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1月孙中山摄于上海
11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10年后，孙中山在陈独秀、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启了国共合作的救国新路，继而掀起国民革命运动浪潮。他们在20世纪初的“碰撞”，承载了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人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峥嵘往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重要篇章。 01 二救陈独秀，共商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与陈独秀分别是国民党、共产党的领袖。孙中山十分赏识陈独秀的才干，他对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给予很高评价，曾在上海宴请陈独秀，并为《新青年》题写“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陈独秀一生曾五次入狱，其中孙中山两次施以援手，设法营救。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不久，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起草并散发《告北京市民宣言》在京被捕入狱，胡适被捕的谣言也传至上海。孙中山闻讯，利用自己的政治声望积极营救。6月14日，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民国日报》全文发表陈独秀《告北京市民宣言》，15日该报又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猖獗》，强烈谴责北洋政府倒行逆施的行为。9月上旬，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到上海进行南北和议。12月，沈玄庐在致胡适的信中讲述了此事：“孙先生一见着许世英，就说起你和独秀被拘的话。当时正《每周评论》被封，上海方面大传你也被捕的话。所以孙先生对许说‘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许听了这番话，口口声声的‘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没有几天，我们就听到独秀出狱的消息。当时很赞同孙先生的话说得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主持党组织工作，住在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回沪的消息，引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密探闯入老渔阳里2号，逮捕了陈独秀和正在陈家的高君曼、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人，并搜出《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等杂志。被捕后，陈独秀化名王旦甫，嘱咐包惠僧等人将一切推到自己身上，不可泄露共产党的秘密。不久，褚辅成和邵力子去陈家访问时也被捕。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出后，中共中央局宣传部主任李达电请孙中山设法营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则聘请法国律师巴和为陈独秀辩护。孙中山获悉后第一时间发电报给法国驻沪总领事，总领事即致电法租界警务处协调此事，最终此案以罚款了事。在孙中山、李达、马林的合力营救下，陈独秀得以出狱。 在陈独秀的建议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曾于1920年11月在上海拜访孙中山，表达了双方联合的愿望。1921年1月，维经斯基又在陈独秀的陪同下在广州拜见孙中山。12月，在陈独秀和林伯渠的安排下，马林与孙中山在桂林会面，并进行三次长谈。自此，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直接联系，对共产国际和苏俄有了进一步认识与了解。当时，马林通过考察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小，工人阶级的人数也很少；国民党同情工人阶级，支持工人运动，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对俄国革命持赞同态度，允许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因此，马林从广州返回上海后，向中共中央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但是遭到陈独秀等大多数共产党人的反对。 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中共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上，马林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具体讨论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问题。在会上，陈独秀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马林表示，“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原则，中共必须尊重和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陈独秀为顾全大局，愿意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但孙中山必须改变其管理模式并根据民主主义原则改组国民党。最终会议通过陈独秀的意见，确定国共合作方针。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向孙中山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允许取消打手模、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原则改组国民党”等，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在孙中山主盟下加入国民党。同年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沪国民党员53人召开改进党务会议，指定由陈独秀等9人组成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并任命陈独秀为国民党本部参议。 1923年6月，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三大，提出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会议决议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2月2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委员长名义与秘书罗章龙共同签署《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号召全体共产党员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后，陈独秀在上海参加了追悼大会，并于3月14日在《向导》周报第106期发表《悼孙中山先生！》，称：“我们没有了中山先生了！我们失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是我们极大的损失，惟正因我们有了这个极大的损失，我们更应该加紧奋斗，因为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必然跟着中山先生之死向民众加紧进攻。”他号召“全中国的革命分子团结成伟大的集合体，来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陈独秀 （20世纪10年代）
陈独秀在《向导》第106期发表《悼孙中山先生！》一文
02 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称其为“真正的革命同志” 
李大钊（20世纪10年代末）
1927年李大钊被捕后，在《狱中自述》中详细讲述了他与孙中山在上海会晤的过程，其中写道：“钊曾亲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中山先生与我等畅谈此问题亘数小时，间当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钊入国民党。” 1922年8月23日，西湖会议后，李大钊受中共中央委托，在林伯渠的陪同下赴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拜访孙中山，商讨国共合作。在寓所二楼书房的一张六角桌旁，孙中山与比自己小23岁的李大钊相谈甚欢。交谈中，孙中山对李大钊说：“对中国处在如此混乱状态之下的这种局面，我时常在考虑解救它的方法。我以为应恢复合法的国会、护法总统、护法政府，与此同时，使中央在事实上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以此来削弱各督军的势力，这是促进统一的最好方法。……归根到底，是要把它（国民党）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总之，我国在近期内，想要依靠短暂的统一来实现永久的和平，那是不现实的。除了四万万民众的觉醒和真正的群众性的改革之外，别无他途可寻。”返京后，李大钊于9月13日接受日本《北京周报》记者的访问，介绍了他与孙中山谈话的部分内容。9月17日，该报第33号上以《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为题，发表访谈文章。孙中山与李大钊在上海的会晤，为国共两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李大钊多次与孙中山商讨国共合作的问题，他也是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宋庆龄回忆那时的情景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见到这样的客人会常常说，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思想和无畏勇气。” 1923年1月16日，李大钊以养病为名陪同苏俄特使越飞来到上海。1月20日，两人赴孙中山寓所，与孙中山一起商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及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1月26日，李大钊在沪见证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孙中山与李大钊之间建立起了真挚的革命情谊。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各自党内的不同意见，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以维护和推动这一宝贵的开始。4月至5月间，李大钊先后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为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制造舆论。在6月的中共三大上，李大钊积极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组成革命统一战线，同时也指出要保持党的独立性。他的建议得到大会的采纳，并当选中央委员。10月19日，孙中山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密邀李大钊赴沪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 1924年1月，李大钊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结束后，他回到北京，在北方积极发展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 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作挽孙中山联，全联共214字，其中以“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高度评价了孙中山革命的一生，又以“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表达了承继孙中山遗志继续奋斗的决心。 
油画《孙中山与李大钊会晤》（杨顺泰绘，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03 “中山改组国民党，还仗伯渠作桥梁” 1905年8月，林伯渠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民主革命运动。1921年，林伯渠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时期，林伯渠因其双重党籍且在国共两党中皆居要职，成为促成国共两党合作的桥梁。 
延安时期的林伯渠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出任非常大总统，任命林伯渠为总统府参议。第二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针对陈独秀提出的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问题，陈公博、谭平山等倾向于支持陈炯明（粤系军事将领，创建中国致公党）。林伯渠则认为孙中山组织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发起反袁斗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所做的一切都是进步的，值得钦佩；而陈炯明所谓“联省自治”乃假借人民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于百姓绝无利益可言。在林伯渠的努力及马林的建议下，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决定同孙中山合作。 林伯渠利用自己国共两党的身份，积极促成两党领导人会晤。西湖会议后，林伯渠陪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多次在上海会晤孙中山，使孙中山决心接受共产党人的帮助改组国民党。越飞与孙中山的多次密谈，也与林伯渠的介绍和促成有关。宋庆龄在《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中提到：“李大钊、林伯渠等人来商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时，孙中山立即看到把力量联合起来的价值。” 孙中山为加快国民党改组，于1923年2月2日在上海召开国民党改进大会，通过了党纲和总章，任命彭素民为总务部部长、林伯渠为副部长。林伯渠得知任命后，致函孙中山以示感谢：“祖涵频年相从，无补高深，独于三民主义以党治国之说，衷心研究，服膺拳拳。近察世界潮流，国际趋势，欲导中国于强盛，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均有赖于吾党之工作。” 
孙中山在林伯渠来信上批语，指出南北议和是“借和议以分贼”
在国共合作期间，林伯渠除了协助部长处理部务外，按照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规则，还担任中央干部会议的书记职务，出席中央干部会议，参与处理有关中央往来文电；同时，他又是上海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负责上海及江浙、湖南等地共产党及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工作。有一次，国民党中央参议覃振请林伯渠帮助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林伯渠立即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决定由其回湘组织。毛泽东后来在长沙、宁乡、安源等地建立国民党分部。 此外，林伯渠还积极介绍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当时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80多人加入国民党，都是在林伯渠的促成下实现的。1923年6月，国民党中央总务部接到旅欧总支部转呈周恩来等意欲加入国民党的报告，后经林伯渠与彭素民商量，即以部长彭素民的名义复函允准。随后在改选国民党旅欧总支部时，林伯渠支持选举周恩来为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为宣传主任。在林伯渠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哈尔滨、南京、湖南、浙江等地相继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原有国民党组织的山东、四川等省以及海外一些支部，也重新进行了整顿。 1923年底林伯渠来到广州，为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在国共两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进行磋商和斡旋。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谭平山等共产党员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党纲、党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十名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由此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1960年，老同盟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作诗： 参加革命忆同盟， 民国初成似梦空。 重组中华革命党， 伯渠襄赞著丰功。 十月革命照万方， 联俄联共好主张。 中山改组国民党， 还仗伯渠作桥梁。 孙中山病逝后，林伯渠为其舁榇执绋，目睹北京数十万群众为孙中山开吊致奠、发丧送殡，他深为感动，决心遵循并捍卫孙中山的革命遗嘱，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04 接受毛泽东等人提议， 成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自青年时期就十分推崇孙中山。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的毛泽东听闻孙中山和同盟会革命纲领后，便激动地写下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认为要“立即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治见解，彼时的他尚未清楚孙中山与康、梁的区别，但已萌生“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并在孙中山的影响下逐步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毛泽东与孙中山的主要交集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后来说：“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 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作为湖南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与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组成中央局，毛泽东兼任中央局秘书。之后，毛泽东来到上海中央局机关工作，开始参与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1923年6月25日，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国民党员身份联名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10月，孙中山南下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组织重心南移后，孙中山立即派廖仲恺到上海与胡汉民、于右任等人商量，将在上海的中国国民党本部改为国民党在上海的临时执行机构。12月7日，孙中山在电报中正式提出建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事。 
1924年5月5日，为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全体人员举行纪念活动并合影（第三排左二为毛泽东）
关于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资格问题，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当时决定，出席国民党一大的湖南代表由在粤的湖南省党员中推选。因此，有人反对按上海执行部通知选出的毛泽东等三人为湖南代表。《廖仲恺年谱》中记载，1924年1月14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次会议关于湖南代表选举问题，决议“由总理将获票最多数12人中选派林祖涵（林伯渠）、罗迈(李维汉)、邹永成三人，并同时由总理指派李执中、谢晋、刘况三人；至在湖南所选出之毛泽东等三人，照海外分部办理，准其列席，但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在林伯渠与谭平山等人的积极争取下，在1月18日举行的第27次会议决定，“国内各省及海外分部如由当地选出已经到粤之代表，一律呈请总理加派”。因此，海外代表名额进一步扩大，毛泽东等人由孙中山加派为正式代表。在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毛泽东踊跃发言，多数提案均获采纳，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当选党章审查委员会19人之一，后经孙中山提名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大之后，毛泽东即被派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上海执行部设于法租界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直接管辖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五省市的党务工作，并监理上海特别市党部的职权。1924年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了首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推定了各部部长及秘书，其中胡汉民为组织部长、毛泽东为秘书，汪精卫为宣传部长、恽代英为秘书，于右任为工农部长、邵力子为秘书，叶楚伧为青年部部长及妇女部部长等。其时，罗章龙、韩觉民、沈泽民、施存统、邓中夏、刘伯伦、王荷波、向警予等共产党员也参与了上海执行部的工作，那里被称为“国共群英会”。毛泽东作为组织部秘书，兼任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做了大量具体而有实效的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校共开设六期学习班，面向全国青年进行学员招收。由于第一期招考采用秘密方式招生，便委托各省中央委员以及各地刚成立的执行部负责。上海招生地点就位于上海执行部办公楼内,由毛泽东全面负责。黄埔一期学生郭一予在《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考生复试》一文中记载：“我们到了上海后，由陈作为、赵自选两同志和我等将湖南考取的军校一期学生的公函和名单一起交给毛委员，并请他照顾。毛委员当即告诉我们，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很认真，全凭考试成绩录取，你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当时，通过上海复试的黄埔一期学生有100多名，占当期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共产党员约60人，占学生总数的八分之一。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黄宗南、陆军中将黄维、海军司令桂永清及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方志敏、徐向前元帅等皆由此进入黄埔军校。 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内，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国民党左派经常发生矛盾。毛泽东在负责党员登记工作时，不少国民党老党员拒不配合。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拒不进行登记，胡汉民和汪精卫出面都没用。虽然如此，但毛泽东还是采取“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的处理方式，最终解决此事。 1924年7月，戴季陶接替汪精卫任执行部常委。10月黄仁惨案发生后，执行部负责人叶楚伧以“办理党务困难”为由，向国民党中央辞去上海执行部职务。对此，毛泽东、沈定一、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十分不满，联名致电孙中山：“自楚伧登报辞职赴粤以来，沪邯停滞，请电促叶、于、戴积极到部视事，或另派正式委员来沪负责，俾免中绝。”要求孙中山对上海执行部工作加以整改。自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矛盾加剧，毛泽东便辞去组织部秘书职务，只任执行部文书科主任之职。由于工作经费一度短缺，加上大量工作无人负责，执行部工作几乎停滞。到11月13日，孙中山自广州北上途经上海时，毛泽东联络罗章龙、恽代英等14人联名致函孙中山，反映执行部经费自8月起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停滞等的情况，要求孙中山派人解决。 后来，在国民党右派的打压下，毛泽东、恽代英、刘重民、杨贤江、沈雁冰等共产党人都相继离开执行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上海执行部名存实亡，至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撤销。而毛泽东在国共合作破裂后，于1927年秋领导秋收起义，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一直很尊重和崇敬孙中山。1925年10月，毛泽东在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日刊》撰写的发刊词中写到：“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毛泽东认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思想基础，他在抗战期间曾指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1924年至1927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 
1938年3月12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暨抗日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
195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高度赞扬孙中山对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称其为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的先驱，认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制作：冯 晔 审核：吕鲜林 签发：吴一峻 本文选自2021年第10期《上海滩》杂志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