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张雪地里的照片，记得是在连队的仓库边上拍的。那是1972年的冬天，异常寒冷，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雪。快要过年了，我们等着雪停后回上海探亲呢。可这雪却没有想停的样子，一直是撕棉扯絮一般，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空中撒下来，在地面上积起厚厚一层，只能穿半高统雨鞋在路上行走，去食堂打饭。 年轻人兴致高，大冷的天，我们冒着大雪，穿上厚厚的棉衣，围上羊毛围巾，在连队周围赏雪景，拍照片。照片上，杨洵围着白色的围巾，戴着白色手套，我围着黑白灰三色的围巾，未戴手套。我们脚穿半高统雨鞋，面带笑容，拍下照片。为啥笑得那样开心？因为马上要回家了，要见到亲爱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笑意忍不住从心里流出来。我与杨洵的友谊，我曾写了散文《我们的岁月》，刊发在《上海文学》杂志上。那年回家探亲，确实异常艰难。因为积雪厚，从南昌到九团天子庙的班车停了，班车只开到一营营部，而从连队到一营营部的路有20多里。我们那天下半夜就起床了，一根扁担挑着两个行李袋，穿着雨靴，深一脚浅一脚，在雪地里行走，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地上泛着一片白光，路上的沟沟坎坎都被白雪掩埋了，只能凭记忆摸索着走路，刺骨的寒风刮在脸上有点痛，两只手冰冰冷，而贴身棉毛衫裹着的身体却在出汗。好不容易走到一营营部，却又听说，因为积雪深，班车只开到南昌县滁槎镇。我们在心里屏住一口气，一咬牙，挑起扁担，迈开脚步，又走了20多里路，赶到滁槎镇，这才挤上班车到南昌，再坐公交车到火车站，买好当天晚上开往上海的火车票。当在月台上一路小跑、扒上绿皮火车坐在座位上，人累得几乎要瘫软下来，然而心里却是欢乐地唱起了歌。 还有一张我在武装班打靶的照片，值得说一说。当年我去的生产建设兵团九团，属于半军事化的屯垦性质的农场，从团长政委营长教导员指导员等领导干部都是现役军人，从连长开始，才是地方干部。每个连队，都有一个武装班。这个班的窗台下有一个枪架，支着三支53式步枪。这枪上的刺刀是前苏联式的三角刺刀，异常锋利，比日本的三八大盖刺刀更胜一筹。武装班任务特殊，平时与大家一样下地劳动，但是遇到特殊时期，比如鄱阳湖的洪水要来了，武装班就要承担起站岗放哨、每夜轮流值班的职责。武装班战士每年有一周时间进行军事训练。训练向前看齐、齐步走，在操场上持枪匍匐前进，举枪瞄准，射击，这些军人必须会的技能都要学会。每年最令人兴奋的是打靶，打靶的场所设在鲤鱼洲大堤边的荒地上。我们趴在遍地长满荒草的土地上，步枪的枪托顶在肩窝里，透过准星瞄准，屏住呼吸，缓缓扣动扳机，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枪托的后座力就重重撞向肩窝。我是深度近视眼，还有散光，先天不足，尽管下了苦功练瞄准，打靶的成绩仍然很臭，一般就是6环7环的水平，当然也从未有子弹脱靶的记录。记得有一年打过一枪十环，让我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心里乐开了花。每年打靶，都是我的成绩拖了全班的后腿。好在武装班知青们都通情达理，原谅了我。他们知道，我已是全身心投入了。 责任编辑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