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我到安徽省宿县西寺坡公社（即现在的大泽乡镇）洪庙大队插队的，这张老照片是1971年5月洪庙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合影。 我们插队时，正是安徽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之时，当时安徽省委省革委会在淮北地区的宿县、阜阳两个专区的二十个县，要求每个县树立一个大队作为“农业学大寨”后进变先进的榜样典型，以此推动当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当时喊得最响的口号就是“学大寨，赶郭庄，超纲要”（郭庄是萧县的郭庄大队，是安徽省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为了实现“超纲要”这个目标，从省、地、县、公社四级派了大批干部到农村，帮助促进实现这个目标。我插队的洪庙大队就是宿县树立的学大寨先进典型，因此常有各级领导来视察，也有各地来的学习参观者。为了宣传需要，也为了装点门面，洪庙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应运而生，我也参加了文艺宣传队。 宣传队队员以知青为主，再加上几位农村青年组成，其中有上海知青王有春、吕克明、张淑霞、曹品菊，蚌埠知青李明、陶菊花、吴可祥、宫仲祥、李玉华、钱荣光、孙莹生，宿县知青杨敏、马兆杰、马虹姜等。队长王庆伦是“超纲要”工作队的一名队员，宿县人，高高的身材总是挺得笔直。他师专毕业，当过小学教师，后来参军，在部队里是师文工团团员，很有才华，喜爱表演也擅长表演，部队转业后在宿县广播站任播音员，宣传队所表演的节目都是他策划、编写、导演的。 宣传队经历过两段时间，1970年11月至12月中旬约一个多月，1971年4月初到9月约半年多。宣传队条件简陋，白手起家，没有固定的地方，队员们每天早晨从各自的生产队集中到某个村庄排练节目，晚上再回到各自的生产队。后来相对集中到一个地方，但住宿、吃饭都是问题，所以就一直在不断地变换转移中。记得曾在前门生产队、前路涯生产队、洪庙中学（农中）都住宿过。宣传队为节目配乐的乐器只有两把二胡，表演道具都是因陋就简，能借的借，能替用的替用，能制作的就自己动手做，我们自己戏称宣传队是“两把二胡闹革命”。宫仲祥拉得一手很棒的二胡，李明擅长舞蹈，陶菊花、杨敏嗓音好，擅于演唱歌曲和样板戏等，其他队员配合节目需要，努力在唱、说、舞、演等方面各尽所能。 因为我们宣传队的主体是知青，所以表演所用的语言是普通话，不同于其它大队宣传队用的地方方言。表演的节目有歌舞、表演唱、合唱、对口词、样板戏折子戏、独唱、独幕剧、渔鼓表演唱、三人接词等，形式活泼，内容丰富。演出水准还是不错的，很受广大农民的喜爱，还在公社汇演中获得了第一名。记得汇演结束后，我们受邀在公社连续演出几个晚上，地点在西寺坡中学的操场上，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群，那时没有电，演出场地两盏煤气灯照得灯火通明。连续的演出让我们疲惫不堪，后两天晚上演完回去，走在路上就打起了瞌睡，意识里两条腿在走路，眼睛却闭着，处于迷迷糊糊半睡状态，这个体验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不忘。可能是我们的表演受到了地县领导的赞许，我们还被邀请到地区党校、宿县总工会的政治课堂去演出过。 宣传队虽然前后历时不长，后因各种原因而解散了，但我与队中蚌埠、宿县知青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因招工、读书、知青大返城等，大家陆续离开了那里，分别居住生活在蚌埠、宿州、滁州、淮北、淮南、上海等地。在五十多年的岁月里，我们用书信、电话、探望、相聚等方式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他们的孩子结婚时，我从上海去蚌埠、宿州、滁州、淮南等地去参加婚礼，他们也曾来到上海参加我女儿的婚礼。  我与队长王庆伦也成了好朋友。“超纲要”工作队在1973年后结束了使命，王庆伦回到了宿县城里，一直在文化局所属的剧团做领导工作，先后任宿县花鼓戏剧团团长、宿县杂技团团长等。我招工进铁路工作后，常去宿县看望他，一起喝酒吃饭聊天。改革开放后，他的命运几经坎坷、几度沉浮。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杂技团不景气，他下海打拼，成功过也失败过，后因种种变故，让酷爱表演艺术的他孑然一身去了浙江横店，成了“横漂”一员。在“横漂”一族中，他是最好的演员之一，参加过《乔家大院》、《绝对权力》、《战友》、《嘉靖与海瑞》、《鉴真东渡》、《王昭君》等上百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塑造了一大批小角色的鲜活形象。2007年7月，他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杭州医院，英年早逝，令人痛惜！此后他的骨灰盒一直寄放在杭州殡仪馆，2010年7月，我去杭州找友人用车把他的骨灰盒从杭州一路护送回宿县存放。2019年3月，他的胞弟从深圳回宿县，将其父母遗骨与他的骨灰一起落葬于宿州市公墓，我与上海知青张淑霞、吕克明也从上海赶去宿州参加了落葬仪式，为好友尽了最后的心意。 在宣传队里还曾有过一件难以忘记的险事。那是1971年午季抢收小麦时节，宣传队集体参加大队林场的小麦收割，那天天色微明就下地参加抢收。约七点多，我们把收下的麦子高高地堆在大队拖拉机挂车的车厢里，司机开着拖拉机去往大队部，拖拉机是铁牛55型的四轮车。由于连天劳累，非常疲乏，我和几个人就爬到挂车堆的小麦顶上睡觉了，有的人坐在车的边框上，有的站在车头的踏板上。车到半路，蚌埠知青吴可祥要司机让他来驾驶过过瘾，吴可祥会开履带式耕地的拖拉机，虽然原理差不多，但四轮机没开过，履带式是操纵杆，四轮机是方向盘，感觉是不一样的。开始倒也顺利，他还颇为自得，等到了一个转弯往石桥上时就出事了，石桥下面是一条较大的水沟，吴可祥方向盘没有控制住，拖拉机头直往石桥的石栏杆上撞去，只听轰隆一声响，石栏杆的大石块被撞断，掉到了沟里，拖拉机头越出桥面，两只前轮悬在半空，车身卡在石桥上。就在拖拉机撞向石桥的一刹那，大家纷纷跳下了拖拉机，我因为睡着了，听到声响车停下后才惊醒慌忙跳下。这可是惊险的一幕，如果拖拉机没有卡在石桥上，而是冲下桥面翻到沟里，后果是不堪设想，当年的沟水还是蛮深的，车翻下又是覆盖式的，说不定当年就“光荣”了。后来许多年里，我们宣传队朋友们在聚会时，都会回忆到这件事，为我们当年的安然无恙感到庆幸。  许多年来，我多次下乡回插队地探望，路过这座石桥时都会触景生情，想起这件往事。如今石桥仍在原地，但因为路面抬高，桥的石栏杆已几乎被遮没了。近十多年来，我们宣传队中王有春、张淑霞、吴可祥、宫仲祥、李明、陶菊花、李玉华等队员在几次回第二故乡探望时，都曾在石桥处合影留念，以铭记插队生涯中这件难忘的险事。 时光转瞬，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知青都已鬓发斑白，但那宣传队的友谊却历久弥新，永远珍藏在彼此心中! 作者简历：王有春，上海市普陀区陕北中学（现在的晋元中学）1968届初中毕业，1970年8月22日赴安徽省宿县专区宿县西寺坡公社（现在的大泽乡镇）洪庙大队插队，1976年11月招工到蚌埠铁路分局宿县工务段，1988年调回上海，1998年调上海铁路局党校任教师至退休。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