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邨是老招商局宿舍，最初的住户应该都是招商局的员工。招商局是中国最早领世界市面的公司，也是中国最早和世界接轨的代表，住户的素质普遍较高。 我无法给她准确的归类，二邨不是完全的海派，但又颇具海派的特点。和一般上海弄堂相比，她多了天南海北文化的共存和包容，人员来自全国各地。浙江宁波人为多。 二邨又与上海一些北方人为主的部队大院的风格不同。部队大院是正统红色，里面的孩子都说普通话。二邨人口政治背景用那个时候的说法来讲就叫复杂，现在说法其实就是多元。 二邨里面住着有局长、厂长，都是很高级别的干部，长征干部就有好几个，三八干部，即参加抗日战争的数不胜数，民国遗留人员、华侨、资本家、知识分子也很多，“地富反坏”也不少。二邨生活条件可以算上海社会的中上层吧。我记得一个招商局的老船长老轮机长大概每月可以有五六百元的收入。这应该比传说中的毛主席周恩来的工资还高。即便同时住在一个弄堂里的长征资历的干部或局长的收入也不到这一半呢。不过，那个时候大家的居住条件基本都差不多。 老住户49号楼下的丁家“阿弟”曾告诉我，当初建成时，开发商在每一排房子上就贪了一根金条。当时我觉得好贪婪了，但以现在的标准，不知这是多还是少了，说不定用现在的标准当时的开发商已经是良心开发商了。 邻居都是好邻居 公有制是万恶之源 随着时间的流逝，二邨的住户开始复杂了，以前的老招商可以住前后两间房子，独门独户，没有合用的概念，这在当时的上海是很高的住房标准了。 后来住户增加，有的人家被迫交出一些住房，就开始了煤卫合用的概念了，关于公用面积就有了邻里纠纷。这是我最深刻的印象，大家都会去争那些界定不清的面积，就是公用面积造成的邻里纠纷。 当时主要矛盾就是公用面积，居委会调解的也是这类矛盾。与现在的《新老娘舅》的节目不同，现在的矛盾主要是钱的问题，而那时候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资产。 后来，住房条件改善了，很多住户都有了独用的煤卫了，邻里关系也就彻底改善了，甚至当年视如水火不共戴天的仇人，也随着岁月，冰释前嫌了。 多年后，我跟随杨小凯学了产权经济学，终于知道了这一切纠纷都来源于没有界定清晰的产权。所以，我后来对于私有产权制度重要性有着宗教般的信仰，可能就与我小时候心里的记忆有关。 孟德斯鸠所说的“私有产权是道德神”和孟子说“恒产有恒心”都是我的信条。现在听到任何人为国有制或公有制辩护，我都打从心底里反感。直到现在，每一次讲授或讨论产权制度相关的现象时，浮现我脑海的还是二邨的公用面积。现在听到任何人为国有制或公有制辩护，我都打从心底里反感。 素颜时代的美女是真美女 只是那时我不领市面 住户最早的是招商局的员工，后来也都是海运界的人，家境都不错，收入比一般阶层要高。大概这样的人娶回来的女人都不会难看，再加上自身多数为来自东西南北的比较优秀的人，所以下一代普遍颜值较高，女孩子大多天生丽质，再加上家境良好养成的优雅不俗的气质，自然都是美女。回想起来确实很少有长得歪瓜裂枣的女孩。 不要忘了，那可是素颜的年代啊。  我和表妹 我在二邨里从来就没有觉得她长得如何，没想到姚列强却对她赞不绝口视为天人，一副垂涎欲滴的样子。 我当时就表示了我的不以为然，但我到今天都能想起姚列强当时对我的不屑和不满，好像我暴敛天物了一般。 我之所以没有忘记这个事情，是因为这里面大概说的就是人对自己身边的东西是不太容易珍惜的道理。妈妈总说，远来的和尚好分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96号里的女孩王漪，确实是漂亮，但我那时候就是没有感觉到，天天看着，没觉得咋样，直到后来我的很多大学同学都喜欢她，我才意识到，去认真想了想才明白她大概是真的好看，确实是没有争议的好看。但是，晚了，人家跟局长的儿子好了。 现在想想，二邨的女生确实好看，直到今天发小聚会，还都是美女成群。 跨时代的人文环境塑造人格 “你能上大学的！” 我们家四个儿子，父亲在船上工作，妈妈上班，典型的双职工家庭，也确实妈妈照顾不过来，我们家的四个儿子基本都是散养的。所以很羡慕那些家里得到更多关爱的孩子。 我小时候喜欢看书，但那时没有什么书。我喜欢看《参考消息》，因为妈妈在单位订了《参考消息》，我很多字都是通过看《参考消息》学会认的。我对时事一直很关注，特别是国际局势，那时看到西贡陷落给越共这样的消息都会让我很失望，因为我骨子里是同情和向往自由世界的。 除了时事以外，我小学时的学习成绩一般，记得我一般会拿“可”回家，那大大的红红的“可”就是“可以”，马马虎虎过得过去的意思，再往下一个就是“差”了。反正男孩子那个年龄完全懵懂不开窍。 过了几年，学校秩序恢复了，学校又开始重视学习了，我大概也开始有点开窍了，像大部分的男孩子一样，一般开窍得晚几年。 所以 ，我对现在的儿子教育也就是这个观点，男孩子小时候可以多玩玩，以后会突然开窍的。不必参加那么多补习。 开了窍的我也是一发不可收拾，也喜欢学习了，也会学习了，买参考书，做习题，很多爸爸以前的书，数理化的都用上了。记得我家有日本人翻译的，大概是爸爸学习时用的书，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本叫《格氏郎三世微积分》。 80号里我同学汪涛的外公，一位很憨厚的老先生，其实是中国最高一个级别的高级工程师。 汪涛的父母在外地工作，汪涛和他妹妹是由外公外婆带着。我小学的时候一直很羡慕汪涛，因为一旦碰上下雨天，涛涛（汪涛小名）的外公或外婆就会带着伞来接。 我和汪涛一起做功课，在汪涛的家里，汪涛的外公帮我辅导功课。我记得有一次我解了一道光学的题目，汪涛的外公开始认为我做错了，我当时就为自己的解法争辩，汪涛外公耐心听了我的理由，认真想了一下，然后看着我告诉我说：嗯，你是对的。并且以赞许的口吻说了一句：你将来能上大学的。 这句话当时没有太多的感觉，因为自己那时不是太懂上大学的意思，但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鼓励，而且是一位那么有学问的老者。 我后来发现，越有学问的人越谦虚，真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的风范和人品。现在在大学里看到不容学生挑战提问的教师，我都很不以为然。上次聚会见到涛涛， 我还向他表达了我对他外公当年对我鼓励的感怀之情。 邓子恢副总理：“方尼是个好同志！” 方尼，我们叫她方阿姨，是一位新四军干部，级别不低的。小时候对她最早的印象，是一位穿着军大衣身材很高很有气场的女性。 后来她成了我家的贵人，我家的住房条件改善和她的慷慨有关。我哥哥的回忆里对此有很细致的描述。我去她家玩，最让我难忘方阿姨桌上有一张她年轻时候的上色的照片。这么说吧，她年轻时绝对是美女，颜值高过你能想到的现在市面上的任何一位明星。 后来她70多岁的时候嫁给了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战友，我相信在夏的眼里，方阿姨一定还是年轻时候一样的美丽，如同我们现在见到发小，眼里还是小时候的影子，这样的视角若不是一起从年轻走来，是不会理解的。 方阿姨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她在新四军的时候，被后来的副总理邓子恢看上了，但方阿姨不愿意，邓就将她关起来逼她就范。后来她跑了出去，写信给延安的毛主席告状，才逃过去了。 后来文革时，方阿姨被批斗冲击，邓子恢还写了“方尼是个好同志”的批示，才保住了方阿姨没有大的麻烦。 我当时好羡慕，总幻想着有一天有机会也给那些我喜欢但人家没有看上我的女孩子们能写个“王漪是个好同志”，“邓怡是个好同志”，“何小敏是个好同志” ，“陈永红是个好同志 ”这类的批示。 方阿姨离婚的，之前的老公也是一位局级干部，他们唯一的儿子在情报工作时溺水身亡了。所以，她的个人生活挺不幸的。 方阿姨是一个文学工作者。文革时上海的市领导有一位叫徐景贤的，就是方阿姨搞文学工作时的同事。 方阿姨身上有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对我后来的人格形成影响很大。她通过教我写大字报教给了我很多写作技巧、文字技巧，比如尽量少用“的”字，以及通过遣词造句所反映出的个性和目的。回想起来，此生有幸方阿姨指导我写作。 方阿姨和我家联系很多，记得有一次方阿姨和我妈说，最好把孩子都送到国外去。她还非常肯定地预测江青会接毛主席的班，我记得她说这句话时的肯定， 但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这也是我后来形成不要相信任何预测的观点的基础。 方阿姨后来嫁给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因此也就搬离了二邨。但她是我家的贵人，不仅帮助我们改善了住房条件，对我们家的几个孩子的教育有着直接帮助。方阿姨自己是大地主家庭出生，年轻时背叛家庭参加革命，最后成了市委书记的夫人，但她却希望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去自由的世界。 “海外来人啦！” 二邨很多人都有海外关系，但那个年代都不敢说出来。 记得最荒谬的一个经历是，那个年代有个电影《铁道卫士》说的是韩战期间东北地区的谍战故事，有国民党分子潜伏人员和大陆的公安之间的为了炸毁还是保卫铁路斗争的故事片，应该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里面有一句台词，一个国民党分子兴奋地告诉自己的一些同伙：“海外来人啦！” 那个年代，孩子们都喜欢模仿学习电影里所谓反面人物的台词，有一次我二哥在公用厨房过道里，就突然冒出了这句台词“海外来人啦！”正好我父亲在旁边，一个重重的耳光就扇在了我二哥的脸上。想必是这句台词在当时会给家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长大了才懂，爸爸发火还真有道理，我确实有个亲舅舅当年在上海圣约翰读法律，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时候从军抗日，后来随着空军去了台湾，再后来又去了美国。 妈妈私下会和我说很多我这个舅舅的故事，据说非常有才，长得不是一般的帅。他中学时在上海得过演讲比赛的奖。 后来舅舅回国，就在青云路的房子里和我讲了他演讲比赛的经历。他的演讲题目是“青年人对国家的责任”，另一个女孩的题目就是一个字“米”，因为当时中国闹粮荒，这个女孩的题目抓住了大众关注的话题，拿到了第一名，我舅舅是第二名。现在都说标题党，这个应该是当年的靠标题取胜的案子了。 华侨刘景堂教我英语 刘景堂是一位归国华侨，他的太太叫海珠，非常漂亮和时尚。他们有两个儿子，是我家在97号时的邻居。 刘是非常典型的那种文质彬彬的文人样子，白净、光头、戴眼镜，话不多，很和蔼，在家里应该是很宠海珠的。海珠是广东人，姓林，出生的医院就在广州海珠大桥旁边，所以叫海珠。 我记得刘景堂抓自己的大儿子学小提琴很严格。自己一下船到家，就把他大儿子强强，抓到家里去练琴。他们请了一位老师，是一位乐团的小提琴手，那时我们听说，真正会拉小提琴的人，下巴下面一定有被提琴磨损出来的疤痕，这个老师就是这样。所以，后来我看到任何学提琴的人就会去注意她的下巴。 我妈妈请刘景堂教我英语，我记得课本是一本很精致的蓝皮塑膜的全英文书，很多年后，我知道那是英语900句。他发音很柔，很标准，更重要的是很耐心。我不记得我自己学的有多好，但记得刘景堂总是和妈妈提到我的进步， 妈妈总是很开心。 海珠是一个很热心的人，热心和我妈妈一起帮人做红娘。但有一次在为别人做红娘的时候，奔波过度，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才30多岁。海珠比我妈妈小，身体比我妈妈好，准备着将来出国的一天。我后来一直用海珠的例子劝妈妈遇事要想得开要知足。 “猫有七条命” 有一次家里捡了一个受伤的猫，需要营养，我爸爸就骑车去菜场，那时的肉类食品是凭票供应的，爸爸就和菜场肉摊的师傅商量，家里的猫咪想吃点牛肉养养身体，那个师傅听了后，一口答应了，手起刀落，给了爸爸一块牛肉。 爸爸回家后很开心，和我们说这个事情，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天下还是有好人的。 我妈妈从小就救流浪的猫，在二邨的时候，收养了很多被人打伤、没有人要的小猫。妈妈说，猫有七条命，救猫的人会有好报。 我从有记忆开始，妈妈身体就不太好，有时甚至很危险，经常住院，或长病假在家。我从小就有很早会失去妈妈的恐惧。 我妈妈去年因病去世的，享年83岁，也是长寿了，以我妈妈的身体，这也是奇迹了。 我常常想，这也许就和我妈妈一生救过很多流浪猫有关系。 我们二邨里有几个喜欢作弄小动物的大小孩， 我家猫咪在门口晒太阳，96号有一个男孩就拿起一大块石头砸了下去，我到今天也不会原谅这些人。 太多“第一次” 我的小儿子今年要上小学了，我至今记得我上小学的第一天，就是我哥哥带着背着书包的我，走到了二邨的门口，交给了张德清的爷爷，和一起入学的小朋友去了小学。这些发小我们现在还常常相聚。 二邨有着我太多第一次。我记得我们躲在包晓光家里，偷偷地听老式留声机播放的胶木唱片的《蓝色多瑙河》，听的时候必须派一个人在门外望风，怕被邻居发现。 那是一个封闭的年代，但我们小朋友之间还是交换着破损的《一千零一夜》《安娜卡列尼那》以及屠格涅夫的《初恋》等名著。 走得更远的有我这样的，拿着家里的短波收音机，夜晚躲在56后楼上后房间，用被子捂住收听台湾的对大陆广播或听苏联的中文广播，了解了很多当时一般人不会知道的时政内幕和课本上没有的党史。 直到今天，我很多思想的灵感都会在童年二邨的经历里去寻找案例和佐证。比如，制度安排对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影响，职业选择的决策对于一个人人生的影响，隔代教育对于孩子成长个性的影响，时代变化对家庭命运的影响， 我现在看人，交朋友，我不看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很关注这个人小时候成长的环境，我觉得童年少年的环境是影响一个人人格和价值观的关键时期。 感恩父母 我父母生了四个儿子，他们是双职工，爸爸长年不在家，我妈妈身体不好，要带四个儿子，还要上班，确实不容易。 所以我现在看到年轻夫妻带一个，甚至是几代人带一个小孩，还喊累，就很不理解。  我记得有一次回家，妈妈手里拿着一份《文汇报》，上面有着我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核试验的红字喜讯。妈妈对我轻声说，我要早知道这几天会有核试验，就不让你们几个出门了。 爸爸私下承认过，几个儿子里他最喜欢我。有时爸爸出海，我会送他到青云路口，他会把口袋里所有的硬币都掏给我。在那个年代，这些钱用来买我喜欢的小儿书、模型、零食，都是一笔不小的零花钱了。  我小时候，自己会经常在傍晚去47路和66路车站，一辆又一辆的等着妈妈从在外滩的公司里下班回家。看到妈妈在下车的人群里出现的时候，我总是很开心。 小村依然已不可求 梨花树下纺车不再响 李延亮的《梨花又开放》我非常喜欢，每一次听都让我想起二邨。但现在看来，“小村一切都依然”已不可求了。 发小说，在房子拆了之前，我应该组织去49号看看，坐坐。我一直很犹豫，二哥也问我想不想去看看，老房子钥匙在他那里 我上次离开那个房间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还健在。现在再回去，睹物伤情。我会难过，也许很多记忆就让她留在心里吧。 结束语 我个人认为，上海这样一个没有太遥远历史的城市，70年算得上是历史了。所以，二邨应该保留开发。但我个人对此无能为力。我记忆中的二邨终将会被高高的丑陋的没有品位的新型住宅小区替代。 现在回想起来，二邨是一个很特殊的文化环境，有共产革命的红色，也有民国遗留的优雅，有南下的干部，也有资产阶级，有工人，也有知识分子，有土气的外来妇女，也有引领时尚和品位的归国华侨。 二邨这个特殊的环境和文化现象，其实很适合社会学家做一个研究，起码可以做出一篇高质量的社会学博士论文。 时光的流逝，洗去了所有的家长里短和邻里恩怨，甚至政治伤害，现在留下的只有浓浓的亲情和思念和一位出生在二邨95号，后又住过97、56、79、49等五个门牌号的男孩（粑粑粒）对于制度变迁的思考。 别了， 招商二邨！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