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安徽》一书出版了，看到10页上自己1969年1月12日离开上海时的全家照，心绪久久不能平复…… 1968年下半年，喧闹的校园安静下来，1966、1967届初高中在校生面临毕业分配。我的同班好友姜根宝，李云鹤等，因出生工人阶级家庭，已经去工厂上班，朱新华也去了崇明农场，剩下的一些同学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命运的安排。我有自知之明，父亲有历史问题正在审查中，姐姐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太差，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而去了技校（技校每月有18元补贴），幸运的是，技校生这时已转为学徒工，不可能再去外地。所以，我的命运已定，但心里还是有点奢望，能进农场，拿份工资，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彻底打破了学子们的最后希望。我的邻居、好友加学长俞永健是分配到崇明农场的，但他1967届初中的大妹妹已去大丰农场，他原想在争取一下能否留在上海工矿，没去报到，现在看看形势不妙，决定立即去崇明报到，邀请我到时送他，我也想去崇明看看有没有希望，就答应了。过了元旦，元月３日，我俩就去了崇明农场。到了崇明长征农场，意外见到了好友朱新华，原来他和俞永健分到同一个连队，并在同一宿舍。在崇明待了3天，看到希望渺茫，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两位好友，元月７日返回上海。谁知，我的命运，就在这几天决定了。 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下达后，学校和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积极落实，根据我的情况，决定我第一批插队落户去安徽，因为我没在上海，就通知了我父亲单位，在单位造反派严压下，我父亲只好答应。当我回到家里时，我已经不是上海人了，看到桌上的插队通知书，父亲低垂的头颅，母亲含泪的目光，姐姐的不舍，两个弟弟的无知，我只能认命。直到40多年后，我的户口转回上海，瘫在病床上的母亲，才长长呼出口气：“总算回来了”。 既然命运已定，我第一时间告知了姜根宝。我们同窗4年，他年长我两岁，我们又是同姓，兴趣相同，都喜欢画画，上课时前后桌，他是学校学生会宣传委员，我是班里的宣传委员，文革中同在一个红卫兵组织，写大字报，刷标语都是齐上阵，学校的校牌也是我们一起制作。他知道后，第一句话说，我们互刻个章吧，以做纪念，我欣然同意。在紧张的准备日子里，我用铝板给他刻了个扁章，用的是隶体，上面打了个洞，可以系在钥匙圈上，这样，根宝就能随时看到我。三十多年后，我们再见面时，他的钥匙圈上还挂着我给他刻的章，但四边已经磨平了。他用有机玻璃给我刻了个方章，用的是小篆，我虽然后来给自己刻过不少章，但这枚章一直是我的基本用章。 李云鹤知道后，晚上来我家小坐了一会，我们相对无语，都知道命运使然，这一别，不知何时再见，其实，当我们再见时，两鬓已白。他低沉地说，我走那天，他来送我。 走前准备的时间太匆忙，那时物资匮乏，我家经济条件不好，正好配给的物资中有木板，根宝就想到用它给我做个柜子。他很聪明，平时就喜欢摆弄这些，是个小木匠，那时他在江南造船厂上班，白天没空，下班后来我家，在我家灶披间，敲敲打打，每天弄到半夜才回去，两个晚上，给我做了个不错的小柜子，还带两个抽斗，并抓紧上了漆。这柜子帮我解决了大问题，能放被子衣服，和零碎的生活用品，这柜子陪伴了我大半生，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厂矿，我都带着它，即使成家后，它还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根宝兄很内向，不擅言语，但我们俩趣味相投，他很愿意和我沟通交流。插队后，我每回上海，就会去他家，他也很高兴，我俩沿着黄陂路，走到南京路，在国际饭店对面的中国工艺品美术商店流连忘返，对玻璃柜中精美的工艺品评头论足，要么就朝西，参观当时的上海美术馆，一走就是一整天。后来我进了工矿，回上海时间少了，回来匆匆，他又上班，碰头的机会越来越少，以致断了联系。 再次找到他时，他精神猥琐，独自一人住在小两室一厅中，听居委会同志介绍，他有严重的忧郁症，和邻居从不来往，是居委会重点关注对象。不知这些年，根宝到底经历些什么，变化这么大。我们默默地坐着，他说他眼睛高度近视，这我知道，现在几乎瞎了，所以很少出门，平时，由他侄子照顾，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抽空找了他几次，他慢慢地开朗了一些，还带他参加了一次老同学聚会，他很高兴。天有不测风云，我再次来到他家门口，欲带他出去聚会，但没人开门，在居委会，知道他已走了，半夜走的，走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我当时就楞在那儿，心疼不已。 回头再道1969年1月12日，是我离家插队的日子，早晨一起床，全家就沉浸在压抑的气氛中，单位给父亲一天假，姐姐也请假在家，全家虽然团聚，但高兴不起来。9点刚过，李云鹤来了，没想到的是，他带来一架照相机，这给我家沉默的气氛带来一些惊喜，要知道，那个时代照相机是奢侈品，不是一般家庭能玩的起的，也不知他是从那儿弄来的，我只有感激还是感激。 在门口，我神采奕奕，手拿当时流行的小红书，他先给我照了个单身像，然后全家排好，照下了我和我们全家终身难忘的全家照，接着，我们兄妹四个，也留了个影。我们在照相时，邻居都出来了，知道我今天要走，安慰鼓励不绝耳，尤其是邻居的小孩，更是围着我，问个不停，云鹤趁机按下了快门。在门口忙了一个多小时，云鹤拍了拍我肩膀，没说话走了。几十年后，老同学聚会，看到对方的满头白发，都感慨万分，我对当时的留影，再次表示感谢，他挥挥手“我没做什么，尽力而已”。 吃过午饭，是告别的时候了，行李一天前就拉到学校去了，我随身就一个书包，母亲塞了几个馒头和两个鸡蛋，依依不舍的说“自己当心”，再也说不下去了。父亲和姐姐要到车站送我，就默默地站在一边，两个弟弟拉着我的手，送我出了新村，才依依不舍回去了。 到了学校，见到了一起去安徽的其他同学（十四人），学校开了欢送会，每人胸带大红花，但心情不佳，脸上勉强露出笑容，不知前面等待我们是什么前途。登上大巴，在区里绕了一圈，和其他学校的大巴组成一条长龙，不知啥原因，进了我姐姐的工厂——上海十五羊毛衫厂，停在了哪里，引来了不少工人围观。只听有人拍着车门问“这是五爱中学的车吗？”有人开了门，上来几个师傅，当头的五十岁左右，一脸慈祥，问“谁是姜民生？”我连忙站起来，迎上去，一脸茫然，旁边的工友忙介绍：“这是你姐的师傅，我们都是一个小组的”我不知所措的站在那儿，我姐师傅拉着我的手：“你受苦了”说着塞给我十块钱，我忙推脱，他说“拿着，你家情况我知道，我也帮不了什么忙，就算救急吧”硬把钱塞进我的书包，其他工友也劝说，我只能万分感激地收下了。车队走了，我看着他们几个跟着车子挥手，等车子转弯，看不见他们，才坐下，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和他们是萍水相逢啊！  七点整，随着一声汽笛，列车缓缓启动，车箱内，站台上哭声一片，我们踏上了征程。 作者简介：姜民生，上海市五爱中学毕业，1969年1月12日到安徽阜阳专区利辛县永兴公社永兴大队徐小郢生产队插队。1973年10月以合同工进入利辛化肥厂，1975年5月正式招工进入利辛化肥厂，1980年10月转蒙城印刷厂，退休后回上海。（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