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开始，我们的工分只有二分半。虽说我们五个和矮小的江西老表站一起，显得人高马大，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那五双“雪白的足“走在田埂、山道上，被硌得撕牙裂嘴，出足了洋相。队上让我们从最低的工分拿起，没的说。反正上面发了安家费，吃米吃油到队上称，并无经济压力。但我们很快发现，村里同我们一样拿二分半工分的，全是七八岁的细人伢妹子，农忙时学校放假，他们下田来捡稻穗，撸稻把，全是些打杂的碎事。这些小鬼一般清晨赶在上学前放牛，黄牛一年七、八百工分，水牛有九百工分，赚得比我们都多，年底扣除口粮后养活自己绰绰有余。我们这些知青比他们都不如，顿感自尊全无！想向别村的知青们打听，如果人家的工分拿得比我们高，也好当作佐证与队上交涉。但谁也不敢去问，一则别队的知青，原本不熟。二则人家如果也低，我们一“串连”，他们闹将起来，脱不了“煽风点火”的干系。而万一人家比我们工分高，会不会“幸灾乐祸”，笑话我们劳动不行，被村里老表看轻？ 想想还是忍了。筋疲力尽地出一天工，抵不阿爸的一包香烟钱，心里总觉委屈。但相互间也不敢多说，“对贫下中农不满”的言行，属敏感问题。来江西之前，我们五人多数不认识，就是要好的故友，事到临头相互揭发也不希奇，“阶级斗争这根弦松不得”。出门时，爷娘含着泪叮咛：“吃苦不要紧，吃苦锻炼人。但做人要小心，千万不好闯祸……“啥叫闯祸，不用教的。说来凑巧，我们五个人，没一个出身 “红五类”，有的父母有“历史问题＂，有的家里”社会关系复杂“，当然更要知趣识相。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大孩子，在政治上个个早熟。 但四个工分一天要一拿到啥时候？怎样争取让贫下中农给我们加工分？这话题尚谈不上“谋反“，我们谈论过一次又一次，却一直找不到一个好办法。 下乡前有个口号：“祖国山河处处好，贫下中农个个亲“，没想到我们和亲爱的贫下中农之间，横着一个工分！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本是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贫下中农是老师，知青是学生。放下小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恭恭敬敬接受再教育是知青的本分。与贫下中农讨价还价、提意见，讲轻了，是接受再教育不老实、不虚心，讲重了，就是对贫下中农不满和对立，工分事小，阶级立场站错了，可是政治态度。何况，提出来后队上如果不同意加工分，说我们的劳动还不行，岂不弄巧成拙，自讨没趣！ 只能期望“功到自然成”。我们五个人劳动天天努力出工，插秧、割稻、耘田、打谷、挑担……这些本没有高技术含量的活，已经干得不比一般男女劳力差。我们中个子最高、长得最壮的小陈，主动提出耕田、耙田，春耕大忙时，他叱牛扬鞭，与全男劳力“并肩战斗”了。 可仍然看不出队上给我们加工分的意思。队委们都是地道 的农民，当干部本是白干，作为家里的主心骨，收工后趁着最后那点天光，自留地要种菜、施肥、松土，烧饭的柴要晒、要收、要砍、要堆，里里外外地鸡叫忙到鬼叫，哪有心思想着知青们的工分？ 很快就到某个节日，队上要杀猪。杀猪在乡间简直就是喜事，早两天村里已传得无人不晓。有大孩子特地到我们的灶间来报告：“你们知青晓得么？要杀猪罗，有肉吃啦！“ 繁重的强体力劳动，我们不论男女，个个一餐吃得半斤米。但因为还不会种菜，错过了落籽、植秧的季节，自留地里收不着啥，送下这半斤米饭的“咸货”成了大问题。尝试过酱油淘饭、买过最廉价的榨菜皮皮……终因成本太高或者食材难搞，使“玻璃汤、盐炒饭”及盐拌粥，成了最日常的选择。但几个月下来，那五只年轻的胃，天天以一种从无有过的馋痨折磨着我们，五个尚没发育成熟的身体对荤腥和美食的渴望，变得无比急切。常常的精神会餐，列数上海的各种美食，连烂糊面、菜泡饭都上了榜，但越说越馋，越馋越说……杀猪，无疑是个重磅大喜讯，那油汪汪、肥嘟嘟的猪肉啊，想想都口水长流！！反正在队上割肉不用付现钱，记了帐，年底分红从“往来”中扣，记不得谁说：“啥工分不工分，管他娘的吃了再说，到时没钱，还叫我们呕出来不成？”但这么说的人，理不直气不壮，响应者了了。沉默中，又有人冒了句“买它个二两半。”大家一愣，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突然都懂了，竟异口同声地说好，鼓掌通过！ 杀猪那天，我们五个知青一起向割肉的地方走去。小陈的手里提着一根手指粗的草绳，它是知青们统一用来捆扎箱子行李，从上海带来的。一到乡下，这些草绳和草垫大多当柴烧了。后来发现这东西引火最好，就节省着专作引火之物。老表看着这草绳希罕，说不紧不松、粗细均匀，还十分光滑——上海的禾草这么齐整？上海打草绳的这么手巧？ 提着这截在乡间显得高档的草绳在买肉的路上走，我们很神气。已经割了肉的老表与我们擦肩而过，无不满脸是笑的与我们招呼：“割肉去！多割些。” “是罗、是罗！”我们欢欢喜喜地回应。 杀好的猪肉，放在一块旧门板上，白白的肥膘，鲜红的精肉，血淋淋的还带着猪的体温。割肉的老表举着刀，问：“你们知青，割几多斤啊？” “二两半。”在摊前一字排开的我们五个人，非常认真地齐声回答。 “几多？”他怀疑听错了。 “二两半。”“就是十六两一斤的老秤，四两。” “嗨………怎么吃嘛？！他的眼睛瞪得滚圆。“ “打汤！“五张嘴异口同声地回答。 “要不得！自己队上杀猪，起码各人一斤。“ “哪个不晓得猪肉好吃？我们吃不起呵。”…… “你们上海爷娘有钱，还会连肉都吃不起？“杀猪的老表狡猾地笑了，肉摊旁的男女老少也就都跟着笑起来。可不是么，我们上海的爷和娘，月月有工资拿，全村的人早就问了个明白。可上海爷娘的工资要对付全家的日用开销，上海又比不得自给自足的农村，上个毛厕都得花钱！再说我们这么大的人了，离了家，还好意思问家里伸手要钱？但老表们不理会，因为他们始终叫我们“上海佬”。“上海佬”盖着花花被窝、“上海佬”个个有洋瓷脸盆、“上海佬”穿的衣裳、鞋子又好看又阔气；“上海佬”还吃着他们一世都不曾见过的糖珠珠和饼干；甚至有个上海妹子带有全村唯一的一块手表……“上海佬有钱！”是一条不可辩驳的真理，有钱的、见过飞机坐过火车的上海佬，反正是同他们不一样的“外头人”。 一根粗草绳扎了刚割下二两半猪肉，长长的吊在大个子小陈的手里，那肉块显得小得可怜、小得滑稽。我们五个人并着肩开开心心地走，还故意绕着路，在村里兜来兜去，向每一个对我们表示惊讶和好奇的人笑呵呵地回答：“我们吃不起呵……“ 这一招够兴师动众的，可肉连汤带水排出体外好几天了，工分的事提也没人提起！ 贺街村人少地多，三十多户人家种了三百多亩水田和一百多亩旱地。红土地贫瘠，村边的山坡，活像上海大饼店里烘好的“老虎脚爪“，红彤彤、光溜溜。离村远的禾田，株距行距都一尺二宽了，到了收割的时候，细小的稻穗没几粒谷子，直直的立着，没几穗子打弯弯。家门口那老辈里传了多少代的种子田，春天，队长一土箕、一土箕的往里头倒石灰。这叫“中和“，红土酸性，石灰属碱，化学课上学过的。村里多了我们五个人，一年要多摊五千多个工分，还要从众人头上分米分油，可地里、田里未必因为多了我们而多出几千块钱的收成。想想这，我们就有些气短。 村里的老表，谁都认定我们会走，一定会走。尽管有“最高指示“，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们会在这贺街村种一世田。 说良心话，我们也巴不得快快离开，但怎么离开、什么时候离开？除了茫然还是茫然。眼前，我们得活，得靠工分谋自己的温饱。 这天，小陈吃完早饭，躺到了床上。说他上午下午都不出工了，因为出工干活，吃得更多，不出工，躺着，喝粥，勉强可以活着。我们余下的四人笑了，心领神会，先出工去了。田里地里的有人问起小陈，我们就把他的想法毫不保留地作了宣传。我们五个人中，小陈的劳动力是最棒的，出工率也是最高的。大白天不出工而在床上，老表们觉得不可思议。小陈的师傅来到小陈的床边，小陈微微笑着，向师傅算了一笔帐：出工干活，一天要吃斤半米，斤半米折二斤谷，一角八分。加上油盐豆豉，算二角，一个月就得六元；上海的爷娘把崽养得这么大，跑到江西山里当农民，怎不想得难？一礼拜写封信，邮票加信纸信封，又得一角。灯油、洋碱（肥皂）不能不买；斗笠、塑料布易烂易坏……爷娘年岁上去了，过老年回去看看要得要不得？但来回火车、汽车票，更要几十块钱！四个工分一天，实实在在不够开销啊！小陈的师傅听着，眨眼，吸烟，无话可回。一连两天，中午、夜晚来看小陈的不少，说着“要不得！”“会饿出病来”“爷娘不放心”等等、等等。小陈连声感谢，态度很好，起床吃饭的事，却决不动摇。这事很快传得整个贺街村老老小小的无人不晓。有人断言：肯定有知青拿了饭给小陈在吃，要不然，一个大小伙子，几天了，顶不住！我们灶间同睡觉的房间本分作两处，中间隔着村路及禾场。晚上，总有半大的小孩看着我们从灶间出来，可四个人的手里，除了热水瓶和手电筒，完全不见装着食物的饭碗。 老表们自然料想不到，关上房门，屋里只剩三个男知青的时候，小陈会用热水瓶里滚烫的开水冲炒麦粉吃。炒麦粉很香，但习惯早睡早起的房东一家早进入梦乡，是闻不到的。 又二三天过去了。队上几个干部来看过小陈，都说“不吃饭要不得”。但面对床上的小陈有气无力的自责：“只怪自己不争气，劳动不过关。”都说不出抵用的话来。 善心的妇女们在田里地里七嘴八舌议论，说小陈瘦了，站都站不起来了：“啊呀来！四个工分么，这大个崽俚，确是少了哩！” “人家也耕得田呵。”“上海爷娘晓得，怕要急死！”…… 这天夜晚，村革委会主任“锐拐足“来了，不满四十的“锐拐足“是个极其精明的男人，论体力和手上的活计，队里少有人能比，但“锐拐足“话少，个性严肃，同我们知青从不多言，进得知青屋后简单地问侯了小陈几句后，就单刀直入地宣布：队上研究了，你们这些知青劳动“要得“，从明天起，两个女知青一日工分五分半（最高的妇女劳力六分），小陈一日八分（男劳力最高十分），另两个男知青七半。 第二天起，小陈恢复了饭食，并且一天早上、上昼、下昼都出工。八个工分，年成好，值六角钱，他说吃得起两斤谷的干饭了。 说实话，我们五个“上海佬”干活真的很卖力，三个男知青天天与男劳力一起出工，两个女知青，拔秧、插秧耘田啥的也不输给队上的“好佬“妇女，双抢割禾放过“卫星＂，公社广播站在喇叭里报道过。半年后，我们的工分，分别到了五分八、八分和九分。 真被老表们说着了，不出三年，五个知青前后走了四个，最后留下的小严，也入了党，七年后回到上海读大学。在他之前，已离开贺街的小陈和小陶，早从其它地方经推荐选拔，成了高校的工农兵大学生。人了晚年，我们分别以工程师、机关干部，企业管理人员、中外合资老总、专业作家等身份退休，生活无忧。五家的孩子也个个接受了高等教育，有的还成了硕士、博士，但我们似乎都没同第二代讲当年的这段往事，因为为什么要下乡？为什么不能不去？什么叫工分？为什么不可以同贫下中农直接交涉……对文革基本无知的年青人，无从说起，也实在无法理解。我们五个人聚会吃饭时，望着一桌的美味佳肴，有一次说起二两半肉的故事，有人在记忆中竟已模糊。是呵，五十年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天翻地履！ 作者简介：陶玲芬 女，大学学历。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知青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上海电影集团编剧，原上海赴江西省上高县知青。 责任编辑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