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兵团实行准军事化管理，从兵团至连队干部，全部由现役军人主政，现役军人与知青，当年曾是一对矛盾：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但几十年后，我们都共同认定：我们是兵团战友！此文记录的是我们曾经的连长杨如玉——一位真正坚贞不渝的共产党员。写杨连长，是因为他故事的典型性和他所代表的思想的复杂性。每当大伙儿忆念起他，在对他敬佩、敬重之余，也另有一番说不清道不白的滋味在心头…… ——题记 01 杨如玉不是知青，是现役军人，是我曾经待过的15团5连的某一任连长。 5连的现役军人干部曾经换过几茬，杨连长到底是哪一任的？我已记忆模糊了，但他第一次在全连战士面前亮相的那一幕，却历历如在眼前。 好像还是在劳改犯留下的旧食堂兼礼堂里，某位连领导将他介绍给大伙儿后，杨连长就站起来给大家行了个军礼。 他个儿高、瘦削，军装穿得规规矩矩、端端正正，连风纪扣也一丝不苟，一直紧扣到下巴颏儿，以一个标准军人的形象，直立在大伙儿面前。我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父母亲都是现役军人，父亲直到70多岁后，仍然腰杆儿笔挺，有股军人气慨。我是看惯了军人的精气神儿的。杨连长着装严谨，军礼也敬得标准而又严肃，但我不知为什么，却觉得那军装穿在他身上显得有点儿邋遢。不是脏那种邋遢，而是不合身那种。衣服显得有点儿松松垮垮，衬不出精干来。按说杨连长是个大高个，骨头架子应该是能撑得起衣服的。 第二件对连长印象深刻的事，是在第二年开春的时候。那天，连里安排我们排（女排）锄地，并破天荒地让大伙儿坐拖拉机去。据说，是因为地号离连队有点远，要节约走路的时间。连队所有地号我们都去干过活，无论地有多远，活儿有多累，我们从未有过因为路远，而可以坐着拖拉机去干活的待遇。这是我在兵团7年生活中，绝无仅有的一次。  突然，杨连长一脚踩在驾驶楼的踏板上，面对着我们，大声吼道：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注意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注意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他个儿高，又站在踏板上，脸露出在车帮上方，声音传得远。一下就盖住了所有人的嘻嘻哈哈，空气突然凝固了，所有人都噤了声。我那时还没上车，一下也愣住了，心想：这么美好的初春时节，这么令人愉悦的劳动出发场景，怎么就会想到阶级斗争？怎么就会与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什么思维逻辑啊！更何况，这是一帮混了几年，天天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的兵团战友，怎么就会想到，在这帮年轻女孩子们中间，会有阶级敌人呢！那时我已有了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虽没有反驳什么，心里却很不以为然，觉得这举动太不可思议了。 再一件事情，也是在野外劳动时发生的，离连队的距离也很远。 那是我们女排被派出修整一条远离连队的旧“毛渠”。具体的过程就是大家分立在渠的两边，用铁锹挖渠背外面地里的土，，然后扬甩到渠背上使渠背加高加厚。那天因为地段遥远，到达时，许多女生已感到了疲累。而随着太阳的移动，渠背越加越高，取土距离越来越远，活儿也越干越吃力。 临近中午，杨连长过来检查质量时，许多女生已经饿得扬不动土了，而是挖一锹土，再端着走到渠背上去。。我们班有个矮个子的小女生就问他：“连长，行了吗？”虽然众人都是眼巴巴地仰脸望着他，希望他能给个肯定的答复，这样，大家就可以收工回连队吃午饭了，连长却毫不含糊地一指自己那条大长腿的膝关节，说：“不行，要到这儿才行。” 内蒙高原一马平川，他身材瘦高，蓝天艳阳下，立在新堆积的渠背上，我们站在已挖出土方的洼地下方，望他真是“千里平地，一杆突起”。女生们一听还要将土培到他的膝盖骨才算完工，“妈啊！”一声，许多人立刻跌坐在地上，站不起来了。 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位连长，一定情感粗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商”太低。你想啊，一帮大城市来的小女生，已经很不容易了，又干了大半天活，早已力乏气短，你就真是想把渠修得好上加好，也可以将话说得委婉一些，至少先表扬几句，说点鼓励的话，再提要求不迟，让别人出了力，起码心里也温暖舒适一些。就这么干巴巴的一句，多么生硬和缺乏人情味啊。 后来，我就开始听到一些有关杨连长的传闻了，说的人大多是用一种既敬佩又带点嘲弄的口吻。比如：秋末，运来了过冬的煤火，这当然是先尽家属院儿的干部们了。勤杂班的小伙子们立刻先拣最大最好的煤块送到连队最高领导层的家中，其他捞不上这种待遇的家属们则自力更生，争着抢着到刚卸下的煤堆上去扒煤。等她们挑拣够了，剩下的就归大堆，是知青们冬天取暖的煤火了。 但是杨连长不这么干，他特立独行，回家一看这些上好的煤块，二话不说，立刻用小推车推回到大堆上，再推回一车碎煤碴儿倒在自家院里（最极端的说法，是连长还成心筛了一车煤末面子推回家）。质量好的煤块自然好用，但知青人多量大，当时实行的又是类似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大锅饭供给制，大伙儿都是按班排居住和用煤，十个人一屋，几车好煤平摊不到谁头上，所以一般没人去计较干部家用好煤的事。 杨连长的洁身自好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非常叫人钦佩，但即使在“文革”这种“政治高于一切”的“极左”时期，也仍然叫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们，感到有点“过”了。而最苦的，就是杨连长夫人了。据说，杨连长是从北京参的军，他爱人却是农村户口，身后还跟着三个孩子（孩子分别取名：忠党、忠民、忠华）。杨连长一心扑在工作上，是从不操心家务的，一车碎煤末子叫老伴怎生过日子啊！于是她怨声载道，对连长十二分的不满。（我回城后听到的一个更夸张，又更令人哭笑不得、心痛不已的版本是：面对难以煮饭和过冬的煤末子，面对老伴的流泪和不满，克己奉公、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杨连长，却大声念起了毛主席语录：我们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又如：我连毛祖林是羊号班的，他说，当时连里在4支渠北边挖了一个水塘，准备养鱼。有一次，他亲眼所见：杨连长穿着整齐的军装，但当看到斗渠里有小鱼时，就摘下军帽，用帽子拨水，舀起渠中小鱼，然后又捧着滴水军帽，将小鱼送到水塘里去放养。现役军人不懂生产而又违背自然规律的瞎指挥，例子俯拾即是，比如这养鱼塘的水（内蒙盐碱地啊），是否真能养住小鱼？（因篇幅所限，例子皆略去不赘。）杨连长以及他们，真是在一心为公，心中所系，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可气而又可笑。  我现在回想，那恐怕不是探亲假，因为连长家属已调至兵团，应该没有探亲假了。当时已盛传兵团要改制交给地方，现役军人因全部要重新安排工作，许多人都回老家去联系新的接收单位。杨连长的探亲假，估计也是回北京参军前的原工作单位去联系后路。但是连长却拿这宝贵的机会去了山西大寨，而且路费没有报销，全部自理。这不能不让我们所有闻听此事的人，都印象深刻、唏嘘感叹不已！ 1976年3月，我在兵团待了七年后，由家里帮助办成了“困退”，可以重返北京了。从我们团回北京，要先坐汽车到五原县，再坐慢车到呼和浩特换快车才行。而从团部到五原县，每天只有一趟往返的公共汽车。 那天，坐在冷清破旧的公共汽车里，我心情复杂：要说我舍不得离开兵团，那绝不可能！能回家能回自己原来生活的城市，是每个知青的梦想！尽管我当年思想偏激，是自己要求来的兵团（我原来的工作分配是留在北京），那我也不例外！但要说一点都不留恋这块曾经度过7年青春岁月、抛洒过无数汗水眼泪甚至鲜血的地方，那也不客观。尤其还有我那么多的知青朋友，现仍留守在这块土地上，临别时，她们羡慕而又泪水汪汪的双眼，一直漂浮在我脑海。（我临回京前，回了一趟我的老连队5连。记得见到了同一天同一列火车来到内蒙古的女知青方方，我曾当过她的班长。因我俩脸型眼眉有点相像，有人称我们为姐儿俩。方方见到我，满脸泪水，呜咽着说：你走了，剩下我们怎么办哪……她那句“怎么办哪？！”也一直留存我心中几十年。） 另外，我当时仍然思想激进，我不知道我这么离开，算不算是个在艰苦生活中临阵脱逃的胆小鬼和逃兵，从前读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勇敢》等前苏联小说中的青年英雄形象，仍然在我思想中起着作用…… 我就这么坐在汽车里离开了兵团。车子开动后，为掉头在团部绕了一个大弯，我忽然看到，在一片冬天寒冷的雾气中，团部的土路上有一个正挥锹铺路的身影。那身影一晃就甩到车后面去了，我却想起了另一个与杨连长有关的传说。兵团撤建启动后基层连队的大部分工作已由原农场干部接手，现役军人都集中在团部无所事事，人心惶惶，等待着对他们今后的安排。只有杨连长利用在兵团的最后时光，仍在做着他一贯的“好人好事”。15团那时全是土路，晴天暴土飞扬，路面上压出深深的车辙印，雨天则一片泥泞，常常走着走着，脚拔出来了，鞋却被吸附在烂泥巴里。杨连长这时做的事，就是义务垫土修路。 我没有想到，在兵团最后看到的会是这样一个身影。我赶紧掉过头去再看，那影子一晃后，却已经远去了模糊了辨认不清了。那个身影一直在我心里留存到40年后的今天（此文二稿写于2008年），虽然我当时没有看清那到底是不是杨连长，但我却确信，那一定就是他！ 02 后来，大家都回了城。杨连长也回了城，他是从北京第一机床厂参军的，他就也回了北京城。 回城后，虽然和杨连长同城而居，因为杨连长不属于知青，我一般也不爱往领导跟前凑，就与他没有什么联系。但是杨连长必定要出现在我，以及我们连这些知青的生活中。 进入中年后，与过去同学、同事、朋友的聚会逐渐多了起来。这类集体性活动，必定由于这团体中至少有一位热心人，出面在组织、串联以及落实各项杂事。我们连，以及凡是杨连长待过的连队，都有过这种大型聚会。我后来很久才得知，我们连三次全连性几百人的大聚会，都是杨连长倡导的，但他却并不抛头露面，只是做着各种琐碎而辛苦的幕后工作。但同时，我又听到了与他有关的带有一些嘲笑意味的传说。比如，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聚会，没过一会儿，大家还正在兴头上，他却说：好了，咱们散吧。搞得大伙儿既扫兴又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就是幕后英雄的人，还对他多有烦言。 我跟杨连长回城后有些接触，是在第一次聚会后，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在紫竹院公园。再后来某一天，他就登门拜访了。这使我知道了他家离我家其实很近，也就两三站的距离。 他果然如许多人传说的那样，有点怪癖：他不肯进门，更谈不上坐会儿喝口水聊会儿天了，尽管你热情邀请。他就是站在门外，把想说的话三两句说完，然后就告辞。是不想打扰别人的生活吗？那天他拿了本小册子，还有一些宣传材料，是关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还有一些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问题探讨的理论性文章。他要把这些东西送给我们看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送这些东西给我，是因为我先生是中国第一大报，也即中国共产党党报的记者吗？ 江西共青城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上个世纪中叶也是赫赫有名的，它简称“共大”，是遵循毛泽东教育思想创办的一所半工半读学校，是那时教育战线上的所谓新生事物。它1958年创办，至1980年改制，更名为江西农业大学。它摸索了一套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经验，成为当时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典范，在我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笔。“文革”后期有部著名电影《春苗》，好像就是以它为蓝本拍摄的，葛优的父亲葛存壮曾在里面扮演一个反面角色，并因此留下了一段经典台词“马尾巴的功能……”这是当时人人耳熟能详的。 在共大创建3周年之际，毛泽东曾欣喜写信祝贺：“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青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这就是后来被大家称为毛主席《七三0指示》的一封信。这段话，也是当时人耳熟能详、能倒背如流的语录。江西共大，好像也参照了当时苏联东方劳动大学的办学模式，而这所大学，好像就是前苏联小说《勇敢》的蓝本。 杨连长登门送资料虽然没有多谈，但是可以感到他是赞许“共大”的办学方针和教育思想的。他送给我这些资料或许是希望得到我的共鸣，或许是提醒我不要忘记“红色”的传承。 第二次聚会大约在1993或1994年的秋天，因为5连战友赵国栋已担任北京口腔医院副院长，我们就借用了口腔医院的礼堂开会、食堂聚餐、招待所供外地战友住宿。我们还在礼堂前厅搞了图片展览，上面张贴有当年以及现在的一些文稿、相片等。开会时，有专门的司仪（当年连宣传队徐凌江和孙连生担任），有配乐诗朗诵，有自由发言，也有即兴表演；隔天，又由在京战友陪同外地战友游览北京城等，好不热闹。当日会后，又有人拿着摄像机，为每一位与会者单独拍摄半分钟，你可以利用这时间说些你自己想说的话，无论内容是什么（我是带着五六岁的儿子一起拍摄的，以留下纪念）……总之，人人都很高兴，也非常尽兴。 第二次聚会后，杨连长又一次来到我家，这次他是来送聚会录相带的。有人把这次聚会制作了一盘录相带，里面除记录这次聚会的盛况、每位到会战友半分钟演说外，还揉进了一些人在重回兵团时拍摄的兵团现状，并配上了解说词和背景音乐。 这次，杨连长进了我家门，但他仍十分抱歉地解释说，他是因家里没有录相机，看不了录相带，才求助于我们的。我们当然是热烈欢迎。看完录相带后，我们又聊了会天。杨连长仍坚定地信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告诉我们说，河南也有一个类似于江西的“共大”的地方；每次有这种毛泽东思想理论研讨会召开，他都自费去参加。他还说，等他退休后，他想去这种“共产主义村”义务劳动。 2003年，我们新搬了家要装修，考察的装修队请我们去看他们正在装修的一家样板间作为参考。正巧样板间的主人也在，就聊了会天。原来他也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我就问了些杨连长的情况。他说了些杨连长惯有的好人好事，就是那种在兵团时就让大家感受到的、既让人佩服又让人说不出是种什么滋味的好人好事。比如，在传达室窗外挂起块小黑板，每天义务抄写毛主席语录，或是当天的天气预报。又或者，出面组织厂里的业余学习毛泽东思想理论小组等。这种好人好事，在“文革”时代如果还有人在做，并显得不太突兀的话，在如今这个改革开放的年代，就真正是九牛一毛、凤毛麟爪了。当我们得知这片小区有很多那个厂子的职工时，就问杨连长是否也住在这儿？没想到，这人竟说出一番让我们更加吃惊的话来：杨连长不但已退休，而且还离了婚；又与一位和他有同样信念的女同志结婚，后两人一同到河南的一个什么共产主义村定居了。 我倒吸一口凉气，没想到杨连长真会迈出这一步！新中国成立近60年了，每当一种思潮来临时，都会有大批跟风者，而当风头过去，又会有大批人在说自己是如何上当受骗的。这种人，过去叫“墙头草”“两面派”“投机分子”，现在不用这种政治名词了，反而成为一种时尚，因为其脑子灵，变得快，跟得紧，能不断地“进步”！ 03 时间如流水…… 2008年秋，忽然听说杨连长病了，很重，是癌症。连长因人品正，行为端，在知青中口碑很好。看望他的知青很多，各连都有。我也去了。他躺在病床上，枯瘦，已基本不能说话。大家都唏嘘不已，因为他的为人正直，因为他的病重，也因为他的离婚再婚故事已经传开，两任夫人还在为他而矛盾重重…… 2009年2月25日，杨连长去世（1942-2009），享年67岁。 2月27日，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参加的人很多，大多为当年内蒙兵团15团的知青，我当然也又去了。会前，听说两任夫人还在争执，为了谁能参加与不能参加，谁有资格站在遗体左边、拥有逝者亲属的身份（前老伴虽说对他有怨恨，却仍是中国传统女性的贤妻良母，认准了，虽已被迫离婚，但他仍是他们家当家的，是她的夫君，是孩子们的父亲）……据说，不少知青都参与其中，劝说调解协商……最后，当然是第一任夫人站在那里，二夫人都没能参加追悼会……试想，当年与知青们可以称之为“同一战壕战友”的，当然是杨连长和他的第一任夫人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哪！ 但让我震惊的，却是追悼会上杨连长的生平简介，那不是单位从档案材料中摘录出来，再加以溢美之词、堆砌而成的格式化文件。它的主要部分，是杨连长写于2008年9月9日的最后一次向党的思想汇报。另一张纸，则是“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村民委员会”听闻杨连长病重后，写于2009年2月4日的一封慰问信。 现在，还有谁会写思想汇报啊？！我们单位，连组织生活都有人根本从不参加，包括一些领导们。 我飞快地扫了一遍，标题是：《为学习、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舍妻别子、舍生取义》，副标题是：《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6周年 杨如玉写于入党40周年后的2008年9月9日》。我心情复杂，将其慎重收起，留存至今。 下面，就是这篇思想汇报的全文： 为学习、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舍妻别子、舍生取义。 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6周年 杨如玉写于入党40周年后的2008年9月9日（9月9日是毛泽东祭日——作者注） 2008年6月30日，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40周年纪念日。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党的亲切教导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我由农民的儿子成长为首都工人阶级的一员；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锤炼了近15年。2002年5月，我领取了老年人优待证，同时退休。今年9月8日，深切怀念毛主席的沉重心情使我彻夜未眠，思前想后，深感有必要向党组织作综合汇报。并以此作为向我的老首长、老师、师傅、长辈；向亲人、战友的综合倾诉；向家人、晚辈的综合交待。水平有限，未综合好，敬请指正。 一、党是阳光我是花，毛泽东思想是秧我是瓜；花儿向阳开，瓜儿靠秧长，幸福地成长在祖国大地上。 1、曾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的作战警卫参谋。1966年7月，纯属组织调动，从驻秦皇岛市的陆军第197师步兵第591团特务连调往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任作战警卫参谋。多次执行光荣而艰巨的警卫任务；多次在几米、数十米内看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首长；跟随叶剑英副主席前往卫戍区部队视察。参与制定了多次重大活动的警卫任务部署；多次参与外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盛大宴会的警卫任务。 2、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1968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前7区第2排（前排为8341部队警卫）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相距仅约5米。此次还担负着全7区的警卫任务。 3、参与毛主席、周总理8次接见红卫兵的警卫任务。1966年秋，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在天安门广场8次接见红卫兵。参与了每次接见的警卫部署和警卫工作。每次都能在近距离看到毛主席、周总理。 4、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1967年3月，乘坐卫戍区首长的车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前往中央警卫局、8341部队协同执行警卫任务。从古至今，能进入中南海的人非常少；能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的人就更少。 5、被批准为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会员。1989年10月，由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韩荣璋教授亲自介绍，并破格批准为研究会会员。多次聆听韩副会长的谆谆教诲。 6、连续10次出席全国毛泽东思想学术理论研究会。从1990年10月至2000年12月，连续10次在长沙、天津、西安、韶山、重庆北碚、延安、贵州安顿、呼和浩特、厦门、四川德阳出席会议。在长沙，与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部长陈登才、校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金春明二位副会长同室住宿，使我深受关爱。国防科技大学政教室田 禾（原文如此，空一字）副会长多次邀我出席座谈会。多次聆听中央党校副校长苏（原文如此，空一字）星会长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会长与四位副会长具有很高学术理论水平的报告；多次聆听了来自全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教授、研究员、专家、学者高水平的学术理论报告。结识了数百位来自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全国近百所高等院校，省、市委党校、社科院等单位的老师，拜读了他们研究毛泽东思想高水平的论文，使我深受教育和启迪。每次出席会议都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我还多次是国有大型企业或工业系统的唯一代表出席会议。 7、被批准为南街村荣誉村民。1997年3月，被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批准为荣誉村民。向南街捐赠了200多本政治书籍，其中有未公开发行的2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6册。《毛泽东军事文集》6册，《毛泽东文系》14本等，还有一本珍贵的建国前出版的《毛泽东自传》。杂志500多本，其中有从创刊到停刊的一整套《红旗》，1948、1949年和1966至1970年的《〈人民日报〉索引》，比较齐全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还有一些比较珍贵的书籍、杂志、资料。为南街人民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尽心尽力，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增砖添瓦。 8、向韶山纪念馆捐赠3件文物。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前夕，到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捐赠了1967年外国元首赠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又转赠给我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个芒果；从1983年又由我自行精心收藏，在精美的玻璃盒内浸泡着药液，仍完好如初。还捐赠了1967年我厂工人精心制作的30多斤的毛主席全身铜像和约5斤的机加工铝制头像。纪念馆执意要奖励我500元，我婉言谢绝，只收下了韶山人民的心愿。 9、从农村到北京。1942年5月13日，我出生在山东省嘉祥县梁宝寺镇钱集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里。1957年9月考入县城关民办初中，父亲杨建善时任城关供销合作社副主任。1958年4月，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申请退职还乡，我也同时失学回乡，在农业合作社从事农业生产。7月，父亲把北京招工的人民日报广告交给我，在父母亲和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我考入北京第一机床厂。我这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不仅决定了我的前途和命运，甚至还决定了我的子孙后代的前途和命运。尔后我又走了非常关键的两步：1961年8月，我应征入伍的半年后，工厂精减了1958年从农村招收的全部工人回原籍；1964年11月，我提为少尉正排级排长的一个月后，我团复员战士一律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后两步取决于时机和我的主观努力。如果有一步失足，我就只能是原籍的农民或新疆兵团的战士，也就不会有我和我的子孙后代的今天。 10、亲身经历了工农兵学商。1958年7月以前，我是原籍的农民；后考入北京一机床，先后在工厂近30年；在部队近15年，期间曾多年从事农业生产，还经营过商店；1986年9月毕业于北京自修大学；1995年以来，为南街直接推销了数千斤产品，1998年9月9日，创办了南街驻涿州代办处，经常在大中商场和农村集市闯商海。间接推销了数十吨南街产品，产品销往高碑店、涞水、易县等地，并与固安、保定代办处联手协作。 二、在从事18种平凡的工作中，上级党组织为鼓励我，给我了一些过高的荣誉。 1、1959年12月，在一机床试造C后改为重型）车间学徒时，被评为厂级优秀徒工。 2、1960年10月，在重型车间任桥式电动起重机司机时加入共青团。12月，被评为厂级红旗手。 3、1961年12月，在591团炮兵营高射机枪排任二枪手时，递交了入党申请，被评为五好战士。 4、1962年12月，调特务连警卫排任战士时，任连革命战士委员会副主任，被评为五好战士。 5、1963年6月30日，在警卫排任战士时，由政治指导员姚仲和、班长邢玉金介绍，在同年入伍的战士中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被评为五好战士；荣立三等功一次。1964年6月，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6、1964年2月，调特务连侦察排任班长；4月，在唐山市出席24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1月，提升为侦察排长；增选为连党支部委员。1965年2月赴海南岛游泳集训，留任教练近3个月。 7、1966年7月，调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侦察处任见习参谋。10月，合并到作战处；后作战处与警卫处合并为作战警卫处，任作战警卫参谋。1968年9月，被评为卫戍区直属机关、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69年5月，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告捷不久，苏军针对我国屯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为巩固北疆，由毛主席批示，组建了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未等组织动员，我即刻接连3次请调兵团战备值班连队屯垦戍边。 8、1969年6月，调兵团2师15团3连（武装战备连）任副连长。不久，卫戍区何尚纯副司令员亲笔给我回信，鼓励我在边疆建功立业，为卫戍区增光添彩。1970年1月，任代理连长，在呼和浩特市出席了兵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了郑维山司令员等军区和兵团首长的亲切接见。7月，任政治指导员。1971年10月，调5连（武装战备连）任连长。1974年2月，调粮站（综合加工厂）任主席兼党支部书记。1975年1月，调团司令部任生产参谋。5月，兵团改为国营农场；12月，服从组织分配复员回北京一机床厂，随之全家在京落户。 9、1976年1月，任一机床厂重型车间政工员；6月，任人事劳资员。12月，被评为厂级先进工作者。1978年3月，调党委组织部任人事档案干事；1979年12月，被选为党委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连任近12年。1984年5月，任组织干事兼党委组织员。1989年1月，任党委宣传部宣传干事，厂报编辑。1991年11月，调干部处任干部干事。1991年12月，评定为政治工作师。期间，1986年12月，被评为厂级先进工作者；7次被评为厂级优秀党员。 10、1993年2月，调老干部办公室任老干部干事。1997年10月，被评为北京市先进老干部工作者。 退休后，一直在河北、河南、内蒙古、山东等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南街的光辉业绩，从未在京居住。 三、在学习、工作、斗争实践中逐步增强了学习、研究、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和紧迫感。 1、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启蒙教育。父亲于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在北京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母亲富有中国农村妇女的传统美德，全力支持父亲的工作，是标准的贤妻良母。早在我学龄前，父母亲和大姐、大哥杨如金、二姐、三姐（姐姐出嫁后即无名字）、二哥杨如银（我最小）就经常教育我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我入学后，哥哥、嫂嫂、姐姐们以趣味小故事为榜样，对党和毛主席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全家人遵纪守法、团结和睦。虽然生活都不算富裕，但却体现了大家庭的温暖与祥和。在我幼小、少年时期就热爱党和毛主席，是唱着《东方红》成长起来的。 2、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周总理。1959年10月1日，我作为首都工人游行队伍的一员，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检阅；第一次非常幸福地看到了毛主席、周总理；还参加了盛大的焰火联欢晚会。 3、抄写《毛泽东著作选读》。刚入伍时，每个班只发给一本近200页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书店里也无毛主席著作。为便于学习，在不影响别人学习的前提下，我挤时间全文抄了一本，从此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至今。 4、学习雷锋好榜样。1963年3月，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在全国、全军很快掀起了像雷锋同志那样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我把立功奖给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献给了连图书室。 5、组织、带领大家学习。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典型的动人事迹深深教育、启发了我，使我逐步明确了方向。任班长后，不仅自己首先要学习好，当好表率，还要设法组织、带领大学学习，把学习高潮逐步引向深入、持久。 6、抓紧点滴时间，系统学习理论。调卫戍区后，警卫任务非常繁忙，越是节假日越忙。我就挤出点滴时间，如饥似渴地攻读《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通读与精读相结合，理论也实践相结合，学习典型与自身相结合。 7、带领知青改造主、客观世界。兵团的各项任务繁重，生活比较艰苦。不论担任何种职务，我都注重组织、带领广大兵团战士坚持学习毛泽东思想，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使连队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课堂。 8、在逆流中勇进。1976年9月9日下午3时，惊闻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使我万分悲痛。9月18日，我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的追悼大会。此后，每逢9月9日，我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深切怀念毛主席的沉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多次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多次举办一些纪念毛主席逝世日的悼念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毛泽东思想的地位的作用也逐步受到削弱。有的人打着“改革”的招牌，公然否定、丑化、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甚至把毛泽东思想中最正确的理论与实践竟然诬陷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同时公然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竟然把勇于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干部加以撤职、惩罚；把坚定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党员、群众诬陷为“极左分子”。面对严峻的现实，更增强了我学习、研究、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紧迫感和责任感。1979年，我在精读毛主席著作的同时，摘录了大量的毛主席的名言、警句；从1980年1月1日起，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每天都坚持至少学习并摘录毛主席的一段论述或论点。数千个节假日、数千个夜晚我都是在厂总值班室或办公室度过的；为购买有关毛泽东思想的书籍、杂志支出了数千元；为搜集一整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红旗》杂志，数千次地前往旧书店、废品站、废品收集点。为了取得废品站的同情和支持，经常要把数千斤的废本册整理得整整齐齐。数千次地向误解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加以耐心解释；数千次地据理反驳恶意诽谤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人，甚至勇于向领导者、理论研究者据理争辩。同时也数千次地遭受冷讽热嘲、打击报复，甚至遭受诬陷，但从不退缩。 我敬佩的张新旗老师于于1969年入党，1996年7月有加入我们研究会，1997年出席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毛泽东思想学术理论研究会。和我同时被批准为南街村荣誉村民。在从教36年中，曾任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师、幼教高级教师，曾两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虽出身于高干家庭，即始终保持着普通工人、农民的优秀品德。从幼年就接受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坚持学习、研究、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几十年如一日；在从事毛泽东思想的启蒙教育中成就显著。具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多项艺术才能，精通音乐、舞蹈、钢琴、手风琴等，善于运用文艺形式宣传毛泽东思想。带病苦练艺术基本功，虽已年近六旬，仍每天坚持近300度的后弯腰，90度的劈叉，演奏乐器。勇于冲破重重阻力坚持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尊老爱幼、艰苦奋斗。是我学习的楷模，同一战壕中最亲密的战友。为我们共同的追求 和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作和沉重的代价。我们共同为研究传抄写了20多万字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书稿；编印出席研究会的论文（宣传南街的资料）9份，约6万多字，编印了《毛泽东选集》4卷三种版本的页码对照表，并随论文印刷，共印刷45000多份广泛宣传。共送往南街约3000多份。还经常协助我搜集《红旗》杂志和其他书籍、杂志、资料。 9、壮大学习、研究、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队伍。经过大量的筹备工作，于1991年3月5日发起成立了我厂毛泽东思想业余自学小组，后改为研讨班，学员由5人增加到67人，其中16人是由张老师介绍的。与张老师共同编印学习资料150期，每期刻印100份发至学员。创办了《毛泽东思想宣传专栏》，共编写396期。所需经费全部自理，未要厂里一分钱。 10、学习南街好榜样。从1994年3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才获知南街人民用毛泽东思想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辉煌业绩，我们读后格外欣喜，5月初即前往学习、参观，至今已前往11次。南街人民是我们学习的光学榜样。 四、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和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自觉养成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1、超标准数倍缴纳党费。1964年后，我每月发津贴费66元。1965年6月，改套行政22级，每月减为60元。月标准党费为0.30元，从此我每月缴纳党费2元。20多年后，每月又增加到5元。至今共多缴纳党费500多元。 2、自费出席全国毛泽东思想研究会。10次出席研究会的费用全部自理。理事会照顾我免收每次的会务费300元，使我非常感激。但为尽一名会员的义务，减轻研究会的经济负担，我每次仍全额缴纳。为节省支出，均乘火车硬座往返安顿、厦门、德阳等市。会期自行住会址附近低价的旅店、招待所；自费印刷论文（资料），共支出8000多元。 3、骑自行车往返天津出席研究会。1991年12月，骑车赴天津南开大学出席会议。回京时顶着五六级的西北风，一步不蹬都走不动，还遇7级以上大阵风，只好下车推行，早5点出发，傍晚才到厂，饱经劳累、饥寒的磨练。 4、尽量不给南街人民增加经济负担。自我被批准为南街荣誉村民后，曾7次前往南街，每次前往，办公室的同志都热情接待，安排我在宾馆免费食宿，除一次陪同宾客外，均婉言谢绝，自费自行安排食宿。1999年5月，我带领客户前往南街，请客户在宾馆免费食宿，我在取得客户谅解后，仍自行在宾馆外自费食宿。自觉为南街人民分忧。 5、请客户免费品尝南街食品。为扩大南街的影响和所产食品的知名度，我自费购买南街食品后，前往一些商家介绍南街食品，并请商家免费品尝。还经常作为礼物赠送给老师、新朋等。在经营南街食品中只赔不赚。 6、义务借阅、售书。我和张老师在厂里开设了毛泽东思想图书站，把图书义务提供给大家借阅。中央文献出版社以8折优惠我们义务为广大职工代购图书。还为厂党委和外单位优惠购买了大量的政治图书。 7、春节除夕长途骑车遭冷遇。1998年以来，骑自行车带着南街食品仅往返涿州300多里就20多次。1999年除夕，骑车带着15箱南街食品去涿州过春节。尽管天气寒冷，也要脱下毛衣裤，途径北京南大门琉璃河，进入工商银行短暂避寒餐饮。为免去穿脱毛衣裤的麻烦，我坐在了靠暖气的座位上，正准备餐饮，经警就往门外赶我，不论怎么向他解释，介绍南街简况，都硬要赶我出门不可。没走出几步，我又急中生智地进入门内准备存款100元。经警只好哑口无言，我虽无心思再餐饮，但继续宣传南街的业绩，最终赢得了经警和人们的理解与同情。途中，我由此联想了很多：如果我花几元钱去餐馆餐饮，服务员会笑迎入内；如果我在家过年，就更称心如意；难怪有人说，在市场经济中，金钱虽不万能，但没有金钱却万万不能；成千上万的人为了金钱，却葬送在金钱的万丈深渊之中…… 8、出行宣传不畏艰辛。退休后，自行支配的时间虽然多了，但健康状况和体质却明显下降，尤其是美尼尔综合症（头痛、恶心、呕吐）等病时常困扰着我，虽然尽量骑自行车宣传，但乘火车、汽车长途出行宣传明显增多。为节省开支，不惜赶早或拖晚出行，尽可能乘坐非空调的普快或普客火车及普通汽车，这类百姓车往往格外拥挤，往往要站立几小时。为减少去厕所的次数，只好尽量少喝水。为节省食宿费，时常要在普通候车室等候几小时。餐饮、食宿力求低标准，2003年春节期间在内蒙古，冒着严寒却住在无取暖条件的旅店、招待所内。短程就尽可能步行。 9、制作醒目的宣传品。把有关南街的图片缝制在大红布横幅上，悬挂在繁华市区展览。以“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为背景的图片为景，制作了2幅各1平米多的“南街村毛泽东思想宣传车”和以东方红广场为背景，制作了2幅各1.5平米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喷绘宣传品广为宣传。 10、克己为公，遵纪守法。以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倡导的“两个务必”为座右铭，自觉遵守党纪国法，自觉履行党员义务，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学习、工作上高标准，日常生活上低标准。从未有较大过失，从未受过任何处分。从不操办过生日，从不抽烟、喝酒，从不下棋、打牌。唯一的业余爱好是读书学习。 五、40多年来，有些事没有做好，甚至没有做到，内心总感到不安，甚至感到羞愧，成为终生遗憾。 1、参加工作的44年中，入党40年来，学习、工作等方面平平淡淡，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2、在学习、研究、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实践中，还停留在一般化状态，现实与愿望的差距还很大。 3、在用毛泽东思想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实践中，还未尽到一名荣誉村民的责任。 4、在兵团工作期间，对战士在政治、生活等方面关心、照顾不够，辜负了他们和其亲属对我的殷切期望。 5、复员前申请调西藏边防部队和复员后三次申请参加援藏工作队的迫切愿望均未能实现。 6、1996年9月9日就确定退休后骑自行车走遍全国县以上地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南街的愿望，因病至今未能启程。 7、对老首长、老师、师傅、长辈；对亲属、家人、晚辈均未尽到自己的责任，辜负了他们对我的殷切期望。 8、对父母亲未尽孝心。病重、病危时未能回原籍尽孝；病故后又未能回原籍为父母亲守灵、送葬、祭奠。 9、为最大限度地集中我的精力和才力学习、研究、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我只好舍小家，顾大家。 10、有的人，甚至我的少数家人不能客观、公正地理解我，甚至把我的功绩也误认为是谬误。 六、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死后，下述就是我的正式遗嘱。恳请朝阳区人民法院、朝阳区公证处认可。 1、最首要、最关键的是我要选定最信赖的遗嘱执行人，经我长期地反复思考，特恳请我的恩师张新旗为遗嘱执行人，全权处理我的一切后事。任何人，尤其是任何亲属、家人丝毫无权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阻扰。 2、在我处于病危状态又无抢救价值时，要果断放弃一切抢救措施，全权代我签字实施安乐死。 3、从我最后一个月的退休金中支出1000元，代我向南街村党委缴纳最后一次党费；向研究会汇报。 4、将遗体无偿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与首都医科大学遗体接受站联系。遗体全部由医科大学全权处理。 5、遗体着单军装、军大衣（便于医学脱衣），见毛主席后，我还要请求领导担任保卫毛主席的作战警卫参谋或战士。 6、只拍一张遗体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遗体告别仪式，永不留骨灰；永不在原籍杨氏墓地搞任何形式的入葬。 7、前往医保机关结算医疗费，自付部分完全由张新旗老师代付；并请张新旗老师代我还清所有借债。领取殡葬费。 8、前往退休职工管理机关注销退休金；前往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注销户口。死亡证请张新旗老师收存。 9、待办理完所有后事手续后再通知家人，给原籍杨承春寄封不足百字的挂号信。原籍亲属不要去北京我家。 10、我是无产者，我也未继承父母亲的任何遗产。所有遗物由张新旗老师全权处理，任何人绝不许干涉、阻扰。 愿中国共产党世世代代更加伟大、光荣、正确；党的指导思想永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愿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愿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得更加美好，并在全中国、全世界建成更多、更好的南街村式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强有力地促进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实现。 主送：朝阳区公证处、南街村党委、韩荣璋副会长、何尚纯副司令员。 注：上述由杨如玉亲笔书写（杨如玉章） 连长的思想汇报有3张纸，共6页，正反面书写。天地侧边，只留有很窄的空白。顶天立地，密密麻麻的小字，一笔一画，端正、工整、清晰。他历数了他的工作、成长、骄傲与自豪，也写了他的困惑与坚持……9000字的文字，铺满在整张纸上；充溢在字里行间、丰盈得几乎要溢出纸面的真实思想，令人感慨不已。这都是那个时代，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解放军现役军人，所能登级的最高峰了！ 然而，这又犹如一把双刃剑，刺得你心痛，忍不住要反思，要痛定思痛！因为，这些当年最时髦的东西，这些当年充塞了我们头脑的政治宣传，与当今这个时代又有何干？人们早已忘记了这一切！后代人看到这几页纸，根本不可能理解，大多只会认为，这是个神经有点毛病的人发出的与时代不相称的一些癔语而已！ 我有时也会有些癔想：为什么板板正正的军装，规规矩矩穿在杨连长高大的身材上，会显得不合身？会显得有些太大晃荡和邋遢？就如那些兴盛一时的政治运动和环境，如那些空洞无物的政治说教和标语口号，如那些“高大上”的政治术语排比句一样？它们好似正确、流行一时，却不接地气儿，与老百姓无关，只是一个空旷晃荡不合身的空壳子！雷锋如果活到现在，他又会怎样？ （作者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反思，因为我们也曾经如此过，只是我们未走到杨连长那么极致而已！） 2019年1月12日，定稿于北京金台园 作者简介 龚玉 女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协会会员，北京作协会员。共和国同龄人。1969年3月从北京101中赴内蒙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5连务农，后调团部学校任数学老师。1976年3月回京后在北京元件10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处工作，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至退休。擅长非虚构写作，主要作品有：《我在北大开“天眼”》、《我在朝鲜生活那几年》《清廷建筑世家“样式雷”》《城市/地域与它的子民们》《未雨绸缪大学梦》《“剪不断，理还乱”，挥之难去兵团梦》《贫穷，但坦诚而快乐着——尼泊尔闻见录》等，散见于各书刊杂志报纸网络平台（发表或转载时，标题会有些许不同）。也有长篇小说、电影故事、儿童文学等发表。 责任编辑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