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谁能想到这是一张我初中时的毕业照，也是“入伍”报名表中的个人照呢？！就是这张不起眼的“娃娃照”成了我人生起点并伴随我一生档案的首张照片。当时我身高仅1.49米，体重唯有73斤，虽说已16岁了，但还没发育的我完全就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模样，哪来的知青可言，也正是北上之日开始了自己别样的人生。 事情得从20世纪70年代初说起，当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我这个刚刚毕业于市郊古镇的70届初中生告别家乡，踏上了“兵团战士”专列，奔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1971年9月21日，是沪上“青浦兵”终生难忘的日子。上午11时，在喧天的锣鼓声和高亢的口号声中，我们这些胸戴大红花，肩负“建设边疆、保卫边疆”重任的少男少女踏上了深绿色的列车。当火车启动将要离开上海北站的那一刻，站台上送行的亲友和车厢内的“新兵”哭的哭、喊的喊，许多人的豪迈气概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是离开亲人的悲怆。 在当时，就我们这批新“战士”而言，每个人的心里状态各不相同。一些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憧憬，那种好奇和兴奋就像脱离了笼子的小鸟，去广袤草原自由飞翔；另一些人却是无奈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承受着远离亲人呵护的痛苦，但不管哪种心态，对未来的美好希望都充盈在每个年青人的胸膛。 当时我们近5百名青浦“兵”，被分配到了一师八团（1972年11月起改为四师），该团所在地在内蒙古乌达市（现为乌海市乌达区）。赴八团的上海兵大多数年龄都在17岁上下，与我一起被分派到二连的徐泾、重固和沈巷城镇青年有40余人。 我们经过4天近80个小时的漫长旅途颠簸，专列终于在9月24日傍晚抵达了终点——五虎山站。下车后，我们按照各自分配好的连队由早就在那里等候的连队干部领回住地。五虎山火车站离目的地有多远，我一概不知。但令我暗自欣喜的是我没有搭乘马车或卡车，心想我的连队肯定离火车站近，才步行前往。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风沙陪伴下，不得不用手帕捂着脸在荒无人烟的土路上走了一程又一程，天色慢慢地暗淡下来，目的地还不见踪影。个子矮小的我排在队伍的最前面，就不停地问前来带队的连队通信员啥时到，他的无数次回答都是快到了。也许对他而言已步行惯了，没觉得有多远，但对于我们这些初来乍到又不走长路的人着实是一种下马威。记得当时足足走了两个小时，路程怎么也有十多里地。由于一半路程在晚间行走，几乎啥也看不清，就以为在沙漠之中，深夜给父母写信时还让买“指南针”呢。 我们整个连队的营房东南西三面都被沙枣树和穿天杨包围着（北边则是沙丘沙包），在夏秋之际时时飘来阵阵清香。我连共有8个排，其中四个排是老职工和家属，他们在当地已生活多年，为此相应的设施较为齐全，比起新建连队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我们兵团战士也有4个排，比上海兵早到连队的大部分是北京、天津知青，还有少数浙江、济南、保定以及包头的知青，他们已在西侧盖起了四排营房，从那晚起，我们少则几个人多则十几个人紧挨着睡到了土坑的通铺上。 东南侧是连部，东北边是礼堂和食堂，中间是一块大操场，还真有军营的味道。从此与战友们在这片土地上开始了新的生活，开始面对陌生的一切，包括气候、住宿、饮食、军训、劳动等等。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