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报考的主要动力：解决“个人问题” 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已经开始实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制度，1971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来山西沁县招生，我因家庭出身问题没能上成，此后就再也没动过被推荐上大学的心思。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时，我在长治市东风钢铁厂当工人已经5年。这一年，我对于上大学虽然有憧憬，但却没有报考，这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是66届初中毕业生，高中数、理、化一点都没学过，后来虽然没有间断自学，但读书也都仅限于“社科”方面，感觉应付高考难度太大。第二，当时我已经27岁，觉得即使能够考上，与十六七、十七八岁的娃娃们坐在一起上课，有点儿“没意思”。第三，我当时在厂里当会计，工作得心应手，心情愉快，长治市第一工业局系统有30多个厂子，我这个会计被局里财务部门的领导认为算是做的好的，甚至在市财政局的有关部门也有“好名声”。第四，厂里有我插队以来相处近十年的朋友，有进厂后新结识的朋友，觉得割舍不下。 不过，我也面临比较麻烦的“个人问题”。我与妻子1976年10月经人介绍相识，她的工作单位在河北保定，已经通信联系一年，如果结婚就是两地分居。我们二人在单位的身份都是“工人”而不是“干部”（我做会计是“以工代干”），按照当时的制度，要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干部”可以“单调”（机会也不多），“工人”只能“对调”。山西长治和河北保定都是小城市，要想找到一个想去对方城市工作的人来与之“对调”，几乎可以肯定没希望，而这就意味着将来两地分居的问题无法解决。就在这时，时光转到了1978年，研究生考试也要恢复了。我在沁县插队时的朋友丁东给我提出建议——报考文科类研究生。他说，如果考上了，三年后毕业肯定可以在太原分配工作，太原是个大城市，结婚后或许会能找到愿意去保定工作的人与妻子对调。总之一句话，报考研究生应该可以解决我将来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我觉得他这个建议有道理。此外我也考虑到，虽然研究生考试难度会高于本科考试，但不考数理化，恰有利于我“扬长避短”。此外，年龄一年年增长，很多朋友都已经结婚生子，自己再留恋于朋友往来的年轻人生活，也感觉越来越“不现实”。 这样，我做出决定，去报考山西大学的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 （二）备考的艰难与幸运 1978年的研究生招生，是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次，后来回头看，其考试内容难度不高。但要参加考试，还是需要有一点“知识基础”，我没有读过高中和大学专科、本科，这种“基础”完全来自于自学。1966年“文革”发动时我16岁，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读初三，6月初学校停课，我一方面“参加运动”外，另一方面也开启了自学生涯。后来在晋东南沁县农村插队4年，在长治“东钢”（东风钢铁厂的简称）做工6年，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在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积累了一点微薄的知识。 这一年我报考山西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需要考五门课程：政治、外语、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政治”一门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我初中在外语学校学习西班牙语，虽然已经荒废了十二年，但有些基础，自己感觉通过复习大概可以应付考试。其他几门虽然读过一些书，但没有一门有系统的知识。显然，要想参加考试就全凭“复习”（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学习”）了，自己一掂量，这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 “复习”工作量大不要紧，当时年轻，不怕苦，问题是没有时间。当时我们会计室共四个人，其中两位女同事负责现金出纳等工作，完全替不了我这一摊子事；还有老会计郭长葆，已有好几年在忙其他部门的工作，我也不便请他来接替我的工作。我当时的宿舍就在会计室楼上，有时上班时间由同事帮我“打掩护”，抽点时间回宿舍复习，但没有保证，厂内厂外需要办事的人，不时就找会到宿舍来。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复习进度很慢，这样下去，要参加考试可以说就是瞎胡闹，根本没希望。于是我下决心，脱离这个环境，集中精力复习。最终，我这个想法实现了，而这完全靠的是同事和师友的热心帮助和担待。 朋友丁东当时已经通过1977年的高考入学山西大学历史系，他的妻子邢小群当时在山西大学中文系任教，两人在学校有一间“筒子楼”的居室。他们邀我来“山大”复习，住他们的房子，丁东去住学生宿舍，邢小群另寻住处。厂里这边，老会计郭长葆很体谅我，说我参加考试是“人生大事”，同意把我替下来，让我请假复习备考。就这样，我从厂里抽身出来，住在“山大”丁东、邢小群家复习了将近一个月。能得到朋友和同事这样热心、无私的帮助，是我的幸运，否则考试根本不能成功。 住在“山大”复习期间，还得到了历史系任茂棠老师的悉心指导。任老师善良、热心、豁达，很多学生都得到过他的各种帮助，都对他心存热爱和感激，我能通过考试，也得益于他的指导。这一年我参加的考试，最主要的一门专业课是中国近代史。对于这个专业领域，我读过几本书，包括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4册、胡绳撰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及当时流行的几本《沙俄侵华史》等等，但因没有过系统的学习，因而根本“形不成完整的概念”，对于复习从何入手，头脑中一片茫然。经丁东介绍，任老师同意给我做一次辅导。记得那是一个晚上，我去到了任老师家，他用了三个小时为我梳理、讲解当时国内“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知识体系：以时间前后为序是“十大事件”——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按逻辑分析存在五条线：帝国主义侵华史、农民战争史、资产阶级改革和革命史、经济史和思想史。他用这“十横五纵”，将一部复杂的中国近代史“网罗”了起来，这使得我顿时对这个领域有了清晰的“概念”，复习也顿时有了方向、有了重点。对于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的复习，也从这里受到了启发。 这一个月的“复习”（其实是“学习”），使得我在走入考场时有了信心。 （三）通过考试 1978年的5月或是6月（我记不清了），我通过了研究生的入学考试。 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由各个招生学校自行命题。由于考生人数不多，初试只在省会城市和各个地级市设考场，各县不设考场。我是在长治市的一个考场参加初试，同一个考场，集中了报考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考生；考试时间为每场三个小时；各场考试，每个人的试题都密封在一个信封中，外面写着考生的姓名，自己启封答题。 关于试题的难度，似乎无法笼统评判，只能说其内容体现了当时的学术“思潮”和“范式”。例如，初试“中国近代史”科目的一道论述题是：“试述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和两次思想解放潮流的背景、经过（内容）和影响”。所谓“三次革命高潮”，是指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所谓“两次思想解放潮流”，是指戊戌变法和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这种提法，代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框架。这道题的设问都是“基本知识”，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涉及的内容太多了，我奋笔疾书，十六开的答题纸足足写了十六七张。“王杨卢骆当时体”，这种“宏大叙事”的试题在后来我做教师的时代，是不会有人再出了。而有些“名词解释”则比较偏，如《镜镜詅癡》、《孽海花》、春柳社等，对于当时我们这些主要来自各地基层单位的考生来说，难度较大。而这类与文化、科技有关的知识，似乎在后来的高校历史学专业中也很少学、很少考，现在的研究生报考者估计很多人也不知道。 对于各门考试科目，招生学校都指定了参考书，但当时的考生大多数都身处各地基层，往往不能全都找到。山西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考试的参考书，包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是1957年出版的，我就没有找到，代之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自以为“差不了多少”，结果出了大问题。复试时笔试卷一打开，只见第一道论述题是“试述马克思‘英国议会对华军事行动辩论’一文的主要内容”，40分。我一看就懵了，根本没读过这篇文章。考试后大家交流，得知这篇文章收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集子中，但没有一个人找到过这本书。不过我还比较冷静，知道这是马克思抨击英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立场的文章，就叙述了马、恩在其他相关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估计多少也沾了点边儿，没有把40分全都丢掉。我在考场上的“冷静”竟然也“感染”了其他人。入学后一位师弟曾说起当时的情况：一见这道题也懵了，但看见坐在前边的我不慌不忙地点着了一支烟（当时考场上允许吸烟），他自己也镇静了下来。 这一年我报考的这个专业计划录取5名，初试分数的前10名可参加复试；复试在“山大”进行，分笔试和面试。面试是由郭吾真和乔志强两位老师主持。他们似乎没有准备特定的问题，只是随机提问，考生如果答不上来，就再提另一个问题；如果哪个问题考生能回答，他们就抓住不放，继续就与考生回答相关的问题提问，步步深入，一直问到考生答不上来为止。这种提问方法很有道理，可以考察考生的知识广度和深度。 整个考下来，我的各门成绩分数虽然不高，却名列前茅：政治79分，是这一年山西大学文理各专业考生的第一名；初试各科的总分、复试的笔试分数和面试成绩都在本专业考生中名列第一（其实我的“中国近代史”复试笔试分数仅为59分）。外语科的考试更是有意思，我初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学习过西班牙语，因此外语科目就报考西班牙语。当时“山大”历史系虽然有两位老师懂西班牙语，但他们是搞拉美史而不是搞语言学的，因此不能命题。这样，“山大”方面就命我自己翻译几篇东西寄给他们，由历史系老师阅卷给出成绩。这对我当然很有利。而入学后得知，由于这一年不少专业成绩好的考生外语成绩都比较差，“山大”考试部门不得不有所取舍，决定所有考生的外语成绩都只作为“参考”而没有计入总成绩。 这里还要说一下当时的“风气”。当时山西大学研究生录取全看初试、复试的分数，没有“拉关系走后门”这一说，不论是负责招生的老师还是考生，都没有人会想到“走关系”。这一年，我们这个专业录取了5名学生，不管真实实力如何，但全部没有任何背景或关系。有位很有“实力”的考生，读本科时是一位招生老师的“得意门生”，老师很愿意录取她，但只因差几分排不进录取名次，未能录取。她后来在音乐教育方面很有成就，成为某音乐院校的著名教授、博导。 1978年10月我进入山西大学学习，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为时10年的农村、工厂生活结束了，那是我的“江湖时代”。“江湖”的物质生活可能比较艰苦，但思想自由，活得比较“浪漫”，其实我当时已经适应了这种生活和其中的人际交往。没想到人生的道路突然转向了，此后便是在高校3年的学习和34年的教书生涯，结婚生子，上课“搞科研”，活得很“现实”。尽管出于秉性，我总是愿意赋予“现实”以“浪漫”的意义，但总体而言，“江湖”时代的“浪漫”与我渐行渐远。回想1978年，我对于突如到来的人生转折，有喜悦也有遗憾，一时还不能完全适应。记得我离开“东钢”去“山大”报到时，特意留下了一个书箱在朋友那里，为的就是要给自己找一种感觉，感觉自己在那里还有一个“家”，也希望那里的朋友们能感觉我还没有走远。人生真的很奇妙，有时像是梦境。 （责任 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