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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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时,俞秀松在一封家信中写下理想

时间:2022-09-24来源:新民晚报网 作者:吴冠玟 点击:
团一大选取的五个执行委员(左起):施存统、张太雷、高尚德(君宇)、蔡和森、俞秀松 俞秀松用过的衣服 俞秀松的家书 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展览与研究部主任施颖杰介绍俞秀松的家书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本版摄影 王凯 ◆吴冠玟 青春,值
团一大选取的五个执行委员(左起):施存统、张太雷、高尚德(君宇)、蔡和森、俞秀松

俞秀松用过的衣服

俞秀松的家书

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展览与研究部主任施颖杰介绍俞秀松的家书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本版摄影 王凯
 
      ◆吴冠玟

      青春,值得为理想奔忙,哪怕这条路上会有失败。俞秀松写给父母的家信,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封家信现陈列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中。今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让我们重温这一封书写着理想和信念的家书。
 
      “我来(北京)的目的是:实验我的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展览与研究部主任施颖杰说:“他写这封信时才21岁,他去北京是为了创办工读互助团,尽管工读互助团没有成功,但他心中的救国理想始终没有改变。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了实现自己青春理想的光明大道,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共青团的早期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第一任书记。”

      留下家书 追寻理想

      这封家书是俞秀松1920年从杭州出发,到北京后写给父母的,而他救世济民的人生理想,恰恰源于父母对他从小的言传身教。事实上,这位为了理想而出发的青年,自从踏上了寻求国家复兴强大的道路,足迹遍布杭州、上海、广州、新疆、苏俄等地,积极投身救国救民的道路,为建党建团事业奔波,然而有生之年他再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1899年,俞秀松出生于浙江溪埭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俞韵琴,是清朝末年最后一代秀才。俞韵琴思想开明,提倡新学,当过私塾老师和县劝学所督学、所长。俞韵琴对子女要求很严格,时时教育他们要做善事行义举,给儿女们讲岳飞、戚继光、秋瑾等英雄人物的故事。受父亲影响,俞秀松自小学习新学,聪颖好学、勤于思索并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小时候,俞秀松便写下“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

      17岁那年,俞秀松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求学期间,他接触到各种进步思想,更加打开了视野。特别是五四运动,让充满爱国热情的俞秀松,开始以学生的身份勇敢为时代发声。5月12日,他和宣中华发起了杭州14所学校3000名学生在杭州湖滨公园的集会,声援北京、上海的学生运动。他带领学生宣传队提倡国货、抵制洋货,被誉为杭州学生运动的先驱。

      五四运动后,俞秀松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爱国浪潮,他与同学创办进步刊物《浙江新潮》,猛烈抨击黑暗的社会制度和虚伪的封建礼教。他在发刊词中提出改造社会的纲领:“要本着奋斗的精神,促进劳动界的联合,去破坏束缚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由于《浙江新潮》言辞过于激烈,此刊受到反动当局查禁,俞秀松、施存统不能在浙江立足,他们便从杭州前往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封信,信中还写道:“我同你们长久不见了,从今以后,我不知几时好和你们会见……所以,我此番出来,是和你们长别了!”与信一同寄出的还有他到北京后拍的一张照片,心中有理想,眼中有光,意气风发的样子。

      寄语朋友 乐观前进

      青春,值得为理想奔忙,哪怕这条路上会有失败。俞秀松曾以为工读互助团会是改造社会的好方法,结果工读互助团只维持三个月便宣告解散。如今,在施颖杰看来,“工读互助团那种模式,迎合了当时进步青年在摸索救国救民道路时改造社会的善良愿望,但因为种种实际原因,最终还是行不通。”1920年3月,俞秀松从北京来到上海老渔阳里,继续为了理想前行。

      俞秀松加入了《星期评论》编辑部,当时编辑部里还有李汉俊、陈望道等人,他们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宣传社会主义理论。1920年春,陈独秀搬到老渔阳里2号,办《新青年》,俞秀松认识了陈独秀后,思想豁然开朗。受他们的影响,俞秀松渐渐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其实,他在《星期评论》编辑部工作后不久,为了实践自己提出的“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到劳动界”的主张,他决心“改名换服”。他脱下长衫,换上短装,来到虹口区厚生铁工厂做工。俞秀松同工人们生活在一起,他所吃的饭或菜里,常有苍蝇和石子;他从工作的铁厂到《星期评论》社,因没钱坐车,只好步行1个多小时。但是他仍然一面做工一面给工人讲课,宣传革命道理,探索改造社会的实践。此后,他参与了以工人阶级为对象的《劳动界》周刊编辑工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宣传。

      在工人运动、进步思想等的影响下,俞秀松深刻意识到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从而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俞秀松在日记中写道:“今年北京一去,总算把这个‘学者的念头’打破,决意想去做‘社会的革命者’。”

      那些日子,也总有朋友劝他回故乡。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你说要我不必再寄身沪上,回到杭州来。我正(真)莫名其妙,我是世界的人,决不是什么浙江,什么诸暨,什么人底的人。身到那(哪)里,就算是那(哪)里人了……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主张都极彻底,我实在还算不上什么。但是和爱快乐天真的空气,充满我底四周,真觉得做人底生趣。”他曾对友人骆致襄说:“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原(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他还时常劝慰朋友,“做人总要乐观,要乐观,总要前进!”

      成长路上 坚守初心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最初5名成员之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为了培养进步青年,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地点就在新渔阳里6号,俞秀松任秘书。当时,上海的党团组织的活动已被租界当局盯上,于是以外国语学社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后来,这里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

      提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者,他们都是一群充满理想的青年人,平均年龄25岁左右——李汉俊,出生于1890年;陈望道,1891年;俞秀松和施存统,1899年;袁振英,1894年……青年团员们穿上短褂走进劳动群众;编辑通俗刊物抨击黑暗社会,开办夜校普及工人教育,发动工人争取改善劳动时间提高工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通过青年这根纽带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党的各种思想和政策,也通过青年团的努力得以在群众中广泛传播。

      1921年3月,俞秀松作为正式代表被派往莫斯科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他给父母和家中诸人的信中说:“上海的朋友们推举我为留俄学生代表之一,而且推举我为中国赴俄京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党的代表。”1922年5月5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翻开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崭新篇章。

      团组织成立后,俞秀松担当起了发展组织、对团员和进步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任。他起草了一系列团的文件。俞秀松还将章程寄给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络各地建立青年团组织。除此以外,他还投身到更加广阔的革命大潮,先后参与了国共合作、留学苏联、新疆统战等工作。1927年11月,俞秀松在列宁学院深造期间写信给家人:“我虽离国三年,固无日不忧念祖国,但我现在只有努力研究学问,以为将来社会之驱使,又有何能为力!”

      记挂故乡 家国情怀

      烽火岁月,虽然俞秀松忙于革命事业,但他并非不念家乡、不恤父母。相反,东西南北奔波的俞秀松总是会写下一封封家书寄言嘱托。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很记挂亲人,但对家人深感歉疚,自责没能挑起长兄应承担的重担。在1923年他写给父母的书信最后,提到“家中现在如何,我很记念”“我所最挂心者还是弟妹不能个个受良好的教育”“我在最近将来恐还不能帮忙家中什么,这实在没法想呢。请你们暂且恕我,我将必定要总报答我最可爱的人类!”最令俞秀松不安的是,他听闻11口人的大家庭有2000元左右的债务,甚至付不起弟妹学费,一向坚毅的他“不觉下泪了”。

      除了书信,俞秀松也会为家人寄去一张张照片聊表思念之情。革命期间,俞秀松奔波各地,几乎每去到一个地方就会拍下照片,然后将照片邮寄给家乡亲人报平安。不光是自己的独照,俞秀松还喜欢跟同学跟战友拍照,也留下了很多张合影。从这可以看出,他很重视友情,和周边的朋友们相处很融洽。

      在俞秀松留下的数十张照片中,还有和妻子安志洁(原名盛世同)的合照。1935年,俞秀松受联共(布)中央委派从苏联到新疆工作。在新疆,他结识了盛世同。一天,他送给盛世同一张照片,背面写着:“送给我唯一心爱的同妹,愿意在愁苦中与你一道儿生活!你的松。”后来,俞秀松被妻子的胞兄、军阀盛世才逮捕,之后遇害。盛世同心灰意冷,改随母姓,更名志洁。

      从俞秀松的一封封家书中可以看到,他为了革命,舍小家,为大家。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那些年,正是有千千万万像俞秀松这样的革命先辈,他们在为理想前行的路上,为了理想敢于舍生取义,把祖国和故乡放在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他们的侠骨柔肠也为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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