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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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陆村的记忆

时间:2021-10-04来源:杨浦文艺 作者:毛祖蓉 点击:
父亲不在家,母亲工作又忙,大哥祖松就带着我们兄妹做作业、做家务,也带着我们玩。每天晚饭后,母亲在楼下洗衣服,我们兄妹四人就一人一边围着方桌做作业,桌子的上方吊着一盏二十五支光的电灯。后来,大哥二哥都患上了近视眼,母亲咬咬牙,将二十五支光的
父亲不在家,母亲工作又忙,大哥祖松就带着我们兄妹做作业、做家务,也带着我们玩。每天晚饭后,母亲在楼下洗衣服,我们兄妹四人就一人一边围着方桌做作业,桌子的上方吊着一盏二十五支光的电灯。后来,大哥二哥都患上了近视眼,母亲咬咬牙,将二十五支光的灯泡换成四十支光的。我们做完功课就去睡了,大哥却要陪着母亲洗完衣服,再帮着将衣盆端上楼,晾上竹竿,才去睡觉。大哥在我们孩儿辈中最辛苦、最懂事,读书成绩也最好。那时,出身不好的不得入重点中学,所以,大哥、二哥、姐姐都在离家不远的新沪中学(四平路溧阳路口)读书。新陆村的小伙伴入新沪的也不少。中苏关系友好的某一年,新沪中学举行俄语比赛,大哥得了第一名,获得了与苏联中学生通信的资格。每次苏联朋友来信,我们都很好奇,那信封上贴的邮票,漂亮极了。大哥珍藏了所有来信,二哥便收集了邮票。我和姐姐虽然看不懂,却知道这是俄语成绩第一名的“待遇”,特别为大哥感到骄傲。有一年,新沪中学一位老师来家访,一问,家里四个孩子,三个在新沪,于是就对我说:毛老四,你也来新沪读书吧!
我们家有一张小长桌,晚上当床睡,白天就当乒乓桌。与大哥二哥同龄的小伙伴,课余作业做完了,就常来我家打乒乓球。十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去南昌看望外祖父母,行前蒸了一大锅馒头留在家里,关照大哥带好弟妹,做好作业和家务。结果,等母亲前脚刚走,大哥二哥就呼朋唤友,来家里打乒乓球。新陆村的木结构房子隔音不好,乒乒乓乓,跑步跺脚,闹得楼下阿姨不得不朝着楼上提“抗议”。这张长桌,直到1986年我们家搬离新陆村时,才拆成了木料。
记得新陆村的日式公寓楼梯前有一道屏风,我们家的屏风后靠墙竖着一床“榻榻米”,“榻榻米”背后敲了一枚大铁钉,钉上挂着门钥匙。我姐就在隔壁27号新陆村民办小学上学,有一次,忘了带什么东西,就让同学上我们家取了钥匙上楼。这个挂钥匙的地方,成了附近几家邻居的一个公开秘密。
母亲对我们管束很严,我们平时很少下楼,尤其是母亲在家的时候。于是,隔壁29号楼上徐妹妹(杨善解),就成了我们姐妹最亲近的小伙伴。我们时常会拉开窗户,把头伸出窗外说话,也时常会扑在北面的后花台聊天。有一次,徐妹妹叫我们到后花台,看她新买的一架“凤凰琴”(3元钱),并一边右手拨弦,左手按键弹给我们听。听着那悠扬悦耳的琴声,令我俩羡慕得不得了!就对徐妹妹说:让我们也弹一下吧?徐妹妹当即答应。于是,我俩就翻过自家后花台的栏杆,爬到她家的后花台,进了她家。为了感谢徐妹妹的友情,我俩就帮她扫地、擦灰。这一天,玩得比过年还开心。
困苦的生活中,却也不失快乐。
1962年,我上小学二年级了。有一天,我正在楼下卫生间洗衣服,突然楼下阿姨(胡师母)大声叫我:“小妹,你爸爸回来了!” 只见一位黑瘦汉子推开院子的腰门走进来,衣衫褴褛,身背破包袱,拄着一根树枝,走路摇摇晃晃的,只有架在鼻梁上的那副眼镜,与相片上的爸爸是一样的。我怔怔地望着,爸爸见到我,立即卸掉身上的破烂家什,将我紧紧搂在怀里,亲着我的脸蛋。这是自我懂事后,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慈爱。
父亲回家后,在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工作,除了做饭干家务,便在家里看书、写字。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他每天用毛笔至少抄写一幅毛泽东诗词。写完,就将字幅挂在壁橱的门上。不久,家里所有的壁橱门、墙壁上都挂满了。他常常对着字幅或手中的古书吟诵,摇头晃脑,抑扬顿挫。父亲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几经周折,后来去中学当了英语代课教师,直到“文革”开始。父亲肚子里有讲不完的历史故事,就像一部丰富的词典。
摘自《杨树浦文艺》2019年第四期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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