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8年12月，学校公布了到各县插队的同学名单，我被分配到西林县。当时，因为两派斗争中站错队，我的几位同学被继续留校“办学习班”，不能跟大家一起去插队，而我能被分配去插队已然是莫大的幸运了，至于到哪里，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出发时，被批斗隔离的父母亲无法给我送行，高中毕业的姐姐又被分配到别的县插队。因此，在送行的喧天锣鼓鞭炮声中，我孤零零一人缩在车尾角落，拼命忍住想要滚落的泪水，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抛到荒野的羔羊，任由命运带到不可知的远方。 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我呕吐得昏天黑地，一天半的行程粒米未进，最后总算到达了西林县城八达。在八达整编两天后，同班同学阿洁和我一起分到了那佐公社那来一队。 从八达到那佐不通汽车，小队派了两个社员各牵一匹马给我们驮运行李，我们则跟着马匹翻山越岭走了整整两天的路。记得到达那佐公社的时候，我们瘫坐在接待大厅的木椅上，两腿疼得一动不能动。热水瓶就放在面前，但是，我们连站起来倒杯水喝的力气都没有。不过十分幸运的是，我们分配落户的那来小队，据说是当时全公社最富裕的小队，而且绝对是个山青水秀的地方，全村六十户人家，散落在栽满茶油树和竹子的山脚下。春天，群芳吐艳，房前屋后各色各样的野花引来蝶舞蜂飞；夏天，峰峦流翠，微风吹过，山上的竹子摇曳着身子，给全村送去一阵阵清幽幽的凉风；秋天，满山遍野星星点点白里透红的油茶花，又将村子打扮得像个美丽娇羞的新嫁娘；寒冬腊月，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围坐在火塘边，女人们纺线织布纳鞋底，男人们咕噜着水烟谈论生产和收成的大事，小孩子围着火塘嬉闹，烟气氤盈的屋子里散发出阵阵烤玉米、煨红薯的清香……。村前一条十多米宽的清凌凌小河，河面上架着一座用几根罕见的长木拼成的小桥，桥宽约一米，踏上去颤颤悠悠，它是平日里村民们到公社赶圩、送公粮的交通要道。 然而，如此美好的景色我当时完全不懂，也根本无心情去感受、欣赏。到达小队的当天，全村男女老少聚集在村头欢迎我们。说是欢迎，不如说是看稀奇。因为后来听社员们说，这一带由于地处偏僻，交通阻塞，解放前就是“三不管”地区，极少有陌生人来，现在一下子来了四个人（另外两个是琦琨和爱莲，她们分在二队，因为一、二队合并，我们四人就成了一个队的）。据说从山外老远地方来的年青“丫同志”（壮语女同志的意思），哪个村民不想一睹稀奇？于是，我们一开始就享受到了大熊猫的村级待遇。 生产队将我们四人暂时安置在小队的仓库里住，仓库的一侧堆满稻谷，另一侧则腾出十平方米左右的地方，支起四张床，每只床脚都是用十多个直径一尺多的茶麸饼叠成，床上铺着厚厚的稻草，那就是我们的“软卧”。躺在上面，其弹性和柔软度决不亚于今天的席梦思。床顶（离地面约两米高）是木板楼，楼上也堆满了稻谷，晚上睡觉时，偶尔还会从楼板缝隙落下几颗谷子，让我们做梦也不会挨饿。谷堆散发出的热气混合着浓浓的稻谷香和茶麸饼蕴含的油茶香，使我们的“香闺”显得格外名副其实。 安顿好以后，四周已经漆黑一片。这时，队里几个男青年拿着几小捆松明到我们的“闺阁”来聊天。松明是那时村民们照明的主要燃料，那几个男青年一边用夹壮“官话”跟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一边将松明一根接着一根点燃，直至松明快燃完时才告别。而我们此时已内急万分。可是，队里根本没有厕所，我们初来乍到，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燃眉之急。无奈之中，大家决定躲到屋外墙根下的打谷桶后面解决，料想四周漆黑，应该不会被人发现。四人摸摸索索到了谷桶边，刚蹲下，不知谁说了句会不会有人躲在谷桶里？话音刚落，就听到“咯噔”一响，吓得我们大叫，狼狈地逃回屋内，慌乱中裤子已经湿了大半。 仓库可住人，但不能生火做饭。队委会事先做好了安排，将我们分配到四个队干家中吃饭，口粮由队里按照每人每月45斤稻谷标准直接拨给房东。我被分配到姓梁的民兵营长家中，他家五口人，一个老母亲、夫妻俩加上一个五岁、一个一岁多的孩子。老梁能说几句“官话”，初到时我与他家人之间的交流全靠他翻译。但他话很少，多数时间都是在摆弄他那支砂枪。据说他枪法很准，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除了他家房梁上挂着的腊野味外，他隔三岔五还会提回一些被打死的鸟类或不知名的小动物。为此，在那个连田里的虫子都成了美味佳肴的年代里，老梁家饭桌上除了野菜，还时不时出现山珍，我因此得以大享口福。 我们在队干家中只吃了三个月的饭就被迫自立门户了。据说是有的村民意见大，说我们每天除了替房东挑水舂米，收工时还常常像其他社员一样采猪菜或拾些柴火回去，房东白捡了便宜。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公家人”每人每月还有国家下拨的几元生活补贴，这笔“巨款”也让负责我们吃饭的那几户队干占了……。谁能想到，如今我党极力倡导的反腐倡廉，几十年前就已经在那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首战告捷。 农门弄斧 我们是年底插的队，过完年，队里的瓦窑就要准备点火了。小队共有两口瓦窑，一年四季轮流点火，生产的砖瓦主要供村民们盖房用，因此，上山砍柴为瓦窑准备“粮草”就成了队里的一项重要农活。 那天上午，大部分社员的任务是上山砍柴。我们没有柴刀，只能分头到社员家中借用。不巧的是，我连问了三家都没有借到，正着急，一个社员说他家里还有一把斧头，问我要不要。这种青铜器时期流行的工具我没有用过，但平日里看到家家户户都用它劈柴，有的社员上山砍柴也用它，于是马上说要。拿到斧头时，上山的社员早已走光了，早上的那段工时也已过小半，我不敢再走远，就向离村子较近的一座山爬去。 爬到半山腰，听到“咚咚咚”的砍柴声。我停下来，开始在周围寻找可以烧窑用的树，不一会儿，我就找到了目标，那是一棵手臂粗的歪歪扭扭、无法成材的树。于是，照着村民用斧头劈柴的样子，拉开弓步，举起斧头，对准树干用力一劈，斧头从树上回弹，一道弧线过后，斧口不偏不倚地落在了我的脚面上。刹那间，一股鲜血从我的右脚拇趾上喷射而出。我顿时傻了，呆呆地看着喷射的鲜血，既不会哭也不会喊。恰好，一个叫乜梅的大婶正挑着柴，从离我不远的地方走过，看见我便随口问:“丫同志，好了吗？”我含糊地应了一声，仍不知所措。乜梅是个热心人，她看我的样子有些奇怪，便放下担子朝我走来，还没有到跟前就“咩啊”（壮语，相当“天哪”的意思）一声，冲过来扶我坐下，又将我的脚搁到高处。随后看看四周，飞快地扯下几把野草塞进嘴里咀嚼着，接着，解开自己的包头巾撕下一根布条，将咀嚼过的野草敷在我受伤的脚趾上，用布条紧紧包扎。终于，鲜血勉强被止住，她背起我，艰难地一步步走下山。 到了山下，路好走多了。我挣扎着要自己走，乜梅只好将我放下，可没想到才走了几步，鲜血又透过包扎的布条快速地淌了出来。乜梅又急忙背起我向村子走去，淅淅沥沥的鲜血洒了一路。 回到我们的“香闺”，其他三个同学看到我惨白的脸，流淌的血，一时都慌了。一位同学翻出从家里带来的云南白药、绷带什么的，几个人七手八脚地帮助我重新包扎。还未处理停当，听到消息或顺着血迹找来的社员就已经挤满了屋子，沉重的气氛，仿佛我已是“光荣”过去。 我木偶般呆坐在床上，任由几个替我包扎的同学摆弄，全然不知社员们七嘴八舌问了些什么。好一会儿，才听轻摇着我肩膀的大婶那半土不洋的官话:“丫同志，别怕啊，你爹妈不在这里，我们就是你的亲人，千万别哭啊。”话音刚落，就像大坝被冲开了缺口，我“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郁积心中的孤单、无助、无望、恐惧的情绪随着泪水一并流泄。 我养伤的那段时间，隔三差五就有社员来探望，并送来一些食物和药材，使我的伤口很快就愈合。淳朴的乡亲们不仅在劳动中，在生活上也尽他们所能处处关照我们。三月三那天，全村几乎每户人家都给我们送来了糯米饭，那一碗碗五颜六色、香糯可口的糯米饭冲淡了乡村生活的苦涩。与此同时，一份陌生的暖暖的感情不知不觉地沁入了我的心底，让我终生难忘。那次农门弄斧的光荣印记，也仍然留在我的右脚拇趾上，伴我到现在。 “悠闲”的农活 说起拄杖耘田，很多人不相信，尤其是在那个走过挑着大粪的工人身边、用手捂一下鼻子都被视为资产阶级作风的年代，谁敢想象有人会拄着拐杖种田，并且竟然还撑着伞呢？可是，这一不可想象的事，我们不仅亲眼目睹，而且还亲身体验。 这天的农活是耘田，我们问要带什么工具，旁边的社员说带一根长一米左右的竹竿和雨伞就可以了。我很纳闷，耘田不带锄头，带竹竿干什么？出工时，果然是人人手拿竹竿，肩背雨伞，不像是去耘田，倒有点像是去玩游戏。 大家一路嘻嘻哈哈地走到田头，只见社员们一个个挽起裤腿，先将竹竿插入禾田中，人随即进去拄杖站稳，然后用一只脚的大脚趾夹住禾苗周围的杂草，使劲踩入水田中。之后，再将脚插入禾苗的根部绕几下，这就算完成对一株秧苗的耕耘了。社员们一边耘着田还一边说笑聊天，看得我心里暗暗高兴，没想到还有这么悠哉闲哉、轻松好玩的农活，但愿以后天天都耘田。一边想着一边有样学样起来。可是我马上就傻眼了，绿油油的禾苗长得跟稗草一模一样，怎么分辨？请教旁边的社员，她们也说不出要点，只告诉你这棵是稗草，那株是禾苗。我们对比了半天也不得要领，只好每消灭一棵稗草都先问一下旁边的社员，问多了连自己也不好意思，干脆就“宁可放过一百，不可错杀一株”。 耘田的动作看起来难度不大，可是才干了一个小时左右，我就感觉到腿开始发软，正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忽然听见一个同学叫了声蚂蝗。我不禁全身一颤，循声望去，只见一只黑色发亮的蚂蝗紧紧地叮在一位社员的小腿上。那社员往自己手掌心吐了口唾沫，随后拍在蚂蝗叮咬的地方，蚂蝗立刻掉进了水田中。我顿时全身发麻，因为自己从小就害怕毛毛虫、蚯蚓、蛇一类的软体动物，蚂蝗当然也不例外。于是忙问旁边的社员:“这田里的蚂蝗多吗？”社员笑笑说不多，但我仍然提心吊胆。明知逃跑是不可能的，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一面继续耘田，一面高度警惕双腿感觉上的变化。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过了十多分钟，我忽然感觉到自己右小腿有些不对劲，悄悄把腿往上抬了抬，果然见到被一只蚂蝗叮上了。我不敢细看，捅了一下旁边的社员，颤抖着请她帮忙。那社员让我抬起腿，然后熟练地吐一口唾沫，拍一下就搞掂。看到她如此淡定，根本不拿蚂蝗当回事，我害怕的心理也舒缓了几分。 刚除掉蚂蝗，老天就滴滴答答地下起雨来，大家纷纷撑起带来的雨伞，继续拄杖耘田。慢慢地，我感觉自己的双腿越来越沉重、发软，水田在闷热的空气中散发出一阵阵腥臭味，这“悠闲”的农活越来越失去了吸引力。正当我胸闷欲吐的时候，忽然听到周围社员一阵喧哗，有人指着田头尖叫，顺着她手指方向望去，只见距离十几米远的田头中，有两条锄把粗的蛇竖起一米多长的身子，交缠着翩翩起舞。霎那间，我不顾一切爬上田埂，转身逃出了几十米外，只觉得全身发软、头皮发麻。从那以后，“耘田”成了我一块不敢对人诉说的心病。 半截“土医” 我们插队那几年，全国到处掀起学习中草药、针灸热潮，农村赤脚医生遍地开花，不少插青也当上了小队的赤脚医生，我十分渴望自己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可是，当时队里已经有一位大队任命的卫生员，公社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自然是他去，我根本没有资格参加，但这并没有浇灭我自学中医的热情。我翻出了从家里带来的《常见中草药图册》、《快速针刺疗法》两本书，一边向乡亲们请教，一边对着图片一张张地寻找、辨认当地生长的各种中草药。此外，遵照毛主席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的教导，把自己当做实验品，按照针灸书里介绍的人体穴位、针刺手法，咬着牙将长短不一的针灸针，一次次地扎进自己身体上的各个穴位，以体验“针感”。 经过一段时间的亲身体验以后，我开始尝试着给村民扎针。第一个让我扎针的是村里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人，因为听说他懂些中草药知识，我常向他请教，他也信得过我，所以就自愿当了我的试验品。他说腰疼，我就在他的腰部取了两个穴位，扎针几分钟后他说，感觉轻松多了。此后，他又请我帮扎了两次。这样，”丫邹会扎针”的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在那个缺医少药、农民穷得煮菜都舍不得放盐的年代，这种不花钱就能治病的事情自然受到村民的欢迎。因此，三天两头都会有村民请我去帮他们针灸治病，我一般都有求必应。 一天半夜，我睡得正酣，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和“丫邹、丫邹”的叫声惊醒。我赶紧起身开门，门外的乡亲焦急地对我说:“丫邹，我的小孩发烧，又吐又泄，你去帮看看吧。”我说怎么不去找王XX（卫生员）？他说找过了，王XX走亲戚不在家。我说那就赶快送公社卫生院，我也没有办法。我知道，自己平时虽然能帮乡亲们扎扎针，但那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的事，在医学方面连十分之一桶水都算不上，有什么本事去医治急腹症？我把那位村民劝回去后，重新回屋躺下。正睡得迷迷糊糊，刚才那急促的拍门声又响起来。我只好再去开门，还是刚才来的那位乡亲，他站在凛冽的寒风细雨中，带着哭腔说:“丫同志，送卫生院来不及了，你去看看吧，去看看吧！”面对他的苦苦哀求，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拒绝，只好返回屋内，拿了针灸盒和雨披跟着他走。到了他家，只见他那一岁多的孩子躺在床上，两眼要睁不睁，已经没有多少生气。我一边让他们先给孩子喂些盐水，一边继续劝他们送公社卫生院。孩子的母亲说，这里离卫生院那么远，外面又刮风下雨，只怕没到半路……。眼看喂进孩子嘴里的盐水又流了出来，我再无其他办法，只得拿出针灸针，对着被自己认为有止泻、止吐功效的足三里、内关穴扎下去。十多分钟后，那孩子竟然睁开了眼睛，似乎恢复了些生气，也能进几口水。我长舒了一口气，孩子父母千恩万谢地把我送出家门。 第二天一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去看看那孩子怎么样了。刚走到半路，就听说孩子没等到天亮就死了，这件事后来一直像针一样扎在我心里。1975年，偶然一次得到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医学院，结果希望成了泡影。国家恢复高考后，我在高考志愿表上仍然想填报医学院校，但又因“与从事工作不对口”被拒绝，至今，我仍为自己无缘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难以释怀。 第一封“情信” 屈指算算，我们在小队已度过了三百多个日夜。这三百多天里，我们不仅亲历了春种秋收的全过程，还学会了用本地土话与社员们交流，社员们也从当初怀疑我们只住几个月就走，到慢慢地相信起我们信誓旦旦许下的“安家落户”诺言来。为此，小队开全公社插青安居先河，为我们在村头盖起了一间敞亮的黄泥墙灰瓦屋，屋子东西两侧用竹篱隔成四个单间，分别做我们四人的卧室，中间的“大厅”则煮、吃共用。屋前有一块平整的空坪，那是我们洗漱和晾晒东西的地方。 有了自己的屋子，我们总算是安家了。其实，对“安家落户”的含义，我们远不如社员们理解得那样具体透彻。对前途一片茫然，对安什么“家”，落什么野户”，是否真的一辈子呆在那里等一系列问题，我们想都不愿想，也不敢想。 但是，社员跟我们可不一样。这天一大早，我正在屋前刷牙，村里一个叫阿兴的男青年走到我身边，递上一封信。阿兴长得眉清目秀，很有英雄人物的模样，是村里唯一正在公社中学读高中的学生，听说还是学校的革委会副主任，相对于我们这些初中毕业的“知识分子”，他算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但公社中学离村子有五里多远，他一、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回来时我们不一定能遇见，遇见时他对我们也是目不斜视、擦身而过。因此，进村那么久，我们还从未与他说过话。 阿兴没等我问话转身就走。信很薄，封面上没有落款人姓名、地址。撕开封口，里面是一张32开的大红纸，上面是用毛笔写的小楷字，开头写了一句什么知识青年到农村干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类的话，下面便是一首古不古、今不今的七言“律诗”。读了两遍，我一句也没看懂。于是，拿给其他几个同学看，大家研究了半天也不知其所言。我只好收起来，打算有机会找阿兴问问。 然而，还没有问到阿兴，第三天开始，社员们看我的眼神便有些怪怪的了，年轻的姑娘、小媳妇还对着我挤眉弄眼、抿嘴偷笑。开始我并不在意，直到那天傍晚，我到村前的小河边洗衣服，东家老梁五十多岁的老母亲也来了。老人靠近我身边，轻轻地问我，同不同意那事。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什么事？老人说，就是跟阿兴的事呗，不是给了你信吗？老人跟阿兴家有亲戚关系，她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天阿兴给我的竟然是一封求婚信。 我突然紧张起来，嗫嚅着说，我，我还不到……。老人说，不是要我马上结婚，先答应就行，过几年再结嘛。我知道当地有这一风俗，姑娘订婚后，往往要过三、四年才会正式嫁入婆家。可无论如何，结婚这事对我来说简直像天堂般遥远，更不用说在这样的地方结婚成家了。我说自己是来插队的，老人说:“你们不是说要安家落户吗？”我说是。老人说那就要结婚啊，我说安家落户怎么就要结婚呢，我们插青是不结婚的。老人不再说什么，提起衣筐默默地走了。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从那以后，社员们仍在田间地头有意无意地拿它开玩笑，我又羞又急却无可奈何。我始终不明白，在这个以勤劳能干为好媳妇的主要评判标准的地方，阿兴家为何偏偏看中了毫无优势的我？ 这件事被住在村里的公社妇女主任知道后，她专门到队里开了个社员大会，宣布了“不能跟插青谈恋爱”的政策，事情才得以慢慢的平息。不久，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的指示传来，公社要抽调一批基干民兵去修筑战备铁路，我报了名。记得那天队里讨论人选时，阿兴他爸极力反对，我也不敢抱有希望，因为自己各方面条件都不及其他同学。可万万没想到，大队最后公布名单时偏偏有我的名字，不知道这意外的入选跟阿兴求婚的事有没有联系。 不久，我告别了淳朴可爱的乡亲和清新自然的村庄，随全省二十万“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坐上闷罐火车开赴“三线建设”的最前线，投入到了另一场远比在农村插队更为艰苦、残酷的磨练中。至今回想起来，最最遗憾的是，我今生收到的第一封情信竟然与浪漫无缘。 作者简介 邹海峰，百色初中66届毕业生，1968年12月到西林县那佐公社那佐大队那来生产队插队，曾在西林县农资土产公司、县文化馆工作。国家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在百色、桂林、广州等地从事教育工作，现已退休。 来源：广西西林县政协编 《西林县知青专辑（二）》 文章原名《山村轶事》 责任编辑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