的形象说法是：我们要做西西弗斯，抗住那块往下滚动的大石头，最起码要在短时间内遏制住每年发行量百分之二十的下滑速度。  对于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改变困难的决心，团中央领导予以极大的关注，十分支持我们的改革举措。当时分管宣传的书记，亲自来到社里，在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杂志社改革，支持我们的工作。他说，但凡你们社里有什么建议意见等（当时社里有很多告状信），可以直接找国雄，如有给我的，我也都一并转由他来处理。这位书记是从地方党政部门过来的，深谙基层管理的艺术，他这么讲，果然对稳定当时杂志社的人心，稳定社里秩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于我而言，虽然温暖却压力山大。因此，我补充说，我欢迎同志们对我进行监督，如果我本人有违纪违法，举报信还请直接送至书记同志或团中央。 我们知道，在一个传承久远，文化积累深厚，精英人才众多的地方实行改革，不宜搞疾风暴雨、放三把火那样的改革。因此，在广泛征求意见和调查研究之后，我们决定实行所谓“费边式”的改革，循序渐进，先争取一部分主要骨干的支持或做一些符合大多数人意向的事情，取得成果以后，再行推进。 改革的第一步，转变经营思想。之前，杂志社只有一两个人搞广告，每年上缴社里约50万左右，社里收入主要依靠发行。但是，现在发行量不断下跌，发行收入越来越支撑不起社里的经济盘。这一点是大家都非常焦虑的。为此，我们在全社抽调数十个稍有经营才能和社会资源的同志，由丁幼华挂帅，组建广告发行处，给出的任务是自行消化发行成本和人员开支外，每年上缴社里不低于100万元的纯利；同时，尽量压缩行政人员，挖掘资源开拓经营渠道，真正做到不养一个闲人。在胡子光带领下，招待所收入一块，红丝带（社会红娘）收入一块，图书编辑收入一块，几个外地办事处上缴一块，搞活动收入一块。值得一提的是，程栋林发起的由中华全国医学会及全国青联主管、我社主办的第一届全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评选活动，在全国中医界造成极大的反响，在此后数十年间，中医界都以曾进入百名为荣，其中涌现出了许多一流中医院的院长，如北京东直门中医院，中国中医研究院等，烧伤专家徐荣祥，骨伤科专家潘中恒等后来都享誉全国乃至世界。有的经营单位可能上缴的利润不多，甚至没有，但是，为社里消化了人员，减少了社里人员开支，更重要的，使因为各种原因下岗的同志有了发挥作用的地方，稳定了人心，减少了矛盾。几年改革中，机构撤撤建建，人员上上下下，奖金高高低低，全社没有听到多少叽叽咕咕，更无一封告状信。 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是如何让能者上，庸者下，或者人非庸而思不进者下。客观地说，当时的杂志社，尽管流失了一些人，但编辑记者里面，还云集不少高手。可是，我与所有的同志谈过一轮后，却发现没有几个对现状满意的，特别是对版面。部门主任觉得队伍不好带，自己累得很，而下面不作劲；普通编辑记者觉得有劲使不出来，憋屈得很。跟一些骨干聊天，随便你提出什么主意，往往报之以摇头：“嘿，您刚来，不知道，这些都是我们玩剩下的。”但是，如何玩新的却又一时语塞。我们深切感受到，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从体制机制上下手，看来既伤不了筋，也动不了骨。经过团中央同意，我们对原来按照机关行政管理划分的编辑部部门，根据版面需要打乱重组。经过慎重摸底排查，首先实行全员解聘，然后按照新部门的需要，重新竞聘上岗，社党组不事先内定人选，新的部门领导完全由群众按照竞聘人的自我描述及对其日常印象，投票决定。结果真正皆大欢喜。一批有本事想干事的年轻同志脱颖而出，我们领导的责任，就是调剂好、安排好落选的老同志。事实证明，这种新的机制和人员配置，对于后来我们进行的内容和版面改革，至关重要。 三 杂志的改革，内容是灵魂，版面是根本。在筹备“粮草”的同时，我们对这本延续七十多年的老刊，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研讨，调研的主题就是如何定位。也许大家会说，还用说，团中央机关刊呗，为青年服务和为团的工作服务，还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这在文革之前和改革开放初期，市面上只有几十本杂志的时候，确实没有问题，可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社会上的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起，光是共青团系统的青年刊，几乎遍布各个地市，公开出版物全国将近100家。青年是一个涵盖各个行业各个层面的集合概念，需求更是随着国门开放五彩缤纷。这种情况下 ，做些什么内容能够满足他们需求？这些服务，又怎么与中国青年杂志传统的对青年人思想理论引导的特点相结合？ 一天，我按例第一个来到班上。大门前的石条上，坐着一位小青年。我问他那么早来有什么事情。他说，想买一本杂志。我好奇起来，这看上去20岁不到的青年人，穿着似乎是个打工者，买我们的杂志干什么？ “自己看吗？” “自己看。” “你每期都看？“ “嗯。“我们边唠嗑，边进院子。我给他端上水，聊过之后，才知道，他确实是个打工的，在一个卖自行车的铺子里。他看我们杂志，已有一些年头了，他的哥哥读高中时，订阅《中国青年》，他也就经常翻看。自己高中毕业后，进北京打工。有一次与工友出摊，大家听说老板生意不好，可能要跑路，小哥几个便携了几辆车溜了。可是他没跑，老板见他老实可靠，把他留了下来。我问他为什么不跑，他说，做人怎么能那样呢？人应正直向上才对。 “这都是你们杂志上说的。”他腼腆地说。我恍恍然不知凡几，我说：“你从哪一期杂志或者那一篇文章上看到是这么说的？”这么一问，他到显得不好意思起来，脸更加泛红： “不知道，反正你们杂志里说的都是这些，教我们要做好人。” 好人，教人学做好人，看起来有点模糊的概念，在这位年轻人身上结出的果实是，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做事；利诱而不贪，为己更为人；有责任，有担当。这就是我们后来一个广告词的出处：“读《中国青年”》，走人间正道。“也许，在众多的服务内容中，最适合我们杂志的一种服务是精神服务。从中国青年杂志的历史长河中，阅读我们杂志的都是一些志士仁人，就像王震、张震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都回忆说，他们是读着《中国青年》走进革命队伍。抗日烽火中，无数热血青年，阅读了《中国青年》，血更热了，志更坚了。一些老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年轻时候读《中国青年》，不但是从中找到了革命道理，也从中找到了人生的道路。他们说，当时，不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爱看，就是政治立场不同的，但是为人正派的同学也都爱看。在一次中宣部委托召开的座谈会上，一位野战军的首长，直截了当地指出：现在的文艺创作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太软。他举出一些军旅歌曲，如辞别妈妈上战场的歌，连当年几个军阀如吴佩孚做的告别妈妈的歌和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离别歌，都气壮山河，斗志昂扬得很，而今天的却哀怨曲折、如诉如泣。他说，相信读《中国青年》长大的一代，和读美国《读者文摘》长大的一代，对共产党的感情和人生的道路是不一样的。 经过反复论证，我们对把对当代青年的“精神服务”作为内容定位。继承“思想刊”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传播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的这个特色，社会上是十分认可的。1996年7月人民日报等中央主要报纸，刊出了长沙工程兵学院坚持18年开展人生观教育的报道，打开了新时期如何在年轻人中间进行人生观教育的话题。但是，长沙工程兵学院的上级部门似乎觉得报道还欠缺点什么，解放军兵种部的领导张海阳同志亲自给我们打电话，邀请我们去兵种部聊聊。海阳同志对我和编辑部的几位领导说，报道出来了，影响很大，但是至于学院是如何对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的，学员的思想观念是怎么转化的，报道没有清晰地给出。你们是对青年进行人生观教育的老刊，报道这方面有经验，请你们出山，进去再挖掘挖掘。我和总编带上当时我们社里唯一的一位博士生彭明榜，和专门研究伦理学的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彭建梅等四五人，住到沙工程兵学院，与同学老师吃住在一起，白天开座谈会，晚上找领导或老师聊，把每一个思想有明显转变的学员的转变过程，包括细节、书信来往、日记、周围同学的观察等全部挖一个底朝天，终于把原来仅仅依靠汇报材料写出的报道所没有的内容，翻找出来，工程兵学院细致深入灵魂的工作细节，学员们思想转变的关键环节显露了来。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深入采访，我们写出了近万字的长篇报道，还专门配发了6、7篇对学员的专访，刊首言论叫做“还是要谈人生观”。临别时，学院领导拿出当地最好的酒鬼酒犒赏我们，说是被我们的深入的作风和专业态度所折服。 四 中国青年杂志在期刊界资历老，地位高，历史上发表过不少惊天动地的文章和报道，但是，市场化大潮一来，很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论文章深度，论文字质量，我们完全可以碾压“群芳”，可就是“火”不起来。我们一些自以为不错的文章，发表以后却反响平平。我记得我刚当社长不久，时任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出版署期刊司司长的张伯海同志跟我说，《中国青年》是一本很不错的杂志，有光荣传统，有较好的编辑队伍，但是现在你们有点落后了，这样下去，结果很难预料。他希望我们放开视野，走出去，看看市场上走红的杂志是怎么‘’红火”起来的。在他建议下我担任了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还担任中国社科期刊委员会的主任，组织优秀社科期刊评选。我也借此机会，走访了当时发行量直线上升的杂志，如《故事会》、《青年一代》、《辽宁青年》、《世界知识》、《读者》、《青年文摘》等，为了了解读者青睐《故事会》的原因，我像实习生一样，坐在他们的编辑室里，看他们编辑如何选取稿子和处理稿子，看了整整一天。第二天又去，听他们的总编介绍。原来，他们的杂志受到读者欢迎的根本原因，在于处处以读者为重。他们每一个编辑，都把自己设定为读者，选稿时，第一个念头是，假如我是读者，喜不喜欢这个故事？他们还特别重视文章的开头，我就亲眼看到，有的编辑一会儿撕掉一张稿纸，一会儿撕掉一张稿纸，我捡起来一看，都是各种开头。他们告诉我，读者的时间不多，现在可供他们阅读的内容太多了，如果开头不能把他吸引过来，这篇文章基本上就废了。总编还介绍说，他们每期稿子出来之后，付印之前，都要请一些读者来评议一下，评稿员认为不灵光的，马上换稿。我把这些做法变成我的体会，回来给我们编辑部的同事交换意见，发动编辑部开展“稿子如何好看”的讨论。大家觉得我们主要是编辑意识太强，读者观念太弱。潜意识里，还是我说你听，我总是比你高明一点。 了解读者，成了我们杂志迈向市场的第一步。 把编辑记者撒出去，承担部分发行责任，这在当时传统报刊社还是新鲜事。编辑部领导也十分支持，发行季节，都要安排人手参加发行工作，出去采访，也顺便推销杂志。每期刊物出来以后，大家拿一些杂志到外面卖。我自己就在我家旁边的集市上，找了一个书摊，每期摆上十本中国青年杂志。前后坚持了约2年。一开始，摊主不愿意接收，说你们这个杂志没人要的，白占摊位。我每期都给他介绍介绍刊出的内容，他有时候居然还据此吆喝几句。一般情况下，能够卖出两三本，但有的时候，我们做的封面文章比较亮眼，也有卖五六本的时候，例如做环保的绿色专刊，爱国主义教育的关注台湾等，邓小平同志去世后的那本专辑，他居然问我还有没有。摆摊卖杂志的好处，既可以了解销售反馈，也可以直接接触读者。我在每本杂志里面，夹上一张名片。有一次，接到一个电话，询问我是否真的是我石某人，听说是真人，便邀请我在摊前见面，说有些意见想说说。我当然很高兴。约好见面时大家手里拿一本杂志。原来她也住我们一个小区，是区环保部门的一个干部，她的先生也来了，是附近派出所的民警。两个人说了很多他们及周围同事的看法，有肯定有建议，说，我们特希望中国青年杂志真正办成我们青年人的精神家园。一席交谈，让我觉得摆摊卖货的功夫没有白费。  当然，了解读者需求，更多的是走出去和各类青年多多接触。那几年，不要说编辑记者常年在外跑，就连我们几个社领导，每年总有差不多五分之一的时间飘在外面，两个总编辑，接触的社会上三教九流比我多，各色青年朋友的交往络绎不绝，经常拿回来很多信息，有的直接转化为选题。我主要利用发行季节和共青团系统的一些大型集会，广开座谈会，扩大与青年的接触。每次出去，事先与地方团组织联系好，基本上上午、下午和晚上开三个座谈会，参加人员有学生、职工、团干部不等，听取他们对刊物的意见、了解青年思想动态、宣传我们自己的杂志。团中央的学校、青工、青农等部门的会议，只要有可能，我们都要挤进去争取一二个小时与大家交流的机会。铁道和解放军，是我们接触的重点。铁道部政治部每年都专门为我们召开全国铁道宣传和共青团系统电话会，会上有我40分钟的发言。与部队战士的接触，首先是报道开路，迟浩田将军、刘华清张震副主席等都接受过我们的采访或者在我们杂志上发表文章，南京军区一个领导提出大学生当兵的概念以后，我们随即与南京军区青年处共同举办了大学生当兵座谈会，同时报道大学生当兵的先进典型公举东事迹，在社会上和部队内部产生较大影响。公举东后来与我还成了好朋友。他听说我父母都在上海，居然还带着南京路上好八连几个战士，到我家搞卫生，做好事，说是让我们这些在外面工作的同志安心工作。  广泛的接触，使我们交了许多青年朋友，他们的许多真实想法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我们的编辑部，因为互相了解，发行量也开始稳定。每日，我和总编辑的书信是最多的，我们每天都要花一些时间给青年读者写回信。经常在每周周末，大家下班以后，总编们跑到我的办公室，长长地吐了口气：“嗨，终于把这周的信回完了”。为了加强和读者的联系，我们在杂志上开辟了社长总编讲的故事栏目。社长讲的，全部是我和读者之间的故事，透露我们和读者的鱼水之情。记得有个故事讲的是青海一个学院团委书记通过我们解决心理咨询仪器的事情。那个团委书记带领学生外出活动，跳水时不幸挫伤腰椎，造成半身不遂。她顽强地为自己选择了心理咨询这个职业，需要北京师范大学刚刚研究设计的一种心理咨询仪器。可是，仪器很贵，她希望通过我们联系减些价钱。据她说，她鼓了几次勇气，才给我拨通电话。我与北师大方面并不熟悉，于是拜托团中央学校部帮忙。北师大团委了解情况后，决定赠送一台设备给她。青海团省委书记给我反馈这个结果时，感谢之余，还高度表扬了我们为青年服务的精神。 团省委的领导都知道，我曾经代表杂志社在团中央全会上，向全国的共青团组织承诺，我们中国青年杂志社，是全国青年和团组织的家，大家在北京需要办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尽力。凡持有团县委以上介绍信，找到我们，我们都会热情接待尽力帮助。当时，我们的财力和人力很有限，所以我的承诺还是十分留有余地。“尽力”而不是大包大揽。这一点，大家都是懂得的。尽管如此，在团内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长沙卷烟厂团委首先找到了我们，他们要为烟厂扩大宣传出力，但是香烟是不能做广告的，他们便组织一支年轻队伍，在北京街头通过骑车的方式，穿着他们的广告衫“路演”，需要我们安排接站、食宿、路线等。当然除了接站用我们的车辆外，一切费用他们自理。记得他们在北京活动了一个多星期，据说“效果”还不错。后来厂党委书记还专程到杂志社表示感谢。很长时间里，这个厂订阅我们杂志一直没有掉过数。还有的企业或者基层团组织，要组织青年到北京搞活动，但是北京费用太高，他们就找到我们，我们的同志们给他们找北京最低价位的旅馆和餐饮，常去的有青年印刷厂地下招待所，每日餐费不超过20元，这是我们给他们专门定制的价格。有一个星期天，我突然接到电话，让我到社里一趟，说是有几十位年轻人聚集在小院子里，希望见见我。过去一看，正是我们不久前接待的一批基础团干部，他们活动得很开心，对我们的安排很满意，临离开北京前，想与我合个影，留一个我的签名。在小院的高台阶上，我们依依作别，挥手之间，我的眼睛有点湿润，大家把《中国青年》真正当作了他们的家，我们这些《中国青年》的传承者，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本杂志做好，也好无愧于他们。与此同时，我也深深地感谢周围站着的杂志社同仁们，是他们的不计辛劳甘愿奉献，白天黑夜地为有求于我们的青年朋友服务，才打造出《中国青年》的新形象。 五 作为杂志，为青年服务，主要是精神服务，为青年发声，把他们的所想所思所求反映到刊物上。实践证明，这样做并不弱化作为机关刊的团结教育引导的功能。事实是，只有青年人能够关注你了，喜欢上你的杂志了，你才有机会把你想要提供给青年读者的思想观念渗透其间。这是我们在探索机关刊走市场过程中得出的一条深刻体会。  机关刊走市场，是我们改革之初就提出的一个设想或者说目标。但是，话题稍稍有点敏感。当时，中宣部主管副部长就跟我谈，说你们要冲破计划经济的樊笼，学会在市场大潮中重新炼化自己，方向是对的，但是机关刊走市场的提法，可以暂时只做不说。所以，机关刊走市场这个口号，我们是三年以后才真正叫响的。我们理解，当时，人们最大的担心，是怕过于迎合了市场，淹没了作为机关刊教育引导功能，说白了，还是一句老话，担心过分地迎合人们落后的、琐屑的需求，当群众的尾巴。 改革的一条经验教训是：有些时候，是领导者对自己的定力缺乏自信；有些时候，是对群众的觉悟缺乏足够的估量。 自从杂志开始做封面文章之后，我们对每一个重大选题都会进行评估，每周的办公会和每期的策划会都有很热烈的讨论和信息反馈。我们越来越觉得，群众最关心的两个方面，是读者市场上的热点，同时也是我们可以深入引导的话题。其一个方面是，关于青年自身的思考，也可以叫做自身成长的需求；另一个方面是，对社会热点或天下大势的关注。关于前者，我们在走访了十多所大中学校、几十个团组织之后，找到了一点感觉，策划了诸如““我为什么心里没底？”“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离我越来越远？”“大学生读不读名著？”“做不做好人？”“做不做流行人？”---等选题，版面上展开了讨论，从青年读者的积极响应的中，我们尝到了贴近青年的乐趣。关于后者，我们发现当代青年对于一些国家命运、人类前途等宏大叙事性题材，绝非因商业的功利而丧失兴趣，相反，因为其他媒体对此类题材的冷落而对我们杂志抱有更大的期待。 记不得是哪一年春节，团中央第一书记带领书记处同志来杂志社拜年。席间，他说，中国青年杂志历来是引领潮流的杂志，目前，知识经济正在兴起，新的技术也将改变世界和我们的许多认知，你们杂志应该有所作为。他举了个刚从上海调研发现的一个用知识推动经济发展的青年团体：复兴高科。他说，徐匡迪市长告诉他，复旦有一个由几位毕业生组建的小公司，别看现在小，但是他们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撬动着十分可观的经济雪球。市长欣喜地展望，如果上海有十个像复兴高科那样的企业，上海的经济发展将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听到知识经济这个词汇，那时，高科技、新技术的浪潮也刚刚在精英层面获得关注。我打电话给科技部团委，资询此事。团委同志对我说，对于知识经济，他们也刚刚关注，正在编辑一本小册子。我要了一些资料，与编辑部的同志恶补了一通。组织了一个豪华的团队，到上海采访了几乎一个月。以“知识+经济=知识经济”为题的巨篇报道在杂志发表以后，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在许多老读者的眼里，引领时代潮流的中国青年杂志又回来了。就这一期杂志，摊上的销售增量达到百分之七十。与此前后，编辑部特别策划的关注环保、关注台湾、关注大学的人文精神建设等等，也都得到市场的热捧。事实充分说明，机关刊是能够走市场的，机关刊有机关刊的市场之道。 六 有一段时间，我们感觉到在青年干部中间，滋长着一股互相攀附，钻营取巧，拉拉扯扯的风气，虽然不是主流，但腐蚀性极大，也有蔓延之势。我在北京、江苏、上海等地利用搞发行的机会，找了当地组织部门调研，一是准备选题（当时我们出差回来都有有选题汇报），二是寻找正面典型。无锡和苏州组织部的几位年轻处长，就这个话题与我促膝长谈，及至鸡鸣。他们说，据他们掌握的情况，此风正劲，如果说，一些老同志的腐败，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那么，现在一些年轻干部的腐败速度，几乎可以以年计，而且，有的怪现象，已经超过晚清趼人小说的描写。 受大家的正义感的影响，我产生了给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情况的冲动。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满满4、5张稿纸。但是转念一想，我们是做杂志的，关键是如何在杂志上破解这一道难题，给青春正茂的青年干部们一些提醒。 恰在此时，锦州大水，刚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张鸣岐在救灾中遇难。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说这位年轻干部去锦州以后，谢绝了各种不必要的应酬，连原来在团省委副书记任上熟悉的唱歌跳舞也拒绝参加，一门心思深入群众，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这位年轻干部的诸多优秀品质，深深触动了我，联系到这些日子的调研，感到张鸣岐身上具备的，恰恰是当时许多年轻干部缺乏的，于是我觉得我们杂志应该予以大力宣扬。当时我想，胡锦涛同志主管青年干部，如果请他写文章表彰张鸣岐，发表在我们杂志上，其作用和影响，一定比我们自己发一篇言论大得多。于是我按照在团中央工作时对胡锦涛同志的了解，写了一篇名为＂向张鸣岐同志学习“的文章。同时把给领导同志写的那封信附上，以供锦涛同志全面了解青年干部的情况。最后我说，反映的这些问题，不能见刋，而正面宣传张鸣岐，也许是最好的契机。我把信及代他起草的文章送去之后，没几天便接到时任团中央负责同志同志的电话。他首先批评了我缺乏组织观念，直接给中央领导写信及约稿，我当即表示接受批评。但他同时说，这次我替你向领导作了检讨。锦涛同志说反映的问题很好，署名文章是否发表，想听听团中央的意见。在团中央的支持下，胡锦涛同志的文章终于在我们杂志上发表了。经过锦涛同志重新梳理改写的文章发表以后，其他的报刊也给予了转载，一时间，在年轻干部中间，张鸣岐同志成了大家的学习榜样。读者也给予了很热情的反馈。 尤其令我们兴奋的是，锦涛同志还专门给我们写了一封信，鼓励我们说：“《中国青年》杂志有着光荣的传统和辉煌的历史，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努力把它办好，在培养、造就跨世纪一代新人的伟大工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锦涛同志的嘱咐，成了我们全体中国青年杂志人的座右铭，为正在转型时期的老杂志指明了奋斗方向。  作者简介：石国雄， 1947年出生，1966年高中毕业，上海知青，1968年8月16日，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33团（854农场）9连，现任中国报业协会驻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津贴。曾任团中央研究室、宣传部工作人员，《中国青年报》党委书记、副社长、副总编辑；中国青年杂志社党组书记兼社长；团中央委员、常委，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兼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委员会主任、中国青年报刊协会会长，《中华工商时报》社社长，《中华儿女》杂志社党组书记兼社长，《中华儿女》报刊社党组书记兼社长。（照片全部由丁幼华拍摄）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