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荣康药房：隐秘的中共地下情报站
陈正卿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1937年11月，刘晓由中央派遣从延安重返上海不久，就出任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担负起领导上海和江浙的城市地下工作及敌后抗日斗争重担 。1940年春夏，日汪汉奸政权登场，抗日形势愈发严峻，刘晓提议设立江苏省委情报工作委员会（简称情报委），由张承宗任书记，史永等任委员，加强展开对敌情报斗争。史永，又名沙文威，沙文汉胞弟，1925年参加革命，1934年入党参加特科。当时由重庆潜来上海，直接领导打入上海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赵铮（曾任上海市台办副主任）、赵子晖（曾任上海公安医院党支部书记）兄弟，不仅获取了日伪情报，还利用关系开设了荣康药房。笔者曾于赵铮生前做过口述访谈，他一并提供了子晖给《公安志》所做的回忆记录；市档案馆还留有荣康药房的行业会员登记资料，这都反映了当年斗争的真实情况。
图 |刘晓
一、史永指示赵铮安排兄弟赵子晖 打入“76号”内部获取情报 史永潜来上海，先和刘晓、张承宗等碰了面，这时情报委已布置下不少的点和线。刘、张告诫他形势不容懈怠，租界只是名义上的“孤岛”，日本宪兵可以公然进来抓人，魔窟“76号”更是凶焰熏天。但又提醒形势严峻，也要看到有利条件，我们在“76号”等敌特内已潜伏了一些“眼线”。眼下首要是加强力量部署，争取有更多双眼睛盯住敌人的一举一动。史永作为特科老战士，自然理解领导的这一要求，他很快深入第一线，迅速和交给他联系、领导的同志接上头。 这时，史永化名商先生，公开职业是建承中学教师。这天，他在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的德国宝隆医院药房间，通过暗号联络见到了赵铮。赵当时叫赵承鑫，公开身份是“76号”特工总部会计科长。张承宗曾向史永介绍，赵原是江苏银行办事员，1938年入党，奉组织指示打入敌营。见面交谈后，史感觉赵话虽不多，但很沉稳。赵说这地方隐蔽，兄弟赵子晖（那时叫赵中开）是药房药剂生，人进步可信任。在史、赵再次接头时，赵就报告：敌人内部斗得凶，“76号”李士群和伪市警局卢英在抢地盘，争设“沪西特警署”。原来的沪西租界内外是由巡捕房把持的，现在日伪势力坐大，市面趋繁华，伪沪西警局要升格为特别警署，李竭力争抢，他指定“76号”管租界的四处处长潘达当署长。潘得令箭便招兵买马。 史永捕捉到了战机，指示赵铮安排人打进去。赵铮解释：“当年我打入时，组织规定我不发展人、不介绍人，就搞情报。”史永说：“现在形势变了，领导上有新要求。这个警署位置太重要了！”经过研究，他要赵铮介绍兄弟赵子晖打进去。子晖是宝隆医院的药剂生，懂德语，还是药业职救会员。史永请示张承宗，张也说子晖条件很好，1939年已入党，关系在新药业支部。他们再报告刘晓后正式获得批准。 
图 |赵子晖
问题是如何打入？ 赵铮和潘达认识但不熟。他想到岳光烈，岳原是银行同事，和李士群小舅子叶耀先交往密切。岳和赵都是随叶进来的。岳正代理总务处长，和潘达打得火热。赵也曾帮岳租借过房子，有一些面子。 赵见岳便以兄弟失业求职请其帮忙。岳应允想办法。赵又打听潘那里的情况。岳就领着赵去见潘。潘明白来意，挑明说他正要收学生。实际就是要拜他做老头子好“打秋风”。赵向史永汇报，就又由张承宗将子晖关系从新药业支部转到情报委，子晖就给潘磕头拜师，准备打入伪沪西特警署。 然而，事情却在日本人那里翻了车。日特“梅机关”断然否决了伪警政部报告，强烈表示不许可设沪西特警署。李和潘等顿时泄了气。赵铮也得到消息，报告史永。他们分析，已经是1941年五六月间了，日军几次公然进租界武装示威 ，不许可设伪沪西特警署便也是一个信号，日军或许正策划大动作，将全面占领租界。这就必须火速报告上级，以防止敌情突变。刘、张等听了汇报，也赞同这一分析，并转报中央。刘晓又关照：继续设法让子晖打进敌特内部，以能够获得更多情报来源。 岳这时觉得介绍子晖进警署没成，拜师还花了钱，表示可到他管的财务科去谋职，赵铮自然说好。这样子晖也打入了“76号”。史永和他第一次接头是1941年6月间，按暗号约定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平安大戏院海报前。史永指示他，财务的账里就有情报，关键是先站住脚，不要心急乱动。果然，子晖住进魔窟后，是和电讯室特务在一间宿舍。那天，竟有一电码本扔在床上，他心一跳，这不是情报吗？猛然间想到这可能是圈套，就故意装作没看见。尔后他明白这的确是敌人的试探。并且，所经手的每一笔费用，也可能都有敌情！一次，一个家伙来报销夜宵费，说半夜去建承中学抓人，把校长也抓了。他马上启动紧急暗号报告史永。史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口等他，他走近刚说了两句，史脸色突变，吩咐：“赶快回去，必须不露声色。两个月后，我会派人来找你。”但一个多月后，史就来找他了，见面就说：“你这次情报太及时了，建承中学是党的据点，校长也是我接头的，所以我要火速切断所有联系，隐蔽起来，还到你哥哥家呆了几天。现在查出有学生和苏北通信被“76号”邮检发现了。校长已保出来转移了。你的岗位多重要，可能有更大作用。”子晖顿时感到一种神圣使命感。 二、赵氏兄弟奉刘晓的指示开办荣康药房 果然，日军很快就冲进了租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大街小巷日伪军警岗哨林立，抗日活动更艰难了。这天，史永通知子晖去他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小桃园弄家中见面。问起他，你在宝隆医院药房间待过，能弄到药吗？子晖回答，有一两位采购员较熟。史说，想想法子，苏北那边很急。当时要的都是止痛消炎治枪伤的药。这些药子晖搞到了，但量不大。史永通知交通员来取走。 实际上，这个任务是刘晓布置给史永的。日军全面占领上海实施物资大封锁，新四军从上海采购重要物资更困难了，尤其是药品。他知道赵家兄弟情况，指示史永想法子增加一些渠道。于是，史和子晖再次交谈：“能否搞一个药房？”赵答：“药房要和药厂直接有关系，我家有亲戚在德商科发药厂，让我哥哥和他们联系。”史转过来又找赵铮，赵表示：“试试看，组织上的任务一定尽力。”那位亲戚听说赵家弟兄俩要做些小生意养家，也答应帮忙。 这样，在史永张罗下，张承宗又从新药业调来两名店员，约在1942年春夏之季，在南京路慈淑大楼租下三三五室房间，开了一个小小的荣康药房。为啥叫这个牌子，子晖说，他做药剂生时，白克路上曾有过这家小药房，后来倒了，就把它的招牌拿过来充着。这是经史永同意的。资金是他和赵铮都在“76号”里管账，赵铮还是会计科长，挪用一点小钱，再向伪上海立泰银行去搞点贷款，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他们的这一位亲戚，在上海德国科发药厂代销处也管点批发业务，当年这家厂开在杨树浦长阳路，由于德国和日本是盟国，日军不实行军管，生产兴旺得很，有几十种紧俏药，给一些好处费以高于批发价买进，到市场上一转，买进卖出就可以赚钱。药房开了不久，感觉完全可行。但史永说，慈淑大楼里不安全，里面有日本特务机关，领导意见要搬到马路街面上，搞搞大。 这样，子晖通过别的关系，在静安寺寺庙的马路对面，离静安公园不远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543号，租到一单开间街面房，有上下两层和假三层阁楼，前门大间正对马路，有玻璃柜台、药柜等设施，是像模像样的一个药房，后客堂一间是写字间，放有写字台等，还有小厨房和卫生间等设施，后门通一条大弄堂，进出马路方便。中间木楼梯上去后间是会计室，也有写字台和账簿柜等。前间朝路边是一间客房，置有家具。门上招牌是“荣康药房”四个大字。子晖记忆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房子还在，已改为一家木器店。 为了便于掩护和筹集开店资本，由赵铮出面邀请“76号”里的要人岳光烈、叶耀先和孙时霖等人。现在行业会员登记卡上，还留有性质为合伙集资，股本20000元，经理赵中开（即子晖），股东岳、叶和孙等本人或亲属姓名等信息。其中除叶、岳是“76号”里管钱财的，孙则是总部一处的情报科长。这些人肯参股，因为抗战中后期，日伪走下坡路了，汉奸们包括李士群在内，无一不做生意忙捞钱。赵铮说，能搞到药开药房是一桩好生意，他们就都愿意出资，还表示不问店务。这也正是赵铮所希望的。他向史永报告，史也说：“好。”并提醒他：“股东要给红利，让他们赚到钱就安全了。你也不要去药房露面，让子晖去当经理。”赵表示，他们兄弟俩不拿红利，给药房做经费。这次谈话，史永给赵铮交了个底：“这是领导上的意图，建这个药房，不仅是为那边搞药，还要提供一个联络点，给领导碰头谈谈事，可能也安排一些人。所以这里安全和保密最重要。”赵铮感到压力沉重。 子晖当经理，有利条件是头上顶着的几个股东，财务科就不多去了。他到老药房找了两个朋友当伙计管生意。史永又通过张承宗调来两个人，子晖感觉是自己同志，其中一个姓梁。当时，荣康首要任务是为苏北新四军采购药，尤其是市场紧缺较贵重的药品，经史永交代，接头购药人是新四军交通员张子良，他每次来还换“行头”，有时长衫礼帽，有时西装笔挺，而且以后一直是他来。他下的药品货单都比较大，货源是子晖去他亲戚处科发药厂采购，按灰色行规要给回扣。送货是梁同志专办，在何处连子晖也不知晓。张的药款也一次不欠。子晖说，一次刘晓不在，史永向另一位领导刘长胜汇报，那位刘也说，药款照生意做，你们贴不起。 过了不久，史永对子晖讲，这个掩护点安全条件好，组织上要安派一些人进来。有一个人是史永领来的，介绍他叫朱澄清，让子晖安排当药房会计，尽量在楼上会计室不出面。史还特地关照，小朱工作重要，都是在晚上，白天多给他休息，不安排活儿。子晖以荣康药房会计职业给他办了“良民证”。新中国成立后，他和赵铮才知道他就是朱志良，是刘晓江苏省委电台的译电员，和李白是一对不见面的“搭档”，也是参加过长征的江西“红小鬼”。当时，他住在史永的小桃园弄家里。朱和李白之间的女交通员是黄景荷。黄来药房找朱，说什么事，子晖避开，不发生联系。至于时而发生的警察查户口之类的事，子晖都以“76号”派司（证件）压住。就安排一些人来说，起因是和刘晓对上海地下党员“职业化”的要求有关，现档案中保存的荣康1945年新药业会员登记卡，除股东仍有岳光烈等6人，股本已增至50000元，经理赵中开外，员工一栏已从前5人增至有职员8人和店员3人共11人。一间不大的店面员工这么快增加，颇耐人寻味。 还有药房给领导碰头的任务，不久史永就对赵铮说：“领导上来过了，还提了一件事，说客房很合适，就空荡荡的连一样家具也没有，容易引起怀疑。”这个漏洞赵铮此前也想到过，但那时置一套普通家具至少要六七百元钱，一担米才十多元钱，不是小数目。而领导再三强调了安全问题。那怎么办呢？当年赵铮刚经组织批准结婚，妻子洪英是务本女中进步学生，史永传达领导指示，办得风光一些，便于深入掩护，他就负债买了家具，也在沧州饭店摆了酒席。眼下只能把新买的家具拿去。好在洪英已和党组织有联系，了解丈夫的实情，也不为难。她后来也到了解放区华中银行，在市公安局工作到离休。 
图 |1942年，赵铮洪英夫妇结婚照
这样，刘晓等领导又来过这里。1942年夏秋之间，中央决定刘晓、潘汉年及江苏省委一班人撤退到淮南，把省情报委史永等一批干部移交给潘华中情报系统，当时在上海负责该系统的是代号“老太爷”的张唯一，并决定留他原地坚守，刘和张就在荣康碰过头。史永说，他也亲自陪过来做安全保卫。另外，朱志良原住史永家里，有时译电需要也留在店里客房过夜，以会计夜间记账打掩护。对于荣康药房作用成绩大小，赵铮说，他真的说不出，但是按刘晓指示办的。 三、冒险巧送珍贵药品 到新四军扬州联络站 荣康药房承担的主要任务，还是为新四军伤病员医院搞药。尤其是1942年10月，新四军在上海的一个专门负责采购、运输医药的报关行，被日宪兵特务侦破了，人员和领导都有被捕的。荣康的责任更大了。一次，史永直接来找子晖说：“前线战斗很紧张，新四军药品紧缺，是不是能想办法搞点麻醉药，就是吗啡原药。”虽然日伪敌特对它管制很严，子晖还是搞到了，告诉了史永，他也很高兴。但第二天，他又来找子晖说：“交通员很难把它带进去，“老太爷”考虑是不是让你直接送去？”子晖也想到，这些药风险极大，又价值昂贵。而他在“76号”里还有一个股级主任的名义，又有“派司”和“黑狗皮”（制服）。另外，手上还有一张日本商社的“嘱托”证书，应该可以唬一下“二鬼子”。他买了一些糖果，用糖果纸把吗啡割成小块包起来，掺在一道装在糖果盒里，再放在手提包里。临行，史永来通知，小许（即刘人寿）约你到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家咖啡馆碰面。见后刘还带了一个人来，只一同坐下吃了冰淇淋，没说什么就分手了。 他坐火车到镇江，乘船过长江，再转汽车到扬州，一路上拎着手提包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东西是送到扬州钞关城外一个碾场，院里空荡荡，一头毛驴在拉碾子。一个傻乎乎的农民，问他什么人，他不吭声，进屋去拿了张纸条，上面指示说是不远的另一个地方。在那里他见到一个姓华的人，突然那位小许带来在咖啡馆碰过面的人出现了，竟朝他点点头，他把包交给了他们。后来，他也认识了那个人，就是华中情报部地下交通负责人何荦。回到家他算了一下，此行整整经过了15道关卡。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兄弟俩聊起往事，赵铮说他也做过这类事，一次通过德商科发药厂买到的日本军管制禁售的药，张子良送到扬州有很大的风险。史永问赵铮，你是不是每礼拜去南京伪调查统计部公干一次？赵回答是。他问赵能否在镇江下车，中途转扬州送一下。赵铮因有“76号”的科长“派司”，还有伪军的中校军官服，便一口接受了任务。他需要隐蔽的，是到扬州先去亲戚家，换了那身“行头”穿上便服，以免影响交货点安全。那次也是送到姓华的人手里。他告诉子晖，他叫华青禾，后来在淮阴认识，华是华中书店经理，原是上海生活书店店员，去过延安，当时在华中贸易部扬州联络站。另外，当时有一些药品科发进不到，赵铮还有两次假托生意关系请叶耀先通过李士群的私人医生储麟荪向信谊药厂购买。 子晖在管药房同时，因还在“76号”里出入，就还有搞情报的责任，史永特意关照，“老太爷”让他提供经济情报。这主要是日军经济物资封锁命令措施，以及物价涨跌动态等。这些情报多是数字，过目不忘太难，他琢磨出的办法，拿报纸去厕所，找到相关联的数字，用指甲划一下，以便提示。晚上7点去史永家报告，如他不在，就请他夫人汪菊影转告，她是史的得力助手。另有重要情况，他必须火速报告。一次，他知道一游击队长拖枪投敌，“76号”还发给奖金，急告史永。史再告“老太爷”，回复他说：“是诈降，你报告是对的。” 还有“军统杀手”陈恭澍被“76号”抓捕，一个德国特务史坦德斯要见他，日特“梅机关”碍于盟国面子同意了，因不懂德语，“76号”只能让子晖当翻译。那个德特又和重庆有关系，是来传达蒋介石密令，让陈假投降，陈手下在上海的军统人员全投了“76号”。子晖立即报告史永。果然，陈投降“76号”后，日伪内部有了很大的反响，汪精卫因陈曾在河内刺杀他，亲下手令枪毙。李士群不肯，说陈有大用。微妙的是日特“梅机关”也不允许杀他，留做筹码。陈也很快与潜伏汪伪内的唐生明夫妇来往热络。实际上，这时不少汉奸已暗中投蒋，寻找战后出路，连荣康股东孙时霖也说“和重庆挂上了钩”。赵家兄弟利用与陈、孙等交往，获得很多信息。史永说：“领导上表扬这是战略情报，要盯住日伪蒋新动作。他们勾结就是为了战后破坏党和革命。” 李士群死了，叶耀先等在“76号”失势，赵家兄弟的情报来源少了。史永曾设想让子晖去胡均鹤的二处搞财务，因胡那个处是对付共产党的。但赵铮对他说：“那里进不去，胡有自己人马，成员多是叛徒，防得紧。”史永便要子晖把精力主要放在荣康药房这个据点，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坚持到抗战胜利。 四、新中国成立后 刘晓还关心着荣康药房的老同志 抗战胜利前不久，赵家兄弟都相继脱离了“76号”。上级组织本来安排赵铮去浦东的陈默游击队，他和陈还在上海一家饭店见了一面，彼此都是打入敌营的同志，他们紧紧地握了手。陈默让他去做政治和管理工作。尚在待命中，史永却突然来找他，说领导通知他去淮阴，由张子良明天就带他走，连妻子洪英和儿子大砥都来不及告别。1945年12月赵铮到了淮阴，让他领冬装去东北，临行时，干部科长王尧山又来通知他去谈话留在华中。十多天后，妻儿也都由张子良带来了，通知他去招待所相见。在那里他意外地第一次见到刘晓，刘晓是延安“七大”后经淮阴返回上海，暂住在招待所里的。他对赵似乎相当熟悉：“留你在华中对上海工作有利。”他还塞给赵一些钱，说：“这是用于补助生活的，给孩子增添点营养，”“把家具搬到荣康，你们还欠着债哩。”赵铮夫妇都非常感动。赵铮这时才知道史永传达的领导对荣康指示，都是刘晓的意见。 
图 |晚年的史永汪菊影夫妇
的确，自赵铮走后，子晖还在荣康药房坚守。1946年3月，朱志良随刘晓重返上海，仍旧以荣康会计的公开身份，掩护在店里，做刘晓任书记的中共上海局与中央的电台译电员。这时，已有特务不时闯进店里来盘问、侵扰，打探赵铮和另两个逃逸股东去向。子晖向史永报告，史永报告了张唯一，张征求了刘晓意见后，答复史永：“形势变化了，为了安全，人员、财物等转移后，就关掉。”史永向子晖传达了这一指示，还关切地问他个人隐蔽和生活打算。子晖后来在青岛红十字会医院隐蔽了一段时间，按史永关照，组织关系由通信联系，地址写他家，收信人写汪菊影，以姐弟相称。1946年的7月间，静安公园旁的这家荣康药房悄悄地关门了，店员不见踪影，店里荡然一空，连客房里那套家具也不在了。赵铮说：“后来知道，家具是给刘晓新找的襄阳北路住处用了，是不是又搬到愚园路中实新村？我不知道。” 1949年5月，赵铮兄弟随接管大军重回大上海，到市公安局工作。在研究接管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时，工商等接管处认为特务机关复杂，有困难。刘晓指示由市公安局接收。副局长扬帆把赵铮叫去交待任务：“你承担这份工作。”并说：“这是刘晓书记意见，命令你去。”赵铮便担任了接管社会局的军代表。在全市接管完毕的汇报会上，陈毅市长和市委第三书记刘晓等出席，赵铮也参加了，散会时刘晓招手让他过去，说：“通知那位曾和你一同打入‘76号’的同志，要他去组织部找张承宗副部长谈工作。”赵知道是指他兄弟子晖，报告说他已去了市公安局。刘又点点头。他们知道刘晓还记着他们在荣康药房那段工作，关心着他们。
END
原文刊于《世纪》2022年第2期责任编辑 | 周峥嵘 新媒体编辑 | 杨之立编辑助理 | 尹佳佳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