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别阿姐后，我的脑海里不断涌出她留给我的印记。 记得有一年春节到金山给阿姐和姐夫拜年，大家闲聊起我小时候的事。阿姐说，姆妈没想到会怀上你，用绳子使劲勒肚皮想流产，但最后没能如愿。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家里已有两男四女六个孩子，最小的男孩还不到两岁，负担实属不轻。可我还是不管不顾地来到这个世界，增加了家里的负担。承担重负的，除了父母，还有作为长女的阿姐。 我自小印象中就有阿姐的忙碌身影，她总是在家门口的木盆里洗衣服，在架起的大洗衣板上洗刷被单，或是楼上楼下拖地板。她干活时不声不响，默默地埋着头，很投入，舍得出力、不怕吃苦。有一阵，阿姐查出肺部有炎症，要吃一种名叫“雷米封”的药。因需要长期吃，亭子间一个柜子的抽屉被空出来，专门放一瓶瓶“雷米封”。服药后阿姐身体有所好转，可惜体检仍没能过关，耽误了高考。她后来说，当时她已想好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当一名广播电台记者。即使在这样的遗憾中，她仍在家里帮母亲忙前忙后。 我上小学后有件事一直记着。那时有一种叫“的确良”的新面料上市，挺紧俏的，价格也不便宜，阿姐设法买了块浅蓝色的布料回来，给我和东哥各做了件衬衫，让我俩“时尚”了好一阵。 阿姐结婚后住到徐家汇老街姐夫家，和婆婆一起生活。房子破旧简陋，周边环境也杂乱。那时我家住在永嘉路一条石库门弄堂里，在周围花园洋房的比照下，我觉得自家居住条件并不好。可和阿姐的居舍一比，我们的住房好很多。尽管这样，我没听阿姐说过一句牢骚话。后来她下决心搬到市郊金山参与大型石化企业的建设，主要原因是那里能分到新建的有独立厨卫设施的住房，而这样的居住条件在市区不知何时才能实现。  （左一为作者） 阿姐也是。她多次从金山赶来，那时的交通可不比现在，一路上要换好几趟车，花不少时间，她给我带来吃的、用的，包括当时堪称珍贵的全国粮票等等。总之我没想到的他们都替我想到了。家人都不善言辞，他们把对我的不舍都体现在默不作声的行动里，给我温暖，也给我激励。之后我每年回家探亲，阿姐都来看我，说着“你离家这么远，我们够不上，只能靠你自己”之类的话。我听得进，往心里去。两年多后，我走上新闻工作岗位，后来获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一路艰辛却有收获。家人始终关注着远方的我的每一步，渐渐地不再为我担忧。  1994年，我面临去向抉择：是调到上海工作，还是抓住黑龙江的另一个工作机会。何去何从？我与家人商量，他们都劝我回上海。我没有犹豫，听从了。我父亲去世早，母亲年近八旬，盼望着小儿子能回到身边。于是，离开上海25年后，我带着小家庭回来了。姐姐们和哥嫂都很高兴，母亲更是如一块石头终落地似的舒心。 后来母亲查出重疾，有一次我在医院陪护时泪涌不止。阿姐看到后宽慰我：“母亲晚年是有福气的，孩子们都在身边，你的回来使她的心更加安宁。”那些情景历历在目……我觉得阿姐没有走远。在我心里，我们依然相亲相爱着。 （刊于2022年7月24日 解放日报朝花周刊）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