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家有一张小长桌，晚上当床睡，白天就当乒乓桌。与大哥二哥同龄的小伙伴，课余作业做完了，就常来我家打乒乓球。十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去南昌看望外祖父母，行前蒸了一大锅馒头留在家里，关照大哥带好弟妹，做好作业和家务。结果，等母亲前脚刚走，大哥二哥就呼朋唤友，来家里打乒乓球。新陆村的木结构房子隔音不好，乒乒乓乓，跑步跺脚，闹得楼下阿姨不得不朝着楼上提“抗议”。这张长桌，直到1986年我们家搬离新陆村时，才拆成了木料。 记得新陆村的日式公寓楼梯前有一道屏风，我们家的屏风后靠墙竖着一床“榻榻米”，“榻榻米”背后敲了一枚大铁钉，钉上挂着门钥匙。我姐就在隔壁27号新陆村民办小学上学，有一次，忘了带什么东西，就让同学上我们家取了钥匙上楼。这个挂钥匙的地方，成了附近几家邻居的一个公开秘密。 母亲对我们管束很严，我们平时很少下楼，尤其是母亲在家的时候。于是，隔壁29号楼上徐妹妹（杨善解），就成了我们姐妹最亲近的小伙伴。我们时常会拉开窗户，把头伸出窗外说话，也时常会扑在北面的后花台聊天。有一次，徐妹妹叫我们到后花台，看她新买的一架“凤凰琴”（3元钱），并一边右手拨弦，左手按键弹给我们听。听着那悠扬悦耳的琴声，令我俩羡慕得不得了！就对徐妹妹说：让我们也弹一下吧？徐妹妹当即答应。于是，我俩就翻过自家后花台的栏杆，爬到她家的后花台，进了她家。为了感谢徐妹妹的友情，我俩就帮她扫地、擦灰。这一天，玩得比过年还开心。 困苦的生活中，却也不失快乐。 1962年，我上小学二年级了。有一天，我正在楼下卫生间洗衣服，突然楼下阿姨（胡师母）大声叫我：“小妹，你爸爸回来了！” 只见一位黑瘦汉子推开院子的腰门走进来，衣衫褴褛，身背破包袱，拄着一根树枝，走路摇摇晃晃的，只有架在鼻梁上的那副眼镜，与相片上的爸爸是一样的。我怔怔地望着，爸爸见到我，立即卸掉身上的破烂家什，将我紧紧搂在怀里，亲着我的脸蛋。这是自我懂事后，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慈爱。 父亲回家后，在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工作，除了做饭干家务，便在家里看书、写字。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他每天用毛笔至少抄写一幅毛泽东诗词。写完，就将字幅挂在壁橱的门上。不久，家里所有的壁橱门、墙壁上都挂满了。他常常对着字幅或手中的古书吟诵，摇头晃脑，抑扬顿挫。父亲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几经周折，后来去中学当了英语代课教师，直到“文革”开始。父亲肚子里有讲不完的历史故事，就像一部丰富的词典。 摘自《杨树浦文艺》2019年第四期 (责任编辑：晓歌) |
